作者 杜桂芳

一

“文革”期间，社会动荡，形势混乱。我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只能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一天中午，父亲下班回家，脸色不太好看。饭后，父亲严肃地对我和弟弟说：“上午开家长动员会，让你们这批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马上报名，你们两个选择吧，只能下去一个。”

“为啥不能都下去呢？”我疑惑地问道。“你忘了咱们是农转非家庭，你才回城不久，如今再下乡恐怕抽调不回来，留在农村怎么办？”我和弟弟面面相觑，我随后开口问道：“如果弟弟下乡回不来怎么办？”父亲说：“他是个男孩子可以多吃苦。这年头像咱们家这种情况，能抽回一个也很难呀！”

我们家九口人，母亲又没有工作，全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我必须下乡，起码能够减轻家里的负担，就是抽调不回来也要赌一把。我悄然从家里偷出了户口本，去旗知青办报了名。

二

1973年5月17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我插队落户去了固尔班布拉格公社吉丰大队营子村。从此，把我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我是与吴玉芳、赵登科三个同学一块儿下乡当知青的。

固尔班布拉格公社位于察右前旗最偏远的西部地区，这里地形高，气候偏冷，出门就是山，人们俗称西山。这个地方的土地全在山坡上，施肥、种地，收割全靠人工和牲畜。贫瘠的土地大多数种植莜麦和土豆，农民生活水平也很低，国家把这儿定为三老区。

因为吴玉芳的父亲是旗计委主任，所以我俩享受了吉普车送行的待遇。一见面公社书记和主任都和吴玉芳父亲握手打招呼，可见他们非常熟悉。公社书记派一名年青干部把我俩从山沟小路送到营子村。村长张富贵把我们带到住所。他开口说道，这四间房子是六九年专门给天津知青盖的。一共来了八名知青，当时住的满满的。近几年有门路的招工走了，还有的返城了。西边那间还住着男知青王作义，他成分高，父亲受批斗，所以没回城。第三间房子还有一名女知青陈振华，也没有选调回去。

因为村里没有像样的路，汽车绕行了好大一圈，才把行李物品送了过来。中午两名天津知青灰头土脸地从地里干活儿回来，他们和我们打过了招呼，就各自走进屋子做饭去了。

知青房子前边就是原老旗长赵善壁的住处，一排整齐的房子、院里有一棵茂盛的大榆树。这家人虽然父亲是高干，但是从大人到孩子们都很朴实，和村里人相处的非常融洽。西边邻居有一对老人，我们很少见到他们。东边住着一家姓王的村民，王大爷和大娘对我们都很好。他们家的两个大孩子年龄和我们相仿，有时间就过来和我们聊天。我们挑水就用他们家的水桶，沿着村边那条下坡小路来到水井旁。井口实在太大，水面倒也不太深，我们站在井沿上边看着都害怕。只能用小桶一点一点地把水打上来，再倒进大水桶里。

吴玉芳家里就她一个女孩，父母偏爱她，她胆子小，又没力气，根本不敢站在井沿上，更不敢用小桶从井里往上打水，打水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俩个头小，力气也小，挑水上坡前面的水桶总是和地面相碰，水哗哗地溅了出来。回到家里成了半桶水，裤子和鞋子都湿了。因此，我们只能节约用水。吃粮也是个大问题，刚下去的前两年是从家里带口粮到乡下去。带一次也就能吃一个多月。我俩从村里出发步行走二十多里的山路，才能到达呼——集线的三义火车站。车站没有站台，没有站房，没有售票房，更没有休息室，只能上车补票，坐上绿皮火车行驶两个多小时，才能回到土贵乌拉车站。

取一次粮食非常辛苦，15斤左右的粮食用黄书包背在肩上，手里还得提其它零碎的用品，沿着山路走走歇歇，越走越觉得沉重。每当坐下休息我俩头晕脑涨，汗水迷糊了双眼。三个多小时的步行路，不但把两肩压肿了，脚上也磨起了血泡。

三

正式参加劳动不久，生产队长就把我和吴玉芳安排了铁姑娘战斗队。妇女队长张改兰带领着十来个村姑娘，看似一帮姑娘，除了田间农活儿，生产队哪儿忙，她们的身影便就出现在那里。春天起羊圈、刨牛粪，夏天挑水浇地。两个姑娘还要掏厕所，担大粪去给菜园施肥。秋天还要到山坡地里背庄稼，冬天还要参加农业学大寨突击队，垒土堰，抬大筐、小车推土，一年四季都闲不住。团此，得名为“铁姑艰战斗队”。

每天女队长让铁姑娘成员到我们知青点集合，然后分配工作。姑娘们经常把家里稀罕食物拿来分享，比如油炸糕、玉米棒、山药鱼等等。妇女队长总是把苦轻的活儿分配给我和吴玉芳，我俩也竭尽全力地把活儿干好干完。

我们刚来那会儿，生产队长派马车从就近的小煤窑拉来了一车木炭。说起木炭真让人哭笑不得，一车灰黄色的煤，有块有片，带着水分，只能在院子里晒干、然后收拾回来烧。这种煤我从来没见过，起初连火也点不着。吴玉芳经常背着我抹眼泪，当我蹲下身子往灶口里一看，火都快灭了，吃夹生饭是常有的事情。

十月中旬，田地里的庄稼都拉回了场面。天气也冷了，那一车木炭也快烧完了。我们住的房子更冷了，我和吴玉芳就和生产队长请假回前旗了。

第二年春天，天气刚暖和，我俩又回到了村里。我们走进院子，第一眼就看到了两位天津知青都回来了。我们大吃一惊，他们去年冬天没回大津呀？还是又早早来了呢？真够吃苦的。我站在知青陈振华家门口和她打招呼，她面常笑容告诉我，他们早来晚回己经六年了，如果再不表现积极，就不可能获得推荐回城的机会，以后就更不可能回去啦！我呆滞地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我俩从邻居王大爷的屋里把行李物品搬回来，整理好，又开始了第二年的知青生活。

四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公社通知吴玉芳去中心校教书，担任社办教师。当时我俩都很激动，吴玉芳高兴得都快跳起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吴玉芳就要去学校报到，我帮她把行李物品搬到学校的宿舍里，独自返回的路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一进空荡荡的房子，土炕上只剩下我自己的一卷行李，我再也忍受不住，失声痛哭。我哭得特别伤心，一块儿下来两个女的，人家去了学校，我还得继续"挖二拢"，啥时候才是个头呢？一系列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俩就从此分开了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命运竟然如此不同。

当晚我一个人住在房子里，才真正体会到了天津知青六年来是多么的孤独和无奈。她们从天津大城市来到了内蒙古荒漠，吃了多少苦，受多大的罪，下了多大的决心啊！

第二天当初升的太阳露出了笑脸之际，我的心仿佛不在恍惚。天津知青的榜样和力量促使我继续住下去的决心。我便找了村里的银梅姑娘请求她晚上与我做伴。银梅姑娘头上留着两条齐腰的大辫子，劳动的时候总戴一顶黄色帽子，把大辫子装在里面。圆圆的脸上总带着笑客，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脸上两个小酒窝衬托出她的青春美丽，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

银梅家位于我们知青房屋的前排，和赵善壁旗长是邻居。“文革”期间，银梅的父亲为了保护赵善壁旗长，曾多次被旗里的“文革”造反派逼供和批斗。老人家始终保护着赵旗长，后来给定的罪是“保皇派”。银梅母亲很慈祥，心地也善良，一家人都很同情我。

银梅姑娘把行李物品搬来和我一起住。这个可亲可爱的姑娘，帮我挑水做饭，哪怕是中午休息也和我一起。我俩无话不说。她和我聊“文革”期间村里的事情，还聊天津知青的事情。当我想家了，有点儿不高兴了，她便逗我开心。那时的粮食比较短缺，我带的粮食不多了，她就从家里给我拿来莜面和土豆。那年端午节，我就是在银梅家过的。头一天晚上银梅告诉我：“明天中午来我们家吃饭，我妈炖鸡肉招待你。”我激动地说：“我去你们过节就很好啦！不能杀鸡，还指望鸡下蛋换钱呢？"银梅直言快语地说道：“鸡已经杀了，明天社员都去锄助地，没时间干太多的家务会儿！"

中午收工后，我就和银梅回到了她家里，一股炖鸡的香味扑鼻而来，脆生生的黄色油炸糕已经出锅。原来她妈今天早点儿赶回来做饭，才使全家人享受到了如此香甜的饭菜。一家人的热情，至今记忆犹新。

有了这位姑娘的陪伴和她家人的关心和帮助，我不再觉得孤独，有时还不想回家呢？在我生活的困境能遇到这家人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直到如今，每年过端午节，往事就会浮现在我眼前，我便不由自主地与家人讲上一遍。

不开心的事也是经常有的，我最害怕的就是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外面不下了，家里还在滴滴溚溚地下。多年的土木结构老房子，房顶的泥土被雨冲刷，恐怕墙倒屋塌。白天下雨，我就把行李放在墙角去银梅家避雨，如果晚上下雨，躲也没处躲，只能坐在墙角流眼泪，盼望天晴了就能回家。那时毕竟年轻，太阳上来之后，就把一切都丢在脑后了。后来，生产队派人给我们抹了房顶，下雨才好点儿。

五

当时农村正值大集体时期，村村有队房。队房也是全村人开会、学习、认领劳动任务的地方。村里的队房，库房、饲养院都盖在一块儿，与村子隔着一条沟，去对面的一条路还是社员们自己修的。

那年春天，民兵队长和妇女队长从公社领回乐任务，上级要求村村要在队房办专栏，有条件的还要组织文艺队，排练节目，在“七一”党的生日这一天，全公社要进行文艺汇演。

民兵队长和铁姑娘队长便利用休息时间带领青年们粉刷队房的墙壁，又请木匠做了几条简易的长凳。我和两个年青在墙上布置了两个专栏，一个是批判专栏，批判稿多数是从报纸上抄写的，只是走形式而已。表扬栏目经常更换，内容大多都是劳动竞赛的人和事。

排练节目我是组织者，因为我在上学时期参加过文艺宣传队。三个节目都是我编写的，一个小品是我和赵三喜（赵旗长三女儿）、邻居王云子三个人表演的。二人台由我和赵三喜演，一个三句半是四个男青年演的。采扎根与另外三个青年拉二胡、吹笛子给我们伴奏。时间是晚饭后，地点就在队房里边。

当夜幕降临之际，队房里挤满了人，唱歌声、乐器声、看热闹的欢笑声，不时从这间不起眼的土房子里边传出来，打破了山村寂静的夜晚。每晚十二点以后，人们才逐渐散去。公社“七一”文艺汇演，我和赵三喜的二人台被选中，还得过奖。

六

这一年我还参加了各种农活劳动，春天跟犁点山药籽，拉小毛驴打碌轴。赶毛驴拉水车等农活儿活儿，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次，我先从饲养院把毛驴牵出来，然后把驴拉到村外菜园地旁边的水井口，再把毛驴套在水车上。我呼喊一声，毛驴就停地围着水车转，水车的链子上带着好多红色的胶皮圆片，通过这些胶皮圆片把井里的水带上来，流进水渠浇灌菜地里的蔬菜。这活儿一点都不累，只要敢牵毛驴就行。时间长了，我还敢爬在驴背上让它驮着走呢？

时间不知不觉中到了寒露的季节，天气渐渐转冷，这年我没有早点儿回家，因为有银梅陪着不感到寂寞，再说我和村里的人都惯熟了，每天说说笑笑，特别开心。

秋收的场面堆起就像小山头一样高的从地里运回的庄稼，要在上冻之前用脱粒机把粮食全部脱出来。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到场面干活。柴油机带动着脱粒机昼夜不停地转动，看机器的师傅们分班轮流作业，干农活的人们也分三班轮流进行。队长为了照顾我和陈振华两位女知青，便不安排后半夜的劳动了，这让我俩十分感动。

脱谷机和柴油机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机口像一张大嘴的狮子，不停地把莜麦穗吞进肚子里，又从脱谷机的前口呼呼地喷出来。喷出的都是脱碎了的秸杆、莜麦毛和大量的土屑，莜麦颗粒从旁边的一个小口子里流了出来。工作台上往“大嘴”里添莜麦穗的两个社员不停地忙乎着，他们戴着口罩，用毛巾把头和膀子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看上去就像一个土人。这两个人干得是最累的活儿，必须由强壮男劳动力才能胜任这项工作。从机口喷出的秸杆要很快推开，然后一节一节地推到场面边的大堆上。

推最后一节才由我们两个女知青完成。我们也戴着口罩，用围巾把头和脖子包起来，但莜麦毛毛还会钻进脖子，又蹿到身上，痒痒得不得了。累了就一屁股坐在草堆上用草掩埋起来休息，恐怕被别人看见。

每天脱谷回家，我还得背一捆秸杆烧火做饭。当时就连土煤都没有了，不烧柴火烧什么？每当回到家里对着镜子看到自已成了一个土人，先洗干净了再做饭，如果没有水还得拖着疲惫的身子下沟里挑水。那些天银梅不和我在一个组干活儿，她也很少能帮上我的忙。烧秸杆做饭我不会把握火候，柴火放多了冒烟多，放少了火苗不旺又做不熟饭，如果风向不对满家都是烟，呛得眼睛流泪还咳嗽。

十月底的天气挺冷，家里出气都能看得见。做饭玻璃上边直流水，第二天早晨结冰渣儿。晚上全凭暖炕勉强取暖睡觉。外面冷得都快伸不出手了，因为我没带棉衣，只好回家。

当时正好赶上村里的马车去前旗交公粮，我就搭乘交公粮的马车回家。车上装了满满一车用麻袋装好的粮食，我坐上去摇摇晃晃非常害怕，赶车的大叔不时提醒我抓好绳子小心掉下来。起初我连冻带吓直哆嗦，马车从西山下来，我紧张害怕的心才慢慢放松了些。

马车走了三个多小时，在荒芜人烟之地老远看到了前旗糖厂的大烟囱，好象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我终于回来了！下了马车我的两条腿都不会走路了，活动了好一会儿才往家里走。尽管受了这么大的罪，但心情还是无比高兴和激动。

七

过了几天，天津知青陈振华看见我从家回来了，他也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家。一九七五年全国取缔了高考，实行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制度。我的同学吴玉芳被推荐去包头医学院上大学了。推荐也是有名额的，我离那个名额还是遥不可及，只有耐心等待。农村学校缺一名教师，便把我从村里调回中心学校当了社办教师。

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教书育人的这条道路。固尔班中心学校和固尔班子公社是相邻的两个单位。校园内有七栋房子，六栋土木结构的房子是教室和宿舍，一栋砖瓦结构房子是办公室。操场设在校门外面，场内有一处篮球场地。学校所有的体育课、课间操、课外活动，以及每年“六一”儿童节等活动，都在这个操场上举行。公社组织各大队及单位的篮球比赛也在这个操场进行。

学校的初中生都是从各大队来的，大多数都是住校生。初中代课老师也是从各大队挑选的文化相对较高的教师，他们也住在学校。学校设有食堂，专门雇了一名炊事员。全校教职工大约二十多人，我能到学校教书已经很知足了，起码不用自己挑水和做饭了，也不用费尽周折从家里坐火车带口粮，更不用下地里劳动了。天津知青陈振华很羡慕我去了学校，她仍然留在村里劳动 并且已达七年之久。

学校教导主任分配我教小学四年级语文和数学还担任班主任。农村的孩了们很看重我这个从城里来的知青老师，很快就和我熟悉了。教书可能也是我的天性吧，也许我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在教学中我很快进入了角色。进校一个月来，从备课到讲课，再到学生的辅导，哪样都不差。老教导主任蔡陆听了我的讲课直竖大姆指。因为我住较，有足够的休息时间，还对个别成绩差的住校生一对一进行辅导。虽然那些年代文化课不要成绩，但我总想让孩们把所学的知识掌握好，将来一定有用处。

功夫不负有心人，家长和校领导对我的认可，促使我继续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那些年学校不硬抓成绩，但各种活动太多了。教师们每天早晚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集体学习，一个人读报或杂志上的文章，所有老师认真听。还得写心得体会，针对当前形势写各种挑判稿。

杨老师和邢老师虽然都是公立教师，就因为他们成分高（地主），经常对他们进行批评。本来就是一些人人容易犯的小错误，放在他们身上那就不一样了，晨会上一次又一次的批评，有时还要无限上纲上线进行批判，让他们自我检讨。老师们针对他俩写批判稿，在大会小会上批判他们，然后张贴在批判栏里，搞得这两位老师情绪十分低落。

后来学校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开批判会、写批判稿、出墙报、出黑板报等等事宜。我又承担起了学校出墙报和黑板报的任务。因为我住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黑板报从报头到内容我都能拿下，还能简单绘画报头和图案。用毛笔抄写内容由韩老师完成，只因为人家的字写得好。

学校要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校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教音乐的高成宝老师。节目都是自编自演，排练节目利用休息时间来完成，我和高老师还带领宣传队孩子们去就近大队的学校演出，同时还参加了公社组织的文艺节目汇演。我深知在学校这个大舞台上，趁着自己年轻，只有发挥各方面的才能，锻炼成长，才能让自己更优秀。我在学校所做的每一项工作，公社领导干部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公社武装部长朱斌文交给我一个任务，组织公社干部学唱红歌。朱部长组织，我来教唱，时间在学生放学以后。晚饭后我开了教室的门，学唱歌的公社干部们陆续到来，我不但教会了《赤脚医生向阳花》《公社是棵长青藤》《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同时还丰富了干部职工们的业余生活。

后来，公社组织大型活动就让我去参加。文艺汇演、篮球比赛我都要去公社帮忙或者做准备工作。批判大会让我去当主持人，带领群众喊口号，我都认真执行。批判会主席台上坐着公社的主要领导干部和发言人，台下站着一排被批斗管制的“犯罪分子”（当时的叫法）。每人脖子上戴一个大纸牌，上面用毛笔写着每个人的名字和犯罪名称。他们都低着头、弯着腰，不时还有挎着步枪的民兵推搡他们。会议安排我站在主席台的一边，只要有人念完批判稿就让我领着大伙喊口号。大多数内容都是“打倒孔老二和复辟分子等口号和站在台下戴纸牌人的名字。这样的挑判会经常开，我没有多大的能力，但干啥工作都要尽心尽力。

八

1976年10月，我从学校抽调到了公社培养青年干部，当时叫“理论骨干”。调回公社的五个人中间，就有我和集宁下乡的两名女知青，其他两名是当地的返乡青年。调回公社学习和培训，同时也参加公社的各种会议，有时公社书记或主任下乡就把我们带上去熟悉农村工作。培训了一个月，就把我们五个人分配到了各大队，由其它公社下乡干部带着我们进驻大队工作。

我和陈改素（集宁知青）被分配到西山最边远的民生大队。大队书记杨茂生说话直率，办事利落。民生大队领导班子团结，工作也很得力，粮食产量较高，社员分红相应也高，当时这里是全公社的先进大队。

我俩带着行李物品来到了民生大队，住在大队药房的外屋。房子很小，一个不大的土炕只能住下两人，土炕前盘着一个泥制的土炉。隔壁的高大爷怕我们着凉，每天给我们生火。地上靠墙处放有一个卷柜，用来给我们放衣服和日用品。

我俩早晚在大队食堂吃饭，中午下乡就吃派饭，派饭就是到农家吃饭。对于农村工作，我们还是不熟悉，只是跟着几个下派干部到处走走，听取他们怎样来解决问题。

秋收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又跟着下派干部回到了公社，先是总结汇报工作，然后学习、讨论。对于我俩来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因此很少发言，感觉这工作真是枯燥无味。

九-

第二年春天，我们又回到民生大队，配合大队妇联做计划生育工作。入户动员妇女做结扎手术和放节育环。那些年这项工作是重中之重，每天挨家挨户做思想动员工作，讲政策、搞落实，实在不服从就用惩罚手段。那年正赶上公社盖房子，用的椽檩都是刚砍下的大树，需要剥掉树皮才能用。这个剥树皮的活儿就交给不做手术的妇女去干。干活是不给工分的，通过剥树皮让她们反省、改造思想，直到同意做结扎手术。当时人们编了句顺口流：“谁要不割肚，就去剥树”！多数妇女干不了几天活儿，就把手术做了。

白土湾生产队一家姓邓的为了生儿子，生了第三胎，结果的惩罚没收家里的全部财产，一台半新旧缝纫机最值钱的家底也被没收了。生下孩子不给上户口，也不给孩子分口粮，当时农民们称这种孩子叫“黑人”。虽然受到多方面的制裁，人家却很开心，认为只有生了儿子，才是最大的本钱。如今，国家鼓励生二胎，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小麦快要成熟的时候，其它庄稼也在茁壮成长，大队干部全部出动，配合生产队长去各村地里评估产量。我便与陈改素一同前往，评估产量走遍村里的每一块土地，在地头看着庄稼的长势，然后估计每亩能打多少粮食。我俩什么也不懂，相当于山地旅游。望着满山遍野的花草，心情特别舒畅。休息时我俩就唱起了民歌，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每一首曲子都耳熟能详。走到哪个生产队，中午就在社员家吃派饭，朴实的村民们总是把家里最好的做给我们吃。十来天的评产工作，我们走遍了民生大队的每一个地方。

十

1977年国家虽然恢复高考的制度。担对于我这个下乡五年的知青，严重偏科，我的数学和语还可以，但其他几门功课不太好。父亲又没有一点儿办法把我抽调回城，虽然我属于公社人员，但我不是国家干部。找工作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就向公社书记请示返回学校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

1977年9月份，我又一次返回学校。这年学校的变化很大，老一点儿的公立教师调走了，先后调进了六名社办教师，两名是前旗刚下乡来的女知青教师，四名是高中刚毕业返乡青年男教师，他们代初中课，郇小云和胡瑞芳代小学课，我代了初二数学以及班主任。这次返回学校，我们三名女知青住在一起。我比她俩大几岁，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生活习惯。我们有时候去公社食堂吃饭，更多的时候自己做。这些年从前旗至固尔班的公共汽车通行，带口粮也方便多了。

我们发现营子村菜园地里的圆白菜、豆角、胡萝卜近在咫尺。我和郇小云拎起大提包，去菜地里偷菜。胡萝卜根太深，怎么也拔不起来，就用脚踢圆白菜，摘豆角，拔大葱。把这些菜放进提包里刚要走，天津知青陈振华走了过来，也想弄点菜回去做饭。两年没见了，只见她满脸沧桑，早已失去了美丽青春的模样，如果不言语与当地妇女没区别。

我和她谈起恢复高考的事情。她唉声叹气地说：“八年了，没有动过书本，高考不可能了，再等等看吧！”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里一阵酸楚，好可怜、好孤独的天津人啊！

我们从家带了煤油炉，我和胡瑞芳趁中午没人去找大队的保管员，和他要胡麻油。他很同情我们，每次都会给打满满一瓶，我们藏起来带回宿舍，从学校食堂打回莜面块垒再用胡麻油炒，扑鼻的油香味满家都是，吃起来别提多香了。

学校的校田种植着黄豆凉晒到小库房顶上，老王老师一边收拾库房，一边看着房顶上的黄豆。我们三个人商量好了，我就站在库房门口和王老师聊天，郇小云、胡瑞芳踩着凳子从小房顶上偷黄豆。王老师光顾与我说话了，一点儿都没想到我们三个人共同"做案"！晚上趁着没人我们烧黄豆吃，除了夸奖黄豆的香甜，还讽刺人家王老师是个"二捂眼"，大白天就在眼皮底下也看不见。如今每当聚在一块儿谈起往事都特别感慨，那时缺食少穿，如今啥都没味。

十一

很快就进入高考期，我们三个知青郇小云辞去社办教师，回前旗高考补习班补习去了。我和胡瑞芳在学校一边教学一边自学，准备参加考试。我俩根据自身条件和文化程度准备参加考中专。四位返乡男考生、两名参加大学招生，两名准备考中专。

返乡教师韩效中，刚从煤窑中学高中毕业，代初三的物理、化学课，数学也相当不错，他要参大学考试。我和胡瑞芳看好了他的学习成绩和为人热情，就提出了让他给我们辅导数学的要求。开始他有些犹豫，本来人家也要参加高考还得给学生上课，还承担学校的刻印工作，已经很忙了。后来还是答应下来了，每天下午放学，韩老师就到宿舍给我们辅导，有时晚饭和我们一起吃。我们从家带了炒面、炒酱，或者去公社食堂打回莜面块垒用油炒了一块儿吃。

他家住西方村，离学校三四里地，每晚我们复习到十来点，我们三人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我俩把他送到村口，然后再返回学校。一连两个月他对我们从来没有厌烦过，像他这样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反而一心为别人付出的人少之又少，至今我都对他怀有感恩之心。

大学考场设在前旗，中专考场设在三号地公社中心学校。临考前我们一同回到前旗，高考结束以后，我们从韩老师的精神状态和表情就能判断出他考得不错。这个热心肠的人又送我俩去参加中专考试，我们从土贵乌拉坐火车，在苏集站下车，步行十几里地到了考场。他千叮咛万嘱咐，生怕我俩考不好，然后自己回到了固尔班。韩老师对我的热情付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同时也给我的思想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十二

暑假很快就过去了，当开学返回学校，录取分数线陆续下来了，七名参加考试的只有我和胡瑞芳没上分数线。这是真的吗？失望的心情只能用眼泪表达，我们回到宿舍放声大哭，整整哭了一下午。晚上我仔细反省了一番，我代初二数学，韩老师又给辅导数学，问题偏偏出在这里。当考试发下数学卷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好像什么也没学过，啥也答不出来，最后还在数学上丢了分。

失望和痛苦使我好长时间都走不出来，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把握住，辜负了家人和韩老师对我的期望，全校老师也为我没考上惋惜。我只能安慰自己，“可能是命运捉弄人吧，越是企盼越是很难得到！”

眼看着一张张通知书发下来，一个个老师离开了学校，我们三个知青郇小云考上了中专（师范），胡端芳父亲给她在副食品公司找到了工作，也回前旗去了。面对眼前残酷的事实，我这个下乡六年的知青何去何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继读留在学校参加明年的高考？还是回前旗找份临时工？能有转正的机会呀？父亲能帮我找一条出路吗？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留下来，等待明年再高考。

学校又招来了几个社办教师，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这次天津知青陈振华也抽调来当社办教师，不如意的是让她去偏僻的一个小山村，并且只有她一个教师的学校。开学区全体教师大会，我又见到了她，她面带笑容握着我的手说：“我总算看到一点点的希望，那里虽然地方偏僻，但不用下地劳动了，我们再耐心地等待吧！”

我俩一边交流一边互相鼓励。这个下乡十年的老知青能够等到希望大门为她敞开吗？她能回到日想夜盼亲人、父母的身边吗？我没想到命运竟然如此捉弄人，第二年的考试规定，按我的年龄和学历不能参加中专考试，我只能报考大专。是报还是不报，去年就连中专都没考上，如今考大专一点把握都没有。我的心里七上八下，心情又一次落到低谷。

十三

此时，公社书记郇珍找我谈话。郇书记旧是知青郇小云的爸爸，平时经常和我们三个知情开玩笑。郇书记首先逗着我说：“小杜，你愁得找不上对象，就在当地找个羊倌吧，能吃上羊肉，还能穿上毛衣。现在没有招工也帮不了你的忙，愁也没办法？”

顿时，我那委屈而无奈的泪水止不住哗哗地流。郇书记又严肃地对我说：“根据你几年来下乡积极要求进步的表现，公社党委会一致同意你加入中国***。”瞬问我由痛变喜，高兴激动的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

在郇书记的引导和鼓励下，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报考了大专。这次我又落榜。弟弟去年被山西财经学院录取了。父亲看着和我一同下乡的同学们基本全回来安排工作了，就硬着老脸东奔西跑，旗革委会、知青办、教育局，就连一个社办教师转成亦农亦教的指标，也没有跑下来。

父亲只怪自己没本事，回到家里借酒消愁，搞得一家人心情都不好。那些年没门路真是靠天天高，靠地地厚。我再也忍受不了社会的不公平，下决心自己解决问题。我一次又一次地找旗教育局，把我下乡七年的经历讲给领导们听，教育局终于给我把社办教师转成亦农亦教，调回了前旗二中。

十四

1979年12月，教育局有了教师转正指标，面向下乡多年的知青和三老区的社办教师。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眼看我们学校家属院两个下乡知青转正都定下来了，我仔细琢磨，他们两个下乡年限没我长，为啥就没我呢？我就去找到教育局长问起转正的事情，他回答我“一个是因为她父亲是二小校长，另一个是教育局炊事员的儿子，你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能和他们比吗？能轮到你转正吗？”

没想到这种话竟然能从一个教育局长嘴里说出来，真是赤裸裸地不讲理和欺人太甚。我和他对质了几句，才从他话中和现实中体会到了父亲的无奈。一气之下，我找了旗里分管教育的领导，找了知青办。二中的梁风岐也为我的转正抱打不平，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介绍了我下乡的年限和经历，专门为我转正给教育局写了材料，要求部分领导给予答复。几经周折，教育局长又把我叫了去，很严厉地对我说：“给你占用三老区转正指标，去老圈沟教书，三年不准调回前旗，你去吗？”

七年啦！如果放弃这次转正，还能有机会吗？我坚定地说：“只要是转正，天边我也去！”就这样，1979年底我转为国家正式教师，分配到老圈沟学区宿泥梁四人班小学。就这样我形式上结束了下乡七年的生涯，走上了比固尔班还要艰苦的三老区。

当我回到固尔班公社办理户口手读时，巧遇天津知青陈振华也回公社办手续来了，她高兴地告诉我，她有了招工指标，要去老圈沟公社供销社上班，并且在郑家梁找了个当地的对象，已经成家了。我好奇地问道：“你不打算回天津了？”她说：“再熬头发都白了，听天由命吧！”

十五

这些事虽然过去四十多年，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下乡多年吃过的苦受过的磨难，也锻炼了我的意志，提高了我的思想觉悟。在今后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中，我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教学能手、优秀党员，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人才。

2020年8月18日，固尔班西方村和营子村在外地工作的男女三十多人回到家乡团聚，邀请了我们三名知青（我和胡瑞芳、郇小云）这是多么荣幸的事情！我又回到第二故乡，看到山水草木都是那么的亲切。当时写下了我的回乡感言：别后四十年的故乡，我终于回来了！汽车从村东向村西行驶，一色白墙红瓦的房子，平整的水泥路。啊！这还是我曾经生活过七年的营子村吗？

到了村中央车子停了下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颗大榆树。太熟悉了，只因为我们知青住的房子就对着这棵大榆树，也对着这家人，这颗一百二十年的大树象征着村民的兴旺发达。

人们常说，要在老家留套房子，老了可以回家住住，感觉回到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个根据地凝聚了固尔班一代人的团结，也体现了这村民纯真、善良、热情、好客。大家说啊！笑啊！唱啊！互相敬酒倾诉着几十年前的往事。

村后的小山上新筑的脑包很有气派，站在这儿能够看到家乡的全貌。变了，好美！脑包前留下了我们美好的合影。我愿意天天看看那一张张可亲可爱的笑脸，我会永远记住这是我第二故乡的亲人们，他们没有把我们几个知青忘记，而我们把一生中最年轻、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这里——固尔班布拉格！

(文中照片网上下载，如有不当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