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长青;王意乐:奇特神秘的“南方青铜王国”

大洋洲出土方鼎

1989年9月,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镇程家村,临近赣江东岸一个俗称“三把半伞”的沙丘下,在长约8.22米,宽约3.60米,面积约30平方米范围内,出土商代青铜、陶瓷、玉器等文物1374件,其中,青铜器475件,分礼器、乐器、工具、兵器、生活用具和其他六类30多种器型。

在黄沙遍布的发掘现场,一件件青铜重器有规律地整齐排列:大型礼乐器鼎、鬲、罍、铙等呈东西向直线排列;中型的鼎、鬲、壶、盘、卣和双面神人头像以及犁铧、锸等生活、生产工具,放置东南角;西南侧及南部一隅,放置甗和钺、戈、矛等兵器;造型小巧的礼器和铲、锥、刀之类的工具,分两堆叠放于西侧二层台上。在中央核心区域,精美玉饰件、精致青铜器、细小玉串饰集中分布,造型奇特、纹饰绮丽的带銎钺和乌黑透亮的直内戈及曲内戈也被放置这里。陶器集中放置在东侧的二层台上。大型青铜器被有意识损毁,青铜大刀、戈、矛等兵器和玉戈等悉数被折断成三截,小型青铜兵器和工具大都完整无损。各类器物层层叠叠,出土时多数青铜器用织物严实包裹,这些包裹织物多为蚕丝平纹绢,

种种迹象显示,3000多年前,这里经历过一场盛大葬礼。在一个遗迹单位内,一次出土如此数量众多的青铜器,而且品种繁多,工艺精美,器型奇特、纹饰神秘华丽,在南方地区仅有,全国也是罕见,是商代青铜器的最重要发现之一,一时引起世界性轰动。因而专家们誉称“南方青铜王国”。

新干中堎水库出土青铜鼎


新干大洋洲青铜器属大型商代墓葬,或许有王陵性质。代表显赫地位的青铜礼乐重器多达52件,这些青铜器具体年代早晚跨度较大,早期的具有郑州二里岗期青铜器特点,晚期约相当于安阳殷墟早中期,间隔数百年,但是大部分器物具有殷墟早中期特征。北京大学对墓葬出土青铜器的烟炱进行C-14测年,绝对年代为距今3360±160年。

历史上,江西出土过多批次商代青铜器,青铜礼器、兵器多集中出土于赣江中游的清江盆地樟树市(原清江县)、新干县一带,是江西史前文明最发达的区域,著名的樊城堆遗址、筑卫城遗址、拾年山遗址均属于江西史前文化的重要标尺。1973年,樟树吴城正圹山出土一件青铜斝,敞口、中腰微束,腹部略鼓,平底,角足中空稍向外撇,口沿上立两个菌纽式柱,上饰圆涡纹,颈腹外附一扁平形鋬,器身饰有圆圈纹、云雷纹和目纹。这是江西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造型与中原地区同类器基本相同,但纹饰具有地方特色。根据伴出的陶器分析,年代应为吴城二期,相当于殷墟早期。1976年,吴城遗址发现两件直内戈和一件柳叶形矛3件商代青铜兵器。

1975年,樟树市横塘出土的2件扁足圆鼎,立耳上分别有立虎和立鸟,与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相似。这种装饰的青铜器只在江西地区出土,极具本地特色。1976年和1977年,新干县大洋洲中堎水库墓葬中出土一批青铜器,计有铜鼎、鐏1、以及爵、甗等,时代接近商代中期,青铜鼎具有典型商文化风格。

新干中堎水库出土青铜鼎

大洋洲青铜器与中堎水库青铜器地点,相距约3千米,应该与临近的新干牛头城遗址有密切的关系,同样,正圹山青铜器与横塘青铜器则分布在樟树市吴城遗址周边,显然与吴城遗址相关联。

吴城遗址位于赣江中游清江盆地樟树市境内,赣江西侧,连绵丘陵地带。自1973年发现后,进行过十次考古发掘。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地区第一个发现的年代明确的青铜文化遗址,号称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学说,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对商代文明认识的新篇章。

牛头城遗址位于赣江中游清江盆地新干县境内,赣江东侧,与吴城遗址一江之隔,直线距离28千米。遗址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因平面形状酷似牛头而得名。

牛头城遗址与吴城遗址相距28千米,同为清江盆地内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商代遗址。巨大的城址、高耸的城墙、清晰的功能分区以及大型建筑基址和高等级青铜器的出土,展现了区域内核心遗址的基本格局,两个遗址都是商代方国都邑所在地,与大洋洲商墓共同构成了“南方青铜王国”的主体框架。


从以清江盆地为核心的大洋洲商墓、吴城遗址、牛头城遗址出土青铜器造型特点、装饰风格等分析,商中期前后,江西地区的青铜器一经出现,就达到很高高度。这种现象与区域内铜矿、锡矿的大规模开采密不可分。

开采、冶炼、铸造是古代青铜器生产的三个环节。在矿山开采,就地冶炼,可以节约成本。但是,究竟在哪里铸造?一般来说,在矿山开采并铸成铜锭之后,经过运输,到达使用地点。商王朝使用青铜器应多在中原铸造,江西本土青铜器呢?

前述吴城遗址发现300多件铸造的陶范石范,说明吴城有一定规模的青铜铸造,但是铸造大件青铜铜礼器的陶范并未发现,故铸造地点尚需探索。多年来,围绕以瑞昌铜岭铜矿为核心的青铜开采、冶炼活动的铜矿资源研究,考古工作者对江西北部九江、德安等区域进行了系列调查与发掘。长江中游南岸、江西最北端的瑞昌铜岭铜矿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一处时代最早、最重要的铜矿采冶遗址,发掘出丰富的采铜、炼铜遗存,其采冶时代从商早期延至战国早期。考古揭示的遗迹有露采坑、矿井、巷道、选矿场、工棚等百余处。

1988年首次发掘以来,不断有新的突破。在早期揭露的1800平方米范围内,清理出商周时期的竖井103口、平巷19条、冶炼区3处,其他遗迹有工棚、选矿场、露天采坑、槽坑、材料加工场、围棚等。遗址内炼渣散布面积约17万平方米,炼渣总量估算约10万吨。近年又发现商代到春秋时期的炼炉、灰坑、生活区等遗迹,陶器年代可早至商代前期。可见以想见瑞昌铜岭铜矿的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吴城遗址发现大量制作青铜器的石范,更是江西本地制作青铜器的证明。

荞麦岭遗址出土部分器物

始于2014年的赣北博阳河流域的矿冶遗存考古调查和发掘,为探索江西青铜器的起源提供了全新材料。九江县荞麦岭遗址,北距长江数十千米,距瑞昌铜岭铜矿和德安锡矿二三十千米,发现大量遗迹如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商代遗物有陶器、青铜器等。陶器有鼎、甗、鬲、斝、簋、爵、觚、盘、盉、大口尊、大口缸、假腹豆、折肩罐、盔形罐、坩埚等,时代最早可以到二里头四期,主体年代为二里岗下层二期到二里岗上层一期之间,即早商晚段到中商之间。主体文化面貌与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接近。发现大量炼铜矿渣,部分遗迹和遗物也和冶炼有关。

荞麦岭遗址的文化内涵以中原文化为主,融合了本土文化因素,是中原夏商文化为了获得青铜资源而经略江西地区的最直接和最早的证据。该遗址将江西青铜文化发生时间提早到商早期甚至更早。以铜矿资源开发利用为背景的商文化从赣北向赣中腹地扩张的线路,符合南方青铜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时空演变趋势。


前述,拥有丰富的青铜冶炼资源和精湛青铜器制作技术的南方青铜王国,出土的青铜器时代最早可达商代中期,而其青铜冶炼活动和制作技术发端则可早至商代早期或更早。

南方青铜王国青铜器的文化面貌,既有中原商文化风格,也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类,器物形制、纹饰与中原地区商代青铜器十分接近,如新干中堎水库墓葬出土铜鼎等,具有典型的商文化特征,属商中期,应该是商人最早进入江西腹地的例证。大洋洲商墓青铜器时代略晚,据统计,有30%的容器,如方卣、分档圆肩鬲、三足提梁卣、甗、壶、鸟耳夔形扁足鼎、柱足圆鼎、四羊罍和瓿、瓒等,以及众多青铜兵器、生活用具,玉琮、玉瑗、玉璜、玉戈等,在器物类别、造型、装饰纹样方面具有典型殷商文化特征。

第二类,整体造型与中原地区接近,局部有所改变或者纹饰有变化,表现出地方风格,有的与本地陶器上的纹饰相同,如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的连珠纹,这种青铜器被称为“融合式”青铜器,数量最多。此类青铜礼器较多,有柱足圆鼎、方鼎、虎形扁足鼎、瓿形鼎、鬲形鼎、甗、鱼形扁足鼎、联裆圆肩鬲、假腹豆等,以及翘首刀、方内钺,玉柄形器,玉羽人等。

第三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装饰纹样燕尾纹等,与中原青铜器有很大区别;大洋洲商墓的伏鸟双尾虎和双面神人铜像、青铜镈钟等很有特色。古代乐器与“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礼器相提并重,祭祀、丧葬、征伐、宴享等重大场合无不用乐。大洋洲商墓出土青铜镈,纹饰精美,体量巨大,声音浑厚响亮,号称“镈王”。镈在江西西部和湖南东部多有出土,是该区域最典型的单件打击乐器。青铜面具,又称青铜“双面神人像”,阔嘴凸目大耳,透露着神秘、诡异的气息,是巫师通天地的礼器,具有强烈的自身文化特色。伏鸟双尾虎,重6.2千克,张口咧齿,獠牙外露,凸目狰狞,四足卧伏作欲纵之状;背栖小鸟,尖喙圆睛,惬意安详。虎鸟和平相处,极具特色,这是已知商代体量最大的虎形器物。

现有资料显示,来自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已在江西广丰社山头、新余珠珊、高安下陈、九江荞麦岭、靖安老虎墩等遗址出现,尤其荞麦岭遗址,表现出强烈的中原文化风格。在中原夏商青铜文化冲击下,自商早期至商晚期,南方青铜王国的青铜器,经历了由兴起、演变到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

商早期,商文化进入赣北,将青铜文明带入江西,再逐渐辐射。外来的商文化以融入本地文化的方式对自身创新,从而产生新的本地青铜文化。在瑞昌铜岭铜矿、吴城遗址、牛城遗址等早期,典型的中原商文化青铜器和陶器只占少部分,非商式器物占据主导。商晚期,商文化影响逐渐式微,地方文化日益壮大,融合式及本地特色青铜器占据了多数,说明江西青铜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但一直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存在,具有自身发展轨迹。

大洋洲出土立鹿甗


在新干大洋洲商墓,有硕大的单体虎形象,在最具礼器特征的鼎耳和鼎足上,青铜兵器把柄上、杖首上及玉饰件上居然有56个虎形象。有的写实,具体而生动;有的写意,刻画惟妙惟肖,可谓虎虎生威!以大量卧虎形式装饰的青铜鼎为江西所独有,丰富的虎形象在全国也少见,表现了当地独特的虎崇拜。

据文献记载,古有虎方,最早是以虎为崇拜的氏族,形成于黄帝时期。商代发展为虎方,并见诸甲骨文。商后期,南迁到江汉。殷之南,虎方国,彭蠡以西,洞庭以东,继三苗而起虎方。因而,商晚期可能达到洞庭湖—鄱阳湖一带。从青铜器上大量使用虎的造型、图案等虎元素分析,这里与文献记载的虎方地理位置吻合。南方青铜王国可能就是虎方国或虎国。墓葬很可能属于虎方的最高首领或虎王之墓。

长江沿岸丰富的铜锡资源,吸引着中原势力直接介入,江西本土青铜文化由此受到中原青铜文化深刻影响,迅速发展并很快达到鼎盛和成熟。但是,江西的青铜文化并不是中原青铜文化的简单复制或附属,一经发端就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点。这一客观情况,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古代江西青铜文化曾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但在吸收中原青铜文化精华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中原青铜文化进行借鉴并融合,与中原青铜文化并行发展,最终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商代南方青铜文明的中心,这是江西青铜器发展的特点和脉络,南方青铜王国的青铜器正是其物化形式。


本文刊载于《文物天地》2023年第10期

原标题《南方青铜王国在华夏多元一体文明体系中的历史贡献》,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及其工作单位:徐长青,江西省博物馆;王意乐,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