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子“以身观身”（第五十四章）的说法不同，“以身观心”是策展人造出来的一个概念。用来说明或指称，在李伶美、刘冰和佐藤令奈三位女性艺术家作品中观察到的一种“身体”的现象。这种“身体”现象与艺术家关于“东亚”社会近二十年来的想象有关。由于三位艺术家都是女性，分别来自韩国、中国和日本，成长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而这一时期，正好是中国、日本、韩国经济社会、文化高速发展与变化的期间。所以，她们的艺术创作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一种社会学意义的图像功能，或者说，艺术中的图像恰好也是社会剧变中艺术家各自所文化处境一种个人“心性”的显现。“以身观心”的意思是，不同文化情景中艺术家关于身体的想象，尽管因其文化传统和文化性格而呈现出不同视觉表达意图，但是由于近二十年来消费主义和全球化进程，正在拉近或改写关于“文化”及国家的定义。在一个同步的时空之中，文化的碎片化和穿越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艺术家在东京、北京或首尔工作，其实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相反倒是他们面对基于人性、人心共同处境或问题的思考与表达，却显得日益紧迫。所以，相对于现代主义时期艺术家对形式风格的纯化与深度掘进，今天的艺术家，特别是像李伶美、刘冰、佐藤令奈这样具有文化游牧经验，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浪潮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她们对文化碎片的整合能力与自由穿越的经验，使真正的个人“心性”表达获得了一个生长的空间。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当今时代也许是一个空间的时代，我们都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列的时代，一个远近的时代，一个共存的时代，一个散播的时代。”在这种所谓后现代的文化转型中，身体这一文化景观再次凸现了出来，身体作为主体的欲望可能性再次被艺术家肯定，欲望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建构着身体本身，纯感性成为身体美学重点关注的对象。李伶美、刘冰、佐藤令奈三位艺术家作品中关于“身体”的塑造和想象，既是这一后现代语境中身体转向的个体经验，又是中、日、韩文化差异和社会剧变格局中的文化“独白”。有意思的是，在利用“身体”这一媒介进行表达时，她们可能无意建构起一种关于“东亚”的文化共识，却在身体想象中呈现出一幅关于“东亚”社会的现实图景。这种从身体出发的表达及观念，与那些关注社会学图像和事件陈述的艺术家不同，以身观心，借身体转向内心观照，个体心性在身体表达中才是最重要的。身体并非文化或社会的载体，身体就是身体。用身体去建构或想象文化，最终的落脚点仍在艺术家的“心性”与个人经验。尽管，这些“心性”与个人经验不可避免地纠缠于中、日、韩三国各自的现实社会情景与文化传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