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血战经历了14年，伤亡3500万人。近日得知，还有两个小兵活着。他们俩的身影和相貌，犹如两个“活化石”，留在中、美两个馆内。

网上披露，抗日小兵陈友礼，出生于1931年4月，12岁加入第5军200师。这张照片保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抗日小兵王生明（又名端阳生），即我的父亲，出生于1933年端午节，1944年4月加入八路军120师。这张相片保存于绥蒙军区纪念馆。

八只“麻雀”嘈杂啥

作者：端阳生

2008年11月4日,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飞来8只“麻雀”, 钻进北京植物园内的一座红顶小木屋,叽叽喳喳叫了3个多小时后离去, 在他们的餐桌上只剩下几片猪耳朵肉和五六个煮水饺, 说明这8只“麻雀”的牙口还不错。

60多年前, 时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司令员的**元帅, 在整编千军万马和蒋介石、阎锡山、胡宗南决战前夜, 他发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军校——**中学, 尚有20多只“小麻雀”平均年龄不到14岁, 不能出窝上前线。在土改和“三查”运动中, 受康生“左倾”错误的影响, 他们中的不少人, 校方按其父母参加革命前的家庭经济状况, 被定为地主和资本家成分, 他们的思想“包袱”十分沉重。是**校长向毛主席汇报了此事, 毛主席当即指示: “职业革命家的子女, 一律改为‘革命家庭’成分”。思想解放了的“小麻雀”被就地编成一个战地文艺团体, 追随野战军在晋中、晋南十几个新解放的县城巡回演出, 宣传党的政策, 鼓舞士气, 并为西北军政大学和**中学扩招学员, 迎接全国解放。

这个宣传队在刘星火(已故)、白宝善(已故)、梁健(已故)、肖世俊的领导下, 辗转在晋中战场。他们的活报剧《蒋阎哭丧》, 以及《归队》、《兄妹开荒》、《霸王鞭舞》等短小节目, 受到数十万军民的喜爱。当华北地区最后一个反动堡垒——太原, 被我军拿下后, 这个战地文工队(二队)随之解散, 22只“麻雀”各奔东西……

60年后的秋天, 北京奥运鸟巢和香山红叶把他们中的8位战友吸引到一起。走进小木屋前, 他们排队和因病不能聚会的张尔柯(女)一一通了电话, 互相祝好。点菜时, 大家一致表示不吃肥酒大肉, 只吃素淡食物。东道主端阳生提议, 为祭奠**校长不幸的晚年, 点一道老元帅临终前想吃而没有吃到的猪耳朵凉肉, 大家表示赞同。

挟食之间, 有人提出: 6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都说最大的变化是人的变化和人心的变化。那我们变了没有？

在海军医院当了大半辈子医生的阎笑武女士说: 往日被誉为白衣天使的一些人, 现在变成了吸血鬼。但我没有变, 我没有收过患者的红包。在西城区当了几十年教师的王锐铃女士说: 往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现在有些人变成了接收学生和家长“辛苦费”的富婆子和教师爷, 但是我没变。我不仅没有在学生身上捞油水, 离休后我还资助着黄河岸边的一所希望小学。从导弹基地回到内地某工厂的任玉洁女士说: 我的本事不大, 但保持着清廉的人格。曾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深造过的杨启明说: 我只会实实在在地干事, 没有沾染官场的恶习。从新疆地质部门飞来的高个子女士杨汝朴说: 为了给祖国寻找石油, 我以一名工程技术员的身份跑遍了全疆的戈壁和大漠, 60多年没有回过内地, 不知灯红酒绿是怎么一回事。从四川盆地飞来的吴胜庆说: 当了一辈子兵, 我的任命书不知去向, 此次进京是**来的, 可是人家不接见。从纪检岗位上下来的王生梅说: 近日我正在网上为我们七机部的老部长王秉璋鸣不平, 得到许多老同志的支持, 十分开心, 这也是一种反腐败。端阳生无比自豪地说: 我是一个从未领取过 “封口费”的记者, 我们没有辜负***、***和**元帅的关怀与栽培……

亲爱的网友: 当您听到这8只“麻雀”的嘈杂声时, 不知有何感想？

(原载于2008年11月5日人民网强国博客)

（四）验子（母亲检验小八路的真与假）

作者：端阳生

1956年8月的一个夜晚，在中共太原市委家属院某排七号，熄灭了很久的灯光又亮了。这天，女主人蒙青山迎回她阔别了12年的女儿王生梅和长子王生明，干女儿李春英。夜已很深，她却久久不能入睡。她怀疑那个大后生(解放军空军某部军官)未必真是她的儿子。她越想越可疑，越害怕。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检验真伪的办法,就是借口为睡在里间的那个军人送一杯凉开水，趁机揭开毛巾被，察看一下那军人的左胯上是否有一片狗咬的伤疤。如果没有这片伤疤，那准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可怕的事，那该怎么对待?

半夜时分，趁家人熟睡，她下床走近柜台，摸到凉开水瓶，倒了大半杯，又悄悄推开里屋的房门，转身即将门轻轻关上。室内很久没有动静，她的心脏急剧地跳动着。突然间，电灯被她拉开，雪亮的灯光照在那个只穿一条短裤的军人身上。那军人依然深沉地呼吸着，做着一个不知名目的长梦。她假意端着水杯走近他，伸出右手去掀动他的右胯，为的是让他翻个身，把左胯部位显露出来。但是，她推了他两下，都没有成功。那军人却警觉地坐起来问她: “妈，有什么事吗?”

……

我们的这位母亲，身高不足1.5米，体重从未超过50公斤。可她的心脏耐力特别大，她的肩膀坚硬似铁。

自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到1991年9月9日凌晨1时35分她的心脏停止跳动, 54年间在她身上承受着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她难以解脱。唯在1956年8月间她做过一个轻松的长梦。

从1938年至1942年，支撑她家的两根支柱——她的父亲(蒙蔚烈士)和丈夫(王宝烈士)相继牺牲。背井离乡、拖儿带女的她，在日寇“三光”政策的“围剿”下，难以生存。为了把烈士的后代抚养成人，她忍受了各种痛苦；后在部队首长的帮助下，对其难以承受的家务事作了果断处理。即把女儿生梅(13岁)、长子生明(10岁)送部队参军；将其次子生瑞无条件地送给一家农民收养；她独自带着两个不足6岁的烈士遗孤(其中一女系原雁北地区第一任妇联主任李桂芳烈士之女李春英)，流浪在晋西北的崇山狭谷之中。从此，她过着国破家亡的生活，全家分散在天南地北，母亲的一颗爱心也被撕成碎片。她那破碎的心灵日夜追随着他(她)们，为他(她)们祝福，为他(她)们奋斗，为了有朝一日再把这个离散的家庭聚合起来，她才有了活下去的愿望。

1946年春天，生梅和生明从绥远前线来信说:“妈妈，等着吧，打下归绥(即呼和浩特)，我们接您来绥远省居住！”

她期待着。

1948年冬天，女儿和儿子从晋南重镇临汾来信说:“妈妈，等同蒲铁路修通后，我们回去看您。”

她想，母子团聚的时刻快要到来了。

不料, 1950年大儿子生明从成都来信说:“妈妈，国家正准备修建成渝铁路,等这条铁路修通后，我一定在通车后的第二天动身回山西看您。”

她耐心地等待着。

1953年成渝铁路通车一年以后，生明从重庆来信又说:“妈妈，祖国建设的迅速与成功，是我们家庭团圆的必备条件,等宝成铁路通车后再说吧！”

1954年，生明从广州市来信说:“美帝的F-86战机经常来我们广州空军指挥所上空侦察。国家尚不安定，我不敢请假回太原看您。”

儿子用以上的话一次又一次地安慰她、哄她。她深深地感到了失望。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工作和学习，后来，在通信中，她再也不提与儿子相会这件事了。只鼓励儿子安心工作，提高革命警惕。有时她想：莫非儿子早已在南下途中不幸牺牲，部队首长怕她忍受不了才让一个青年冒充儿子给她写信?

1956年6月间，生明从河南省信阳来信说:“从今年开始，部队实行军官休假制度,我准备在7月份回太原去看望妈妈，您十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这一次绝不失言！”

母亲不再怀疑，冷了的那颗心又燃烧起来。她立即给女儿王生梅(兰州军区保卫干部)和正在北京读书的干女儿李春英写信，约她们暑假归来团聚。千言万语,叮咛再三，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良机。

自从给女儿、儿子、干女儿发信以后，她就焦急地等待着：火车站的汽笛鸣一声，她的心就“扎”地收缩一下；每次下班她总是骑着自行车飞跑，看她的儿女们是否已经在家等候。在她身后的同事们望着她远去的身影说: “老蒙等儿女团聚等疯了。”半个月过去了，不见一个人回来，于是她又怀疑起来。半夜从床上爬起，翻箱倒柜，寻找儿子的来信，看儿子的信上是否写了要回来看她的话。还是自己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梦。在昏暗的灯光下，她戴起老花镜，一行行一句句地念着。这怎么会是梦呢？可为什么儿子又要欺骗她呢？从这夜起，她再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弄不清哪是梦，哪是现实世界!

生明终于动身前往太原看妈妈。他根据妈妈来信写明的住址，找到了那个院，找到了那排房，最后看到了那个“七号”门牌。推开门帘，却看到一家陌生人正在吃午饭。而这家人也惊奇地打量着他。首先从凳子上站起来的是一个矮小的女人，她的穿着颇为华丽，身后站着一个6岁左右的男孩，难道这就是曾和他一同参加八路军而后分别8年的姐姐？那两个蹲在地上吃饭的小伙子，全是他的弟弟吗？哪个是曾经送给农民收养的二弟生瑞，哪个又是最小的弟弟生力呢？靠墙站着的那个衣着朴素的姑娘,也许就是他的干妹妹春英？

“你，你找谁？”

“我，我就找这儿。”

“你不是生明弟吗？”

“你是姐姐……”

狂喜爆发了。她们本来要到火车站去接他，但就在当天上午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信上说他因工作关系，不能按计划回到家中。可是谁会想到，他掀起门帘就走进家来了。你端详我，我端详你，比着高矮，述说着各自分别以来的印象，吵成一片。

“妈妈呢？”生明问。

“妈妈还没有下班，快了。”两个放暑假的弟弟答。说话之间，他们突然肃静下来。先是向玻璃窗外瞭望，后又从竹门帘缝隙中察看。果然看到一位骑自行车的白发妇人在门前停下。春英叫了一声: “妈妈！”两个弟弟急忙把姐姐和哥哥藏在里屋。那老妇人把车子放好，手拿着一副刚从手上摘下来的白手套，掀起门帘，走进家来。她打量着那个忘记被隐藏起来的小男孩问: “这是谁家的孩子？”藏在里屋的女儿哪能再忍得下去,她一下子扑出来紧握住妈妈的双手说: “妈，这是我的儿子志军。”生明也跑出来拉住了妈妈的手臂。而妈妈抬起头来望了他们一阵，重重地跌落在椅子上，垂下头去。苍白的头发掩住了她哭泣的面孔，她呓唔般地自言自语: “我不认识我的孩子了，我不认得我的孩子了。”

在团聚的日子里，她坐不住，吃不下，睡不着，半夜里偷偷地爬起来拉开电灯，检验儿子是真是假。欣赏他们安祥的睡容。那是她的全部财富啊!这一副副熟睡的面孔，引发她永远澄不清的回忆；那一个个以血肉塑造的雕像，引出一幅漫长的历史画卷。她多么想把自己的经历、自己一生的各种感受全部告诉他们，可是，一切又无从谈起。她常常背过脸去擦掉泪水，但她又搞不清为什么要流泪。

生明在离别的时候拿起笔记本问了母亲几个问题，她作了如下回答。

问: “妈妈，我们是什么时候离开家乡的?”

答: “1937年阴历8月22日夜。”

问: “我父亲是什么时候牺牲的?”

答: “1942年阴历6月21日。”

问: “他的坟墓现在什么地方?”

答: “先在偏关老营堡西门外，现已移到平鲁县大破石村‘孤儿滩’坟场。”

8月9日那天，他们向妈妈告别了。

她笑着向车窗上探出头来的儿子、女儿、干女儿摆手。火车将他们带走了，带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她送别了儿女，又匆匆骑上自行车上班去了。

10天之后，生明在河南信阳空军某部收到了妈妈的来信：

生明：

自你走后，妈妈只工作了一天就病倒了。医生说我的神经不正常，心血不足。我自己知道得病的原因不是别的，是我高兴得过度了。12年了，我们的家人没有团圆过，妈妈在这十多年当中，每年、每月、每日、每时都在想念你们。今年好不容易等上了。可谁知道，自从看见你们那天起，我就病了，我是强打精神陪着你们的。尽管你们在家住了十几天，可我总是觉得这只是一场梦，实际上你们并没有回来啊……

母 青山 1956年9月2日夜 (原载1993年《雁北日报》)

王生明——年龄最小的八路军战士

王生明（笔名端阳生）是我的老前辈、忘年交，是一位非常有个性、有故事、有经历、有胆识的老新闻工作者，今年92岁，我们认识已经47年。我还在少年时代就知道他是小八路出身、烈士子弟，但是并不详细了解他的故事。直到读完他的四本书后，才真正了解了他的成长史。

很多年前，我曾经看到过一张毛主席和两位小八路战士在一起的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张照片里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春天，毛主席乘车去抗大讲课，当快到校门口时，从山坡上跑来两位小战士，兴冲冲地来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亲切地问他们多大了，小个儿的刘长贵（抗大勤务兵），机灵地看了看身边的安定宝（东北军干部队队长张学思勤务兵），爽声道：“我14岁，他15岁”。毛主席笑着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知道，你是毛主席！”***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说着，***弯下腰，在自己手心里把***三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教两个小八路***三个字怎么写。就在***在手心比划教字的瞬间，摄影师石少华抢拍了这个珍贵的镜头。照片展示了毛主席平易近人、与小八路战士亲密无间的动人形象，也让我记住了这两位小八路。当时，我以为这两位小八路是八路军中年龄最小的战士。

王生明生于1933年端午节。1944年4月，他11岁时从塞北军分区抗日军人家属学校调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入伍。为写作王生明的故事，我查遍《八路军史》等资料，发现在1944年八路军75.9万人中，王生明是八路军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王生明的姥爷蒙蔚

王生明出生于一个满门忠烈的抗日家族。王生明的姥爷蒙蔚曾经是冯玉祥将军部下一位军医官，后归乡行医，久享“人畜良医”盛名。“七七事变”之后的1937年9月下旬，日军占领了平鲁县城，城乡百姓一片恐慌。县城东南40里的陶小峰村一户人家，聚集着这个家族老幼三代十几口人。值此民族危亡时刻，54岁的一家之主蒙蔚振声而言：“不要哭，我们宁死不当亡国奴，我们要抗日！”

不久，这所民宅院落成为一座兵营。蒙蔚散尽家财招兵买马，小峰山、平太村、向阳堡一带乡民自愿投军，蒙家院里拉起一支100多人的抗日自卫队，蒙蔚被拥戴为队长，他的夫人带领全家女眷整天操持于兵营的伙房，成了抗日队伍的炊事兵。自卫队员们大多背着鬼头刀，军装乃是用莜麦秸秆灰所染。1938年春夏之间，在晋绥各县游击队被编入八路军120师独立六支队期间，蒙蔚自卫队也光荣入编为六支队步兵二营五连。时年56岁的蒙蔚被任命为步兵二营副官兼五连连长，是六支队最年长的指挥员，也是八路军中最年长的连长。

█ 王生明的姥爷蒙蔚烈士

蒙蔚率部转战长城内外，在一次战斗中，敌人的子弹迎面飞来时，他恰被一块石头绊倒，子弹射伤了他的右额角。当他头裹棉纱回到已被日军烧毁的自家院子里时，他没有悲伤，而是用振奋的口气对乡亲们讲述战斗故事和众多英雄人物——出身华侨的女英雄李林身虽矮小却无比英勇；从东北军调来的王老虎（中共地下党员）骁勇杀敌。

1940年夏，井坪镇日军出击乱道沟村(今平鲁区朝阳湾村)，蒙蔚率部转移至榆岭村。夜间宿营后，一战士趁夜回乡探亲，被路过之敌俘获而变节，部队被重重包围。蒙蔚因年迈体衰，被日寇堵在院内，敌人向他喊话要他投降，他打开大门用手枪击毙一日寇士兵，当他刚刚跑出大门道时，被两个鬼子兵挡住，身受穿胸两刺刀，壮烈阵亡。

2008年，朔州市平鲁区委、区政府在平鲁烈士陵园为蒙蔚烈士修建了纪念碑，碑上刻着“抗日老英雄蒙蔚烈士”。

王生明的父亲王宝（王保）

王宝（王保）是王生明的父亲、蒙蔚的女婿。1937年7月，王宝深受***八路军抗日救亡宣传的影响，毅然参加了山西省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领导的战地动委会。这年10月，八路军120师警备六团民运科长王道山介绍他加入了中国***。从此，王宝把一生交给党，且把名字“宝”改为保卫祖国的“保”。一年以后，他被任命为中共平鲁县一区区委书记、县委委员。

王保入党后，党组织交给他的首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坚持对敌武装斗争，在八路军120师警备六团的直接领导下，组建抗日地方武装，配合八路军正规队伍保卫家乡。

后来，这支抗日游击队被编入八路军120师六支队步兵二营四连。王保被调往右南县担任县委组织部长。

█ 王生明的父亲王宝烈士

1940年下半年，王保改任中共平鲁县委城工部部长。为了工作便利、不易被敌人发现，王保戴一顶毡帽，穿一件黑粗布褂，手提一条防狗的红色连枷条，经常以“做买卖”、“请医生”、“换牲口”、“走亲戚”为掩护，深入平鲁城及其它大大小小的据点。1941年5月初，在城内隐蔽的战友黄兴等策应和配合下，王保乔装进入平鲁城，冒着生命危险，做伪军的投诚工作。他与守卫平鲁城北固山炮楼的伪军小队长在城墙下会面，终于说服了这个日伪小队长弃暗投明。5月9日深夜，天下着雨，这个小队长将一个小队10多人拉出平鲁城，带出机枪一挺，步枪15支，短枪一支，子弹两骡驮。在我方“耳目”的带领下，反正人员冒雨连夜赶到乔儿山村，向我军投诚。这是雁北对敌斗争困难时期，争取敌伪工作取得的一个可喜战果。

1942年，雁北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最艰难时期。随着李易山（县委书记）、耿平（地委秘书长）、江华（地委干事）相继投敌叛变，王保和他的战友们苦心经营的情报网站遭到瓦解。大批地下党员被捕，武装斗争屡屡失利。中共雁北地委做出决定：所有非战斗人员向朔县西山转移。右南、山朔两片抗日根据地再次沦陷敌手。王保跟随地、县、区机关撤到偏关县。此时，王保向司令员郭鹏、政治部主陈云凯、参谋长刘华香请缨，由他带领一个武装工作队，重返已沦陷的洪涛山抗日根据地收拾残局，相机搭救被叛徒李易山出卖的9位战友。

这支武工队从偏关县城出发，向平鲁、井坪、朔县一带进发，8月5日，武工队行进到平鲁县西山的大泉沟一带，隐藏在武工队中的日特李占功及其把兄弟赵国隆、王结巴(绰号)与我部二营某连一个姓杨的排长勾结，突然发动武装叛乱，将王保同志杀害。王保牺牲时年仅38岁。同年10月24日，晋绥边区创办的《抗战日报》刊登了题为《悼王保――雁北的模范敌伪工作者》的文章。

█ 王生明（戴帽者）祭奠父亲王宝

1987年8月5日，在他牺牲45周年之祭日，中共平鲁县委和平鲁县人民政府在平鲁烈士陵园内为王保同志立了纪念碑。

王生明的母亲蒙青山

1942年8月5日王保同志牺牲后，王宝的妻子、蒙蔚的长女蒙青山，忍痛把年仅6岁的二儿子王生瑞送给农民收养，将其女儿王生梅、长子王生明送到八路军塞北军分区宣传队。她带着两位烈士的遗孤——王生力（王宝烈士的小儿子）和李春英（晋绥五分区第一任妇联主任李桂芳烈士之女）在黄河东岸的崇山峻岭中流浪。经过数年反“扫荡”的锻炼，1945年2月，她加入了中国***。

█ 王生明的母亲蒙青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蒙青山随部向日寇统治区进军，途经平鲁，她回到阔别8年的大破石村，看望了她和丈夫、父亲亲手修建的五孔石窑和一只叫“四眼”的看家狗，擦干眼泪，又跟着部队向日寇盘踞的绥蒙地区挺进。2002年清明节前夕，王生明含泪写下《祭四眼》，记述了母亲重返家园的悲惨情景。

四眼哥！

不，或许应该叫你四眼妹，反正就是你，头背墨黑，眼睛上方长着两个圆圆的黄色豹斑，远看近瞧，都像四只眼睛。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你能听到我的呼唤吗？

1936年，父母亲和祖父母分家了。在分家前一年，父母就在村边沟尽头，倚着土坡盖起五间石窑洞。为了节省日常炊事和取暖的炭火钱，在外祖父的督导下，父母在窑洞四周栽种了365棵小杨树。窑前有一片空地，算是一个小院。因为没有围墙，野兔、狐狸甚至饿狼，经常在院子外缘出没。

四眼何时来到我家，我至今不清楚。只记得在我4岁那年(1937年)不知为什么事，父亲久不回家。一日，母亲带领我和四眼迎着嗖嗖寒风，到村外很远的地方去干一件我和四眼都不甚明了的事情。

走着走着，在荒无人烟的丘陵地带，我们找到了自家播种下莜麦的耕地，母亲用手刨开虚土，寻出几粒莜麦种籽高兴地说：“发芽啦！”当母亲把发芽麦种和湿土回填完毕，正要站立起来返家时，竟突然晕倒在地。我失魂似地扑到母亲身上，只见母亲紧闭双眼，却平静地对我说：“妈没事，躺一会儿就会好的。”我说：“你不起来，狼来了怎么办？”母亲说：“不用怕，有四眼守着咱们哩！”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向四眼，只见他骤然紧张起来，围着我和母亲不停地打转，喉咙深处发出恐怖与愤怒的响声，鼻子呼哧呼哧，四只眼睛警视着远方。有时又突然站住，用四爪在地上乱刨，弄得尘土飞扬。我理解，它是在向一切潜在的敌人**宣战：任何敌人胆敢来侵犯它的主人，它将奋死抵抗，拼死一战。所幸，过了一会儿，母亲终于从地上站起，我们安全回到家中。从那一天起，四眼在我的心中，就不是一条狗。

█ 四眼狗

就在第二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二日深夜，身任中共平鲁县委城工部部长的父亲终于在家中出现，但他在一盏小油灯下只坐了不大会儿，就对母亲说，日寇已经在离家八里地的平鲁城安营扎寨，上级命他在今晚就举家搬迁出走。母亲慌了，千辛万苦刚刚营造好一个家园又要抛弃，她声泪俱下。父亲只说保命要紧。那这个家由谁来看管？想来想去，重任落在了四眼身上。经父亲和邻居罗有德叔叔商量，在我们深夜走出家门以前，父亲把四眼拴住，亲手交给罗叔叔带走。

据说，我们出走不几日，四眼即获得自由。最初，它情绪十分低落，但它似乎明白主人的安排，很快就恢复正常，回到它常卧的地方——五间石窑洞顶上的一堆柴禾。有时它也走下来到院子里巡逻，或到院子外缘看看有没有不速之客。总而言之，除听到邻人罗家的呼叫，跳过半人高的土墙，去饮食三次洗锅涮碗水外，它别无所求，哪里也不去。这样几年过去，四眼的性格越来越孤僻凶猛，它曾把一个闯入院内的叫化子扑倒在地，没有人敢接近它的领地。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与姐姐王生梅正跟随部队向绥蒙进军。留在山西省工作的母亲蒙青山曾请假独自回大破石村探望。由于离家已经八年，四眼的性格已不似当年，邻居怕发生意外，在母亲走进自家院子之前，即把四眼诱到邻居屋内看管起来。哪知，当母亲从门缝里看到它时，它立即停止狂吠，对母亲直摇尾巴。母亲让邻居把门打开，四眼羞答答地小跑到母亲身边，不停地用头拱动着母亲的衣襟。当母亲伸出双手抚摸它的头时，从它的喉咙深处发出如哭如诉的悲鸣。母亲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便和四眼哭抱在一起……

母亲生前曾告我，最让她伤心的是：无论四眼有多大的悟性，都无法让它知道，在它和她分别的八年间，四眼失去了两位男主人，即我的父亲和外祖父，他们都是直接死于日寇的刺刀和枪弹之下的八路军抗日烈士。他们已经无法回到老家观赏那满院高大的白杨树了。

啊！四眼，你是抗日军人家属的挚友，你是守土抗战八年的勇士。每当清明节到来之时，我就想起“七•七”事变前我的家园，同时也就想到了你。我为你落泪，我为你自豪！

这篇文章在报刊发表后，有数位读者评论:《祭四眼》情节奇特而真切，作者把中华民族的痛、爱、怜，集中地倾注到了不会说话但有灵性的四眼狗身上，使它成为那段惨痛历史的特殊见证。《祭四眼》是反映抗日战争诸多作品中最凄惨的一页，具有史诗的价值，堪称书写抗战悲壮历史的绝笔之作。

日寇投降后，王生明随部队进军绥蒙，继而南下入川，又辗转广州、武汉。他与母亲阔别了整整12年。1946年，王生明和姐姐给妈妈去信：“妈妈，等着吧，打下归绥，我们接您去绥远省住。”1948年，王生明从临汾给母亲去信：“妈妈，等同蒲铁路修通后，我们回去看您。”1950年，王生明从成都去信：“妈妈，等成渝铁路修通后，我回去看您。”1953年，王生明从重庆写信：“妈妈，等宝成铁路修通后我回去看您。”这时，母亲开始怀疑，儿子早就牺牲了，是部队首长怕她忍受不了，找别人冒充写信，从此她再不提与儿子见面之事。1956年王生明从河南信阳写信：“妈妈。部队从今年起实行军官休假制度，我准备回太原与您团聚。”这年，终于在太原市委家属院内，他和瘦弱多病的母亲相见了。母亲日思夜想终于盼来了回家度假的儿子和女儿，但她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她怀疑儿子早已牺牲，到家的只是一个替身。于是，三更半夜在儿子熟睡后，她悄悄走到睡熟的儿子身边，查看儿子左胯上是否有一块被狗咬下的伤疤……。多年后，王生明写下《验子》一文，记述了母亲在烽火岁月中对亲人的强烈思念。

1991年86岁的蒙青山老人去世后，骨灰盒送回了她辛勤劳动、艰苦战斗过的平鲁，安放在平鲁烈士陵园，和其丈夫王保烈士一起长眠于这块鲜血浸染过的土地

王生明在八路军中

1944年，11岁的王生明拽着八路军部队的马尾巴参了军，五分区司令员郭鹏(中将)、参谋长刘华香(少将)、政治部主任陈云开(少将)研究决定, 准许他姐弟二人接替父亲吃公粮, 把他们送到供给部, 由技术最好的裁缝, 量着身高订做了两套军装穿戴起来。从此他成为八路军的一个小兵。

█ 小八路王生明

1944年春天整风结束后。塞北军分区筹建宣传队，王生明和姐姐调到了宣传队，成为一名文艺兵。后塞北军分区改制为绥蒙军区。1945年5月，王生明得了伤寒病，住了三个月医院。出院后，他身体还是非常虚弱。在随军参加绥蒙战役中，他被安排骑毛驴随军。有一天在路上休息时，因为赶路匆忙，他把绑腿和一袋三颗手榴弹丢在了房东家的炕上，是他的小战友、14岁的王兴冒着被国民党顽匪捉住的危险，急忙骑驴赶回去，才取回了手榴弹。后来，王兴带着王生明的这三颗手榴弹离开部队，悄悄溜回家乡怀仁县吴家窑村，杀死了杀害父亲的大汉奸，然后又返回了部队。

█ 王生明与姐姐王生梅

1946年春，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单方撕毁停战协定，向我绥蒙军区驻地集宁市进犯。我军打退傅作义的骑兵师，返回集宁市，宣传队仍驻城东茂盛店。该店前院套后院，共有5个院，除临街的两个院被宣传队占用外，后3个院全是供骡马使用的牲口圈，平时没有人光临。敌人的骑兵撤走后，马料、子弹到处可见，还有扔掉的精制的马刀。王生明对这些丢弃物爱得发疯。为了扩大自己的“战利品”，王生明独自溜进后院到处搜寻，竟在圈棚内发现一个傅作义的骑兵睡在马槽内。他身上盖着厚厚的羊皮大衣，身边还拴着一匹青灰色的战马。那马的眉骨上沾满污血，白骨露在外面。当他走近那匹战马时，它的主人抬起头与王生明的目光相遇。王生明本想上前去亲手缴获他身边的那枝短马枪，可周围空荡无人，他又身单力薄。那个伤兵有气无力地说：“小朋友，我负伤了，你能为我找一点水喝吗?”王生明说：“我不是你的小朋友！你们打败啦，你也跑不了啦，我们优待俘虏。你别动，我给你找水去!”当他跑出前院，正好遇到宣传队领导刘震同志从政治部回来，王生明急忙向刘震报告了这一情况。可是，他没想到，本属于自己的战利品——一个俘虏兵、一匹战马、一枝短马枪，被别人押走、牵走、扛走。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王生明失望极了。多年后，王生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这个俘虏算不算我捉的？》。

在部队时，王生明还想方设法寻找出卖父亲的叛徒李占功。后通过李的老乡谷枢记在察哈尔省尚义县找到了李占功的下落。李占功已伪造简历，以八路军身份混进县粮食局当了科长，经王生明、王生梅、姐夫李建侯检举揭发，被尚义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而罪大恶极的李易山则逃到了外蒙，自破相后隐藏起来，至今未找到。

█ 王生明（左一）在八路军剧社

在宣传队，王生明除了在武装班担任警卫任务外，就是在剧社跑龙套。他先后在绥蒙军区战声剧社、晋绥五分区长城剧社、绥蒙军区文工团、晋绥人民剧社等六家文艺单位工作。

王生明的记者生涯

1958年王生明从武汉空军某部转业。他先后在河南青年报、豫南潢川报、山西四清报做编辑，在雁北报做副总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日报驻山西记者站担任站长。一支笔饱蘸时代风云，见证历史沧桑巨变。他的骨气，他的血性，他的正义，他的耿直，在新闻界有口皆碑。他能说出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能做到别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而历史证明，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也是合乎历史潮流的。

█ 王生明在空军留影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举国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悲痛之中，但是，在中国所有的报刊上，刊登的都是官方文告和外国领导人的唁电，没有一个人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哀伤。噩耗传来，身为《雁北报》副总编的王生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在八路军队伍里拉着马尾巴长大的他，多次见过周总理，最后一次是1973年，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理蓬皮杜访问大同市，参观云岗石窟，王生明作为记者，采访了那次外事活动。他要把对周总理的美好记忆写下来，寄托哀思。为了不发生一丝差错，他又带病到大同市外事办公室查阅资料，返回家后，一边痛哭一边写下了《永恒的怀念》一文。他和总编贾春泰冒着坐牢的危险决定上版。

1976年1月23日深夜，5万余份《雁北报》，印着头号黑体标题《永恒的怀念》，配着周总理在云岗石窟前的照片出版了。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丁炳昌联名发表题为《一道划破漆黑夜空的闪电》的文章，来追记这件值得载入中国新闻史册的光辉往事。老报人、书法家傅业为他写出一卷《敢吼天下第一声》的条幅，裱糊好亲自送到王生明的门上，但是王生明不愿意挂在客厅炫耀，只是挂在了卧室。

离休之后，王生明隐居在北京大荒山黄叶村边，与曹雪芹为邻，他把自己居住的小屋比喻成为鸟巢。每逢清明节，他都会回到平鲁烈士陵园为姥爷、父亲母亲的纪念碑敬献一束鲜花。

█ 王生明回乡参加烈士纪念活动

█ 王生明夫妇近照

1993年，他公开出版了收录61篇文章的《倦鸟草叶》一书。2007年，他上网开博，弘扬正气，针砭时弊。他的博客的题字是：“宁鸣而生，不默而死”。10年来，他的博文被多人转载，有百万次点击量。先后印制三个集子——《遐思鸟巢》、《荒山鸟语》、《当今遍地公冶长》。他说自己是一只倦鸟，在归林的路上不时地衔起片片草叶，为自己筑起一个个安守灵魂的窝巢。

衷心祝愿王生明这只倦鸟长鸣不已，长飞翱翔。

来源：太原道

抗战老兵陈友礼，无意看到一张“娃娃兵”旧照，称那小兵就是自己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自此以后，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境地，中国人民时刻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机。也就是那时，面对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孽，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抗战之路。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到处都是烽火硝烟、民不聊生的景象。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国人民没有放弃希望，一批批的爱国英烈涌现出来，用自己的热血和希望来挽救中国。生死存亡之际，所有人都万众一心，不惜一死也要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著名民间学者、军史作家章东磐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珍藏并已解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场资料中，复制搜集了部分历史照片整理出版成书。

这些公开的黑白照片，再度带领我们了解那段动荡不安的年代。其中，一张面露笑容、身着军装、竖着大拇指的“娃娃兵”黑白照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迅速“走红”网络。

那么，这张黑白照片中的“娃娃兵”是什么身份？他还健在于世吗？

世间之事就是这么奇妙，在照片公之于世之后，照片中的“娃娃兵”在偶然间得到了确认。

一、娃娃兵的身份

2010年，章东磐与一众中美民间学者，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从美国国家档案馆中整理搜集了远征军的影像资料。次年5月，三百余张照片在深圳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随后不久，这些珍贵的黑白照片引发了大量的媒体报道。而其中，面带笑容的“娃娃兵”黑白照片“走红”网络。

就在人们好奇娃娃兵是什么身份时，84岁的抗战老兵陈友礼偶然间看到了这张黑白照片。看到这张陌生又熟悉的照片，看到照片中的娃娃兵身上挎着两个军用水壶，抗战老兵陈友礼的眼泪一下子忍不住淌了下来。

老人不清楚娃娃兵的面容就是小时候的自己，但是他分明记得很清楚，照片上的娃娃兵一身装备都是自己的啊。一个水壶是自己的，另外一个水壶是连长的，当时水壶挎在自己身上装一些盐巴和辣椒面。看到这些熟悉的装备，陈友礼老人的眼泪便忍不住落下，他又想起了当年打松山、打腾冲时候的惨烈场景。

陈友礼老人是贵州赫章县平山乡人，1931年4月4日出生，在他11岁的时候就开始随远征军赴滇西参加抗战。在老人的印象中，当年打仗的场面非常惨烈。日本侵略者占领松山之后修建了非常牢固的堡垒，飞机炮弹都炸不垮，最后只能从地下挖过去用炸药炸，战争场面极其惨烈。几场战争下来就死了一万多人，光是贵州就死了一千多人。

一说起记忆中战争的场景，老人的眼泪又流了出来，他哽咽的说道：“在战场上死的这些人，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和国的成立。没有共和国的成立，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国家确实已经繁荣昌盛，我们的生活确实越来越好，但是那些曾经带给我们痛苦的历史，我们决不应该忘记。

知道了黑白照片中娃娃兵的身份之后，让人忍不住唏嘘起来，没想到当年的娃娃兵历经了大大小小的战役之后，已经进入耄耋之年。

不过，陈友礼老人的随军经历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他为什么会在11岁的年纪就参加了抗日？这张照片又是如何留下来的呢？

这一切还得从那个战火动荡的年代说起。

二、幼时参军

1931年4月4日陈友礼出生于贵州平山，若无意外的话，他应该在父母的哺育下，上学读书，结婚生子，如同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样，度过平凡的一生或者也会做出一番骄人的成就。

然而，世事就是如此崎岖，陈友礼出生不久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好山河顿时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陈友礼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在他10岁的时候父母早已经不在身边，不得已之下，年少的陈友礼只能随难民一起逃难到云南去。

一路上见到饿莩遍野的凄惨情形，见多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小小年纪的陈友礼便萌生了一个要参军打日本鬼子的念头。

随后不久，只有11岁的陈友礼便报名参军了。不过，当时的贵州的师管区觉得陈友礼年龄太小，便要拒绝他。不过，陈友礼年纪虽小，确实志向高大，他直接大声说自己能打日本人。师管区觉得陈友礼这位少年居然有如此志气，于是便将他收下了。

从陈友礼不得已逃难，到最后萌生参军打日本人想法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时局已经动荡到何种地步。一路难民逃难不说，就连陈友礼这样的小孩都没办法生存下去了。在这种境地下，国人已经被逼入绝境，被彻底激发了抗战救国的心念。

那么，小小年纪的陈友礼报名参军之后，真的如愿以偿打日本人了吗？

其实，因为年龄太小的缘故，陈友礼进入部队之后成为了一名勤务兵，但陈友礼这位勤务兵当年也是要上战场的。

三、勤务兵也上战场

小小年纪的陈友礼，只觉得自己应该参军一起打日本人，一起拯救中国，从来没有考虑生死这样的问题。被师管区收下的陈友礼因年龄太小的缘故，暂时被安排在后勤处成为了一名勤务兵。而黑白照片中的陈友礼，身上挎的水壶中装的便是“后勤物资”。

1943年，陈友礼随部队去印度训练了八个月之后回到云南，次年5月，为打通滇缅公路，二十万中国远征军在滇西集结，对龙陵、松山、腾冲发起进攻，也就是著名的“滇西战役”。

此时，已经13岁的陈友礼被编在了第5军当勤务兵，不过，勤务兵不光是负责“后勤物资”同时，也要配枪跟战友们一起上战场杀敌。

自娃娃兵参军以后，仅仅数年时间，便参加了攻克松山、收复龙陵、南天门、遮放等战役，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兵”。

其实，在抗战那个动乱的年代，像陈友礼如此有志气的娃娃兵并不在少数，那些娃娃兵在抗日战场上构筑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被美国战地通讯兵拍摄了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印记”。

数十年过去后，这些珍贵的照片被公之于众，人们才了解到那些小小年纪却不得不奋斗于战场的“童子军”，才了解到他们的故事。

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陈友礼老人已经踏入了耄耋之年，但其言语依旧清晰、身体显得也很硬朗，看上去状态非常不错。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陈友礼返回了贵州老家，后来娶妻成家，也有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一位经历了抗日战争洗礼的娃娃兵，最后回归于平凡。

结语：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之后，新中国成立，从此，中华民族终于从那个战火纷飞的时局走了出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建设之后，祖国在中国***的带领之下，再度繁荣昌盛起来。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华民族也已经屹立于世界之巅。

不过，就如同陈友礼老人所说的那样，现在人们生活过得很好，国家确实繁荣强大。但是那一段历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牢记。

来源：雪花故事

编辑：山西省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 郝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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