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作为基本人权，家长对孩子教育的优先权概念并没有过时。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3款规定“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义务教育法》最本质的精神，是保障儿童接受教育，在家上学与这一法律精神并不冲突。家长之所以另辟蹊径自行其是，不仅是因为大一统的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家长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不能适应孩子的特殊需要和不同情况，主要还是因为国家化的公办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在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平庸，校园文化紊乱，是公认的事实。在中国，家长“用脚投票”则是为了逃避“应试教育”的荼毒。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家长的教育权利终于被重新发现和确认。
古代中国有私学，而中央官学为国家养士、宣教；欧洲16世纪以前也没出现过建制化的学校，“学校”以教会附属机构、行业社团等面貌出现。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教育功能开始转型，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塑造人格，培养公民，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要成为社会制度的一环，成为国家事务，“学校”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样貌——建制化、科层化、制度化。“美式家庭学校”尽管新鲜，但回顾教育史，它倒更像是传统师徒传授、家学传承的回流，这股回流对现代学院化教育构成了小小的反叛，力量较为有限。这件事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在于：既有的教育体系能否为社会上的各种教育试验打开一扇窗？如果教育体系足够封闭，那么各种新的教育思想、理念、试验必然会另起炉灶。
当今社会已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以应试为唯一目的现行教育体制，产出“教育废品”现象日益显现，不论在知识准备上，还是在行为心理的素养上，在生活习惯上，娱乐方式上，人际交往上，工作态度上都存在很多问题。即使是那些令人仰慕的“211”“985”高校，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毕业后呆在家里，无法参与和融入社会，成为“啃老族”。面对一个个健康受损，思想简单，情绪低落，工作无能的失落学子，不免让人们更加对现行教育体制失望乃至绝望。对于一些有条件的家庭而言，或许选择“私塾教子”就是一条保证孩子茁壮成长的良途。“子不教，父之过”。毕竟孩子是自己的，在教育问题上容不得任何闪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关部门不妨放“私塾教子”一码，容许进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