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司法是相对于独立的法官司法而言的，其核心特征是享受公诉权的检察官事实上决定刑事案件的结局。从比较法上看，检察官司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日本的检察官主导模式，另一种是美国、欧洲等国家的检察官审判模式。我国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功能上赋予了检察官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决定权，其实质是中国版的检察官司法，蕴藏着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以及案件处理的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三大风险。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试图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某些“技术性改良”，但不太可能改变其作为检察官司法的特质。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有效化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蕴藏的风险，将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长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