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沽源县委书记张瑞

（一）

回到家乡邓油坊公社工作，心里踏实多了，党委书记换成了我初中的老师安俊杰同志。我分工担任北片四个大队的片长。等于蹲四个村的点。当时正好吃着中药。 但一接触工作，就顾不上这些了。每天沿村串访，搞调研很累，但睡得特别香。我的落脚点就在四台坊村——我的家乡。全公社绝大部分村支书都是我任村支书的老相识，大家说话不回避我，所以了解的情况比较深入， 也多。当时全地区推广种植墨麦。大量压缩莜麦，“康九小麦”。我是学农的，仔细研究了墨麦不同品种的特性。 要说墨麦好，那是有条件的。一是必须适时水浇，二是土壤肥力要高，三是有些品种休眠期只有4~6小时， 四是生长整齐，秆低抗倒伏。我建议有水浇条件的种墨麦， 二阴滩地，适当种些拜尼莫62品种。旱坡地还是要种当地品种康选9号，莜麦必须保持一定面积，不能压得太多。党委会上大家很重视我的发言，安俊杰同志心里有数，没明确表态，但提出要搞两套数字，以后应付检查。 和我一块蹲点的是公社副主任石富同志，这是个文化低、 心直口快的老同志，极力赞成我的意见。

不久，地委一位叫吴永田的秘书长，来到邓油坊检查墨麦种植情况。别的领导都下去了，让我在家留守。 问我对推广种墨麦有什么看法。我人年轻，从小养成不会说谎话的习惯，实话实说:“不讲条件，满山遍野地种墨麦，是不讲科学的做法。墨麦突出的特点是喜水喜肥，贫瘠土地是不适合种墨麦的。水浇地种墨麦当然好， 其他地块盲目种墨麦，是违反科学的。”

吴永田同志笑着说:“推广墨麦也是科技人员建议的呀？”

我说:“那只能说是脱离实际，光讲书本的科技人员。 缺水少雨，这是坝上的特点，脱离实际，害人的科技空谈， 只能给坝上带来灾难。”

吴永田同志对我的谈话很感兴趣，他说:“听口气你是农校毕业的？”

我说:“是，河北农大毕业，原来就是这个公社的人。”

“噢，我说呢，你说得真在行。”

笑了笑，说要走，和我紧紧握了握手，我不知道接待的如何，看样子没生气，也没褒贬，管他呢！

实践证明，我的建议是有道理的。1976年雨水虽好， 但贫瘠的土地种的墨麦七高八低，更糟糕的是，还没收割，麦粒在穗子上就发芽了。已割倒，运到场面上的更是如此，有的芽长出5公分左右，已脱粒的小麦也发芽， 都连成蛋了。好端端的一个风调雨顺的年，弄了个大减产， 以致成灾，小麦面做的馒头，发黏没法吃。老百姓算是被坑苦了，那年不少队出现了负值。

由于工作踏实、勤快、敢讲真话，公社同志对我都很信任。县委组织部办“青年学习班”，通知我也参加了。 这个班共26人。7·28唐山地震后结束了。26人中，有25人提拔成公社不脱产副书记或县直属单位副局长，只有我一个人没提拔。马祥同志当时是党校教员，站在院子里骂大街:“王万富当部长眼都瞎了，真正有本事的你不提拔，都提拔了一批饭桶。当时党校的同志也都议论纷纷。

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不久抽我和土城子下乡知青吴则林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专题调查，我们先后走了5个公社，写完专题报告上报后， 就又回邓油坊公社工作了。

（二）注明：本文（二）以下内容，曾在志在八方头条号发表过；题为：“原沽源县委书记张瑞，在康保县公安局工作的一篇日记”；特此说明。

1976年9月份县委组织部通知我去组织部报到。安俊杰同志冲我笑了笑，说:“可能要调你。8月份就和我谈了，我不同意放你走，想让你当我的副手，不久批评我了，说我没有组织观念。”

我考虑的还是我的实际生活，调县里我也不同意， 家还处在两地分居，工资低咋生活？去了组织部和我谈话的是1942年参加工作的老程部长。告诉我:“要调你去公安局工作。”

我一是说明了还要在公社工作的理由；二是强调了我是学农的，如要调应调县农业局工作。

程部长说:“我做不了主，是领导点你的名，先去吧， 不行再说。”

这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我很敬重他，只好服从。

这年12月20日，我最敬爱的父亲去世了。这是令我最伤心的一件事。我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我们村里是人人公认的好老汉，善人。旧社会给地主当了一辈子长工，40岁时才有了我这么一个儿子。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我上学，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 一直给他的儿子——我当长工。我上学的费用全靠父亲的劳动所得。我大学毕业了，我没来得及尽孝，他却走了， 我痛苦极了，我记得当时趴在他身上痛不欲生，号啕不止。 因为我最伤心的是，父亲是得食道癌去世的，最后连一点水都喝不进去，活活地饿死了。在医生诊断后，我提出做手术，医生说已经到晚期，手术没有意义了。这件事给我的打击太大了。所以每年上坟，我都要失声痛哭， 一想起这件事我就流泪，直到现在，经常在梦里和父亲见面说话，他那老实、善良、忠厚、可亲可敬的面容一直留在我心里。

组织部领导谈话后，很快我就去公安局报到。大家都不认识我，与领导见了面。高恒副局长说你在办公室工作，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杨晶田同志，我是值班局长。一天早晨起来，我在院内转，见一位身体魁梧的同志也在转，我不知道是谁，从侧面看，个子高高的， 身体壮实，大约40多岁，走路稳重，大约半个钟头后， 杨晶田同志来局，见我不搭理这个高个子的人，说:“小张，这是曹局长，你不认识？”

又对那位曹局长说:“这就是刚调来的办公室副主任张瑞同志。”

和局长曹翠堂的认识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

从小养成的爱学习、办事认真、作风朴实的特点， 赢得了公安局大多数同志的喜欢和信任。在办公室，除了打字员，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顶着，写材料要电话、 待客人、要情况、向地区反馈、食堂的管理均井井有条。 最让人忧心的是，写材料任务大，晚上一加班，夜里就睡不着觉。人虽年轻，十分消瘦，但一上岗挺精神，一回宿舍，疲乏得要命，浑身无力。

在公安局工作8个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一天宝昌公安局来了二位干警，我热情接待了他们，午饭、晚饭都专门做的烙饼炒鸡蛋、小米粥。在他们告别前， 做饭的张师傅问我要不要收饭钱？我说:“我不知道局里接待客人的规矩，前不久高局长接待了家乡蔚县公安局的同志，就按高局长的做法办吧。”

张师傅按高局长的饭例，每人收了0.3元，两个干警愉快地离开了。本来是一件极小的事，没想到小车司机赵德恩回来，沿办公室骂我。说我“球不懂”。同志们和我相处得很好，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告诉了我。并提醒说:“赵德恩可是咱们局二局长’，连几名副局长都不放在眼里，还动手打过派出所的老高所长呢。”

这些陈年旧账一听而过，我还是干我的工作。

一天我在政保办公室写报地区局的破案总结，赵德恩走进来和政保股的刘淑珍说:“要去宝昌公安局，给人家赔礼道歉去呀，谁让收人家的饭钱呢！”这是明显地冲我而来，真是欺负人，不理还不行，从小养成的火爆脾气终于爆发了。大声训斥赵德恩:“你算老几呀？ 收不收饭钱与你有屁相干，你代表谁道歉？你骂了我好几天，没理你。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开车的竟然干涉起局里的政务之事，人们不是叫你二局长吗？我根本就不尿你这一壶，有本事，你把我赶出公安局，看你真可笑， 可怜，可耻，没水平也不至于如此。”

赵德恩被我这一顿训斥，脸红一阵白一阵，气得话也说不成句了，嘴唇哆哆嗦嗦，说了句:“好，找局长去。” 扭头就走。

我追骂一句:“去找你爹，找你爷，我也不怕！”

我的态度和火爆脾气，把周围的人都惊呆了。大概是没想到，这么个和和善善的大学生发这么大的火，也可能为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不了解情况而担心。

我一直把总结写完。也该有事，到了开饭时，我去食堂吃饭，路过办公室，听见赵德恩在办公屋内正一丈五尺地骂我呢。我听到屋内的人挺多，气不打一处来， 一脚踢开办公室门，冲着赵德恩厉声追问:“姓赵的， 你背后骂谁？人们都说你是“二局长”，我今天非摘掉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乌纱帽。”

赵德恩站起来，作势伸过脑袋，让我打，看样子是想用头碰我。我背后是一个水缸，上边放着一个厚实的水勺。我说:“姓赵的，你有种，来碰一碰我的衣服， 我让你碰到我一根毫毛扶三年！”

他看着我火比他还大，成心要和他干仗，真是欺软怕硬，气焰顿时小了下来。高恒、刑振国副局长也在场， 他们上来拉，怕打起来，我一伸胳膊，把高局长甩在床上。

“好大的力气呀”不知谁说了一句。

我又向前走一步，向他挑战:“姓赵的，你不敢碰我的衣服，就不是你爹的种。”

大家看着我毫不示弱，成心要教训赵德恩，赵德恩也看出苗头不对，随着人们连拉带推，就顺坡下驴，出了办公室。

我的气还没放完，冲着两位局长和办公室的人大声喊:“这公安局是人待的地方吗？你们两位局长听着: 堂堂公安局，让一个司机无端瞎搅和，而当领导的不敢说句公道话，这能让人待下去吗？你们谁能把我调出公安局，我就给你磕头。”

高局长说:“张主任，这事不怨你，是小赵胡来， 大家都清楚，收不收饭钱是你管的事，完全是按标准办的， 无可非议。”

两位局长专门说了赵德恩的情况，让我不要再生气了。总算发泄完了，两位副局长说了公道话。这事震动了全局上下。同志们见我这个年轻人敢作敢为，富有正义感，竟敢教训连副局长都让三分的“二局长”，大加赞赏。大概这儿年，赵德恩欺负人太多，撞在了我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枪口上，人格丢尽了。

曹局长怎么看？许多同志劝我和曹局长坐坐，把这件事说明情况。我说:“我才不去找呢，连这事都不能

公道处理，还当什么局长。”

一天局长去地区开会，有两位局里的同志一块参加。 听他们告诉我，一上路，赵德恩便开始在局长面前奏我的本，一路上曹局长一言不发，到了地区公安处院内， 临下车，老曹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张瑞是个好后生。”

局长让赵德恩吃了闭门羹，车上的几位同志回来告诉我的话，让我对这位局长，第一次种下了敬佩的种子。

此后不久，教导员边玉同志支唐后回局。这是个工农干部，性格直、文化低、很朴实。屯垦公社东滩村发生了一起投毒案，边玉同志带着王巨芳去看现场。车一上路，赵德恩在他面前又奏了我的本，看意思，边玉同志听进去了。王巨芳悄悄地告诉了我，让我小心点，我根本不在意。正赶上地区陈全局长一行在康保搞满德堂的案子。正赶冬季，7点半天还不太亮，做好了早饭， 只能等，9点多才来公安局。值班局长高恒同志让我按两顿饭安排，即早9点和下午4点各一顿，我做了安排。 可第二天8点多，陈全局长就来局了。我正在办公室写材料，边玉同志进来严厉地对我说:“小张，你新来局， 许多事不懂，不要和人吵架。要学着点儿，像今天，陈局长一行来帮我们搞案子，你连早饭也没安排，年轻人要注意点儿。”

本来我想等他说完，告诉他高局长的决定，结果又说出了我与人吵架的事，这就说明王巨芳说的是真的， 他完全是听了原告来打我这被告。一下子把我的火点燃了，没等他说完，我火爆脾气就发泄了:

“老边，高局长让我安排两顿饭，你让我做三顿饭， 我听谁的？你不调查、不研究，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这就是你的领导水平？我干不了，不干了！”

一扭身，“啪”一声，把办公室的门子一摔，门上的玻璃都震破了，回到了我的宿舍。边玉同志被我突如其来的火药味惊呆了，高恒局长恰好到了办公室，看见了这一幕，说道:“老边，安排两顿饭是我让小张办的。 你是不是听小赵又瞎说什么了，小赵的话可不能信。那件事全是小赵不对，你可不能听他瞎说。”

边玉同志说:“这小伙子好大的火气呀！”

高恒局长说:“人家本来就不愿意来。可这近一年来的工作，踏踏实实，材料写得好，也快，是个人才呀， 哪能受这个委屈？”

边玉听后深感后悔。真是个好工农干部，下午就去宿舍看我，并诚恳地说:“我不了解情况，委屈你了， 请你原谅，你可不能走，一定安心工作。”

我为这位性格爽朗的教导员感动了，也说了句:“我不该那样对你。”此后，曹翠堂同志去县委任副书记， 边玉同志接任公安局局长，对我很信任，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都采纳。

这件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当时，已成为国家干部的我，骂了人家赵德恩好多脏话，这是一不该； 存心打架，如果赵德恩动手，我会不计后果地用水勺把他打倒，这是二不该；边玉同志毕竟是领导，有什么事可以讲，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这是三不该。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社会知识经验太少了，也太单纯简单了， 为争一口气，不惜任何代价，这是愚蠢的表现。好的是当时社会风气尚好，初生牛犊不怕虎，没负担，没酿成苦果。我之所以把这件事记得这么实，看得这么重，就是至此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逐渐使自己走向成熟。

不知不觉中在公安局度过了4个春秋，4年中先后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1979年任政保股长，跟地区公安处技术员李小孔学习文字鉴定，向小孔要了一本《文字鉴定》教科书，写了厚厚一本学习笔记，对好些字迹鉴定的特点，写字人的习惯，左手字的特征，自已编了顺口溜，以便好记。用学到的知识连续破了几起反标案，并把政保股所有历史档案资料重新整理一新。 先后出席了地区公安处召开的破案有功表彰大会和省公安系统双先会，受到地区公按处表彰和奖励。

同时，因工作需要又把俄语捡起来自学，基本能翻译一些政保系统保密资料。领导很信任，又赏识我，同事们都很尊重我。我的长处就是好学，除了学习“文鉴” 还学“痕鉴”，“步伐追踪”，现场勘查，以至于照相， 放大、冲洗，等公安人员必备的知识，使我的素质一步步在提高。

1977年秋，我的乙肝病又有活动，局领导做工作， 让我把家搬到了县城，领导帮助我找了两间危旧的土坯房先暂住。那时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房子东墙从顶到底裂开了10多厘米的大缝，太阳一出来，一道光线照进来。 可怕的是过冬，尽管塞堵了不少砖头泥浆，可寒气直接而入，常常把被子与墙上的冰，冻结在一起，我个儿大， 一拉被子，把被子都扯破了。我刚满周岁的小儿子，手脚冻得红中透紫。那时一冬天能烧煤500公斤，家中生的是局里借给的没人用的小筒铁炉子，买不起炉筒子， 在垃圾堆上捡了别人扔掉的约有2尺多长的破筒子，把烟火直接接到炕里边。见我家生活困难，局里领导研究后要给我30元困难补贴，我拒绝了，我认为人得有志气， 就这么点困难就要单位的补贴，觉得太丢人，不是我张瑞的为人。后来赵程旅副局长领上我四处找领导，记得找过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卢桂香，让帮忙给我爱人找点活儿干。她表示同情，但说没法解决。我决定不找了，不就是苦点吗？我坚持工作在破案第一线，劲头还满足的。 后来我爱人的同学张甫是教育局副局长，帮助安排在一中代课。

我一直认为，人活在世上，自身分量的轻与重， 全在于他的自身本事，本事大价值就高，没本事分量就轻。

所以业务上的东西不知饥饱地学习。知识丰富，办法就多，能力相伴提高，我个人学业务的笔记就有5万多字。 而破获的几起案子就是借学习文鉴知识成功的。

1979年12月全县有两个教师转正指标。说情的人太多了，连领导层都是如此。教育局长周鼎，这是个离休干部，清廉正派，决心以考试的办法来决定，结果， 我爱人考取全县第二名，县里通知后，正值春节来临， 兴奋之下，随笔写了一首诗。

生什重压病缠身，

求友拜官倍艰辛。

人虽无情天作美，

才华取胜最如心。

喜讯驱尽闷和烦，

春风融化冬季冷。

燃鞭放炮辞旧岁，

张灯结彩迎新春。

这首不成熟小诗，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心情。我出身农民，生活在艰苦环境，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当时38 元工资，一家5口人，(含老母)虽然苦，但一想到家乡的大多数乡亲生活，就觉得比他们还强些，把劲全用在了工作上。公安业务无穷无尽，反正改行了，干脆一辈子干公安工作也可以。不知何因，地区公安处要调我去公安处工作，局长找我谈话，告诉了公安处的意思， 因为是去公安处办公室工作，我当即表示不同意。

1980 年初，局长又第二次找我谈话，说调我去农业局任副局长。 我说改行都5年了，再来一次业务大改行，我可耗不起呀。局长说，组织已决定了，你就去吧。晚上，我通过予审股长宋桂英，找了她爱人管干部的县委副书记王万富同志。见了面，因为我和老宋是同事，王书记很热情， 笑着问:“是不是找我有事啊？”我把局长与我谈话的意思说了，并表示不想去农业局，还干我的公安业务。

他听了后，哈哈大笑说:“我还是第一次遇上不想当官去走后门的人，凭这条，你就应该提拔。”

王万富书记与我谈了一会儿心，说:“县委已经定了， 你还年轻，这是一种进步，去好好工作。”

后门没走成，还让人家上了一堂政治课，看样子只好服从组织决定了。

因为我是学农的，调农业局后，很快入了角色。 业务方面也很快熟悉起来，只是外语自学的内容，又得全改到农业方面了，对农业、植保、裁培，育种等业务知识，抓紧时间复习一遍，又订了一本俄文《土壤杂志》， 有点空余时间，就搞翻译。当时局长是邓苗同志，我分管业务。官场没经验，但业务熟，和技术干部很合得来， 我要求自己严格，虚心好学，得到了全局干部的拥护和支持。1980年全国搞土壤普查，全区在茶坊区搞培训， 康保县我带队。当时新老大学生250人左右，培训结业考试，被我夺了“魁”，成绩是99分。

不久，县委决定邓苗同志任水利局局长，由我接任农业局局长。县委陈部长与我谈话，我提出我干不了， 一是我身体不行，我有肝病；二是人太年轻，压不住阵； 三是资历太浅，干部不服；四是第一次主持一个大局工作，没经验。陈部长说县委已经决定了，你只能找书记了， 我不能答应你。第二天，郑安礼书记找我谈话，他听了我说的四个不行后说道:“县委已经定了，你还是去把担子挑起来吧，我们相信你能干好，实在不行，到时候我再给你调换工作。”

我无话可说，只能是服从。在接任局长后，我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全县开展土壤普查工作，我既是行政领导，又任技术指导组长，土普工作不仅大大节约了经费，还出色地完成了整个普查任务，获得了农牧渔业部二等奖。

二是消灭莜麦黑穗病，当时全县莜麦因黑穗病大减产， 严重的达80%~90%,轻者也在30%~40%。我依靠农艺师谢英彦同志，大面积推广多菌灵拌莜麦种，并大力推广“无病留种田”技术，获得重大成果，获省地科技成果一等奖。全县彻底消灭了莜麦黑穗病。

三是全县大力推广“胡麻早播加种肥”技术。全县范围内消灭了胡麻杂种田，清一色纯种胡麻。我亲自趴在良种场田间， 考察小满前后冻胡麻的问题。考察胡麻苗期究竟能耐多大低温？一次地温-4.7℃,大气-9℃,胡麻苗出土部分全冻了。但只要绿了叶的，只是叶子黑了，生长点完好无损，大部分没出土的苗没受任何伤害。几天过后，苗全苗壮，和1969年我在大队工作期间的结果一样。真正冻死的是刚出土的“豆芽菜”。从理论上讲，生长点浓度大，冰点就低，耐冻能力就强，就像自然水和盐水的抗冻能力比较一个道理。我发动全局技术人员下乡搞技术承包。主要是“莜麦无病留种”，“多菌灵办种”，“胡麻早加种肥”，“山药碳铵深施”，都取得很大成功。

四是我在二号下乡，庙喇嘛大队蹲点，搞了“400亩山药碳铵深施”，“280亩胡麻早播加种肥”，小麦适时早播加种肥的技术承包，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受到乡村领导特别是老百姓的欢迎。我写了一篇《播期、种肥与胡麻丰产》论文，受到了省、专家的肯定和好评。

四是针对良种场和农科所的严重亏损，大胆改革，实行承包责任制。一年扭亏增盈。同时全力整顿机关作风，出现了团结、 紧张、严肃、活泼的大好局面，彻底扭转了原来松、散、乱的局面。

五是大力引进大黄菜籽种植。首先在屯垦、 照阳河乡大面积种植，获得生产500斤的好收成，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特别是充分发挥农民技术员的作用， 让他们带头种科技示范田，县委政府秋季大检查时，农民技术员的示范田是参观的重点。对全县农业技术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种植推广大白萝卜，产量超万斤，农民收入明显地增加。同时还努力推广种植脱毒薯，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

农业局的变化在全县引起很大反响。《张家口日报》 记者专门采访我，开始我以为是采访技术承包问题，当明白重点是报道我个人，我婉言谢绝。真诚地说明了这样做，对我有害无益的道理。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

生活像一湖水，没有平静的时候，原因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所造成。我是县内最年轻的局长。因工作出色， 农业局又评为地、县的先进集体。招来了各种风吹。议论农业局及我，成为人们的饭后谈资。不少是夸赞我的， 但也有不少负面反映。有的说，“张瑞爬得真快，还不是靠曹翠堂吗。”还有的说，“地区农业局要张瑞要得紧， 促成的。”有的甚至说:“那可是个愣头青，什么都不怕， 谁都敢顶。”

我知道，在农业局内部，一个和我相处近一年的副局长，原本认为他要接局长的位子，因为“文革”中是造反派，被免去了职务，调离了农业局，他的心腹在曹翠堂书记那里告过我的状。

我个人的升迁究竟是何原因？我也不清楚。我和老曹非亲非故，除了工作之外没有任何交往。我只不过在他手下工作过4年多。我只知道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助学金把我养大成人，***是我们家的救星，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也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听党的话，信仰共产主义，不搞歪的邪的，只干工作，不想别的，老婆说我是“工作狂”。这大概就是官场，刚沾着个边，就不让你安心生活。有那么一些官迷心窍的人，当不上官就活不下去，到处煽风点火， 完全是一群阴沟里的蛆虫，见不得阳光。对各种风言风语， 我的态度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把工作搞得扎扎实实，全局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大概初涉官场， 总在风浪中颠簸，想平静生活谈何容易。我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认准的路，看准了的事，要不怕风浪，不信奸邪坚决地走下去终是要有结果的。三年的农业局局长就是这么过来的，也得到了全县上下的认可。认为农业局确实面貌大变，地区农业局领导和普通干部也这么认为。

1983年11月初，张曙光省长在康保视察灾情的当天， 通知我第二天早8点，到县招待所会议室开会。在会议室坐好后，县委书记辛民向曙光省长介绍县里的领导时到了我的跟前，指着我说，这是县委副书记张瑞同志。 我惊呆了，没有任何反应。这太突然了，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这年头，想当官的人太多了，我自知自己的本事， 不会处理人际间的关系，光知道工作，身体又弱，没有丝毫竞争和角逐官场之位的意识，因性子急，干起工作不要命，这对一个肝炎患者是危险的。我心里很沉重， 整个会议期间一言未发，准备会后找领导谈谈，但一切都晚了，地委任命书都已下达了，作为个人，只能服从。

我的日记里，如实地记载了我在新班子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同志们:

这是一个庄严的大会，我作为一个新进班子的年轻干部，和大家亮亮相，表个态。我是这样认识的:进领导班子，这是各级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曹县长代表老干部对我们提出了般切的期望和要求，这种期望、 信任和要求，对于我本人来讲是一种考验，虽然感到压力很大，我的德、才、身体与交给了的担子是不相称的。 但作为一个党员，我没有任何理由辜负这种信任、要求和期望。

现在对我有一个职务上的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张瑞还是张瑞，我知道自己有几儿两重，也知道自己存在的毛病。职务上的变化，因我如何对待，可能产生两种结果: 一个是切切实实按党的要求去学习、去工作、去做一个人民的公仆，受到党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另一个是以权谋私，手伸得长长的，把人民交给的权力变成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而被党和人民所唾弃。我决心做一个受人民欢迎的人，我表示三条:1.决心不以权谋私，请同志们记住，今天大会上张瑞是这样说的，愿意接受老干部、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监督，愿意接受实践的检验。2.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尽自己的能力、水平，在集体领导下，使劲地干了。3.走好群众路线，特别是要学习老干部，尊重老干部，虚心地主动地接受老干部的传、 帮、带。在踏上新岗位之前，张瑞嘴上表了态，究竟怎样， 还是未知数，将受到实践检验。让实践来检验我所说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