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8年10月初从竹沟出发赴豫东皖北的途中，离开了后方。他们的物资供应是怎样解决的呢？总的原则是依靠党的政策和我军的光荣传统及严明的纪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取之于民，保证了军需供应。具体说来有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给养保障

在部队出发之前，每人发了一条米袋，可以装5-7斤大米或面粉，这是不可缺少的。每日途中大休息就用米袋中的米（面）架起行军锅做饭，早晚餐则在驻地群众中采购粮食补给，每天伙食费标准1角5分。其中1角为主食，5分为柴菜金，当时部队人数少，携带的经费短时间尚可满足供应，到达西华杜岗后，与原在睢杞太活动的三支队合编，人数扩大了一倍以上，经费开支增大，因此只能保证每人每天5分钱的菜金，至于主食和烧柴则全部向当地群众筹集征收。当时西华有我地下党在工作，县、区政权与我党统一战线关系甚好，所以能帮助我军解决给养问题。

当地不产大米，主要是高梁、玉米，小麦很少。烧草主要是秫秸，马草为谷草。西华正处于黄泛区，遭受水灾，粮食欠收，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贫困，存粮有限。但在我们向群众宣传鼓动下，老百姓还是乐于献出粮草的。当时的宣传口号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只有打垮日寇才能过好日子”。当我们渡过黄河到达鹿邑的皖北时，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通过原来的保甲长帮助筹集给养，有时也直接采取向群众派饭的办法。一户管几个人的饭，分散就食，这多半是在行军途中采取的。至于在驻地比较固定时，每个伙食单位在附近的群众中，选择几户帮助磨面或蒸馒头，称为面户，给点麸皮作为报酬，当粮食征收接济不上时，各面户暂垫或代为筹集粮食，以济燃眉，特别当春荒时节，解决了大问题。

被服方面

竹沟出发时尚着单衣，每人有军毯一条，因长途行军，个人物资要轻装，我的一床棉被换了一床毯子，既铺又盖，到西华后，准备东渡黄河进入敌后方，从西华友军处领到少量棉衣，是灰色土布手工缝制的，式样粗糙，但可御寒，我们宣传队就领了几套，到达鹿邑后，年终又从魏凤楼部领到一部分棉衣。这都是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从友军中取得支援。但由于部队迅速扩大，仍然有一部分同志身着便衣，至于鞋子有的自己打草鞋，有的从群众中动员出来慰问品，袜子都是布袜，被子两人一条。冬天穿棉鞋的极少，有了单鞋不打赤脚就满意了。

次年夏季来临，单衣尚无着落，只好把棉絮拆掉，改成夹衣，最后再改为单衣。直到秋天部队到达淮上后，经济条件有所好转，才派人到寿县城缝制单衣，陆续发到部队换装。可是不久又该筹划冬衣了。所以又到涡阳县城缝制冬衣。这些县城当时为国民党统治区，因统战关系尚未破裂，可以找到工人和机器，采购到布匹材料，所以有了经费就能解决服装的补给。

经费的筹措

大致有几个来源：一是靠打仗缴获，没收敌伪财产；二是向群众募捐，主要对象是士绅富商，号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1939年在白马驿欢度元旦，不但举行了会餐，而且每人发了1元零用费，就是通过对一位士绅黄老鉴动员捐献一笔款子解决的；三是通过统战关系的友军支援，如上面提到的西华部队和魏风楼部，都提供了一些经费，解决了急需。

连队的经费除伙食费外，还有一项公杂费，主要解决学习纸（每人每月一张油光张，练习写字用）、擦枪费、晚间灯油费等。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心战士的文化学习，利用行军空隙上文化课，教战士识字，提高文化水平，布置俱乐部出墙报。在物质生活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十分注意精神培养，这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采取以上办法如仍不能保证供给，只好节衣缩食，停发零用费。直到1940年初建立了豫皖苏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向群众征收公粮、布匹，向行商征收过境税，发行边币（永城县流通券）才算基本上解决了部队的供给问题。当时有两大税源：一为盐税，从苏北盐场向大后方贩运的食盐，因铁路中断而改走旱路，用人力担运或马驮，经过我区（由肖、宿县到涡阳、蒙城）而征税；二是涡河中的船只，由蚌埠贩运到大后方途经怀远的河溜、龙亢。边区在这两处设立税所征收过境税。当时这两个小镇特别繁荣，行商云集，摊贩林立，船只过往不断，由税收人员上船核对货物，征收税款。有时每天可达万元以上。

边区的粮食也可由船载往敌伪区换回布匹、药品、电池等军用材料。由商人承办，给以丰厚的报酬，因为有一定的冒险性。也可直接派人化装到敌占区采购。支队供给部筹办了被服厂、军工厂，缝制军衣，生产手榴弹，保障供应部队，当时子弹还不能制造，主要依靠战斗缴获敌人的。

在环境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各部队自行开办了小型合作社，负责采购生活日用必需品供应部队。1940年春，我在支队特务团供给处工作，就在新兴集东门外，开办了合作社。资金由大家集股，每股1元，干部战士均可入股，多少不限，共集资一、二百元。经营的商品有两类，一为食盐，到肖县王寨采购，买来后出售给部队食用；二为生活办公用品，如纸张、毛巾、牙刷、牙粉等。到涡阳县城采购需用法币（中央票），我区的边币不能使用。

我处有一匹大黑骡子，每次都用它载回，在部队内部出售，价格也比当地商店稍便宜一些。到月终清算账目，略有盈余，即按股分红，以补干部、战士零用费之不足。工作人员由本处一名会计负责经营。可惜当年“六·一”战斗，日寇扫路，把合作社所在的一条街放火烧掉了，合作社的货物也被焚毁。总之，在战斗情况下只能办小型的随车有了情况随时可以转移，避免损失。大型的固定的商店是不合宜的。

部队逐渐扩大，根据地逐步建立，部队的供给工作也开始由分散取得逐步统一，建立标准制度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了。1940年春，由延安来了一批干部，其中后勤干部占多数。因此支队供给部正式成立了。谢胜坤同志担任供给部长，郭金林、资风两同志任副部长。召开了供给会议，各部队汇报供应情况，总结了前一阶段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彭雪枫司令员关于部队供给工作的指示。主要精神如下：

我军衣食供应的来源主要取之于民，武器弹药是取之于敌。我军供给标准制定的原则是根据需要与可能，保证干部战士的最低生活需要。必须体现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光荣传统。我军的供给方式是下级供应上级，前方供应后方。红军时期毛主席提出我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有筹款一项，自力更生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各部队分散活动，抗战时期不准打土豪，但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募捐筹款和战斗缴获，按标准留下自用部分，将多余的部分按级上缴，解决领导机关的开支。这种方式只有我军才能自觉地执行。

同时还要严格执行标准制度，克服苦乐不均，杜绝贪污浪费。贪污腐化与反革命联系着的，决不可掉以轻心，否则会葬送干部。供给人员一定要廉洁奉公，先人后己，决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要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这些谆谆教导，一直在我心中铭记，指导着我的行动，是我军供给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对干部的最大爱护，及时地敲了警钟，防止犯错误。

从此一支游击队逐步向游击兵团过渡。担负着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任，而她的供给工作也相应地走向了正规和统一。

编发：拂晓哨位

作者：张建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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