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2年生人，今天说说我记事以后（1966年到1976年）的粮食问题。我之前说过60后是幸运的一代，比50后们要幸福的多，首先就是没挨过饿。像我这样的1963年之前的60后，虽然赶上了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是因为太小，靠母亲的乳汁和家人的节省度过饥饿年代，等到有记忆的时候国家已经恢复正常，虽然艰苦但基本能吃饱了，至少城市和城镇居民是这样。我是辽宁营口的城镇居民，那时候的基本口粮小孩好像是从每月18斤开始逐步增加，成年人因该达到30斤以上，最多的重体力劳动者更高一些，这个定量吃饱是没问题了。那时候的粮食分为粗粮和细粮，大米白面是细粮，高粱米苞米面是粗粮，构成上粗粮偏多。在食用油上辽宁和别的省不同，就是每人每月只有3两豆油，或者花生油，过年的时候会供应一点香油。都说是当时主政辽宁的陈锡联拒绝调入外省豆油，因此人们都叫他“陈三两”。我们那里每月每人是8斤大米3斤面，过节的时候会增加细粮的数量。其余是高粱米和苞米面。那时候的面分为标准面和精粉，春节的时候每人会多供应一些精粉。小时候吃饭最难受的时候就是吃不惯粗粮，尤其是吃不惯高粱米，但又不得不经常吃，根本就不是在享受而只是不得不填饱肚子。对苞米面做的窝窝头和玉米饼子，当年也感觉难以下咽，它和现在市面上卖的窝窝头和玉米饼子是不一样的，现在饭店出售的应该是加了白面或其他的东西。但是妈妈做的苞米面疙瘩汤却是非常喜欢。

苞米面窝窝头

猪肉是每人每月一斤，所以还是每月都能吃上一两顿饺子的。我的老家是附近农村的，奶奶和叔叔姑姑们比我们生活要苦很多，但口粮是有保证的，不够吃的生产队有国家拨付的返销粮。不过我们这里山区的农民是很少吃得上细粮的，因为种的都是高粱苞米土豆地瓜，分到的口粮也就是这些。小时候回老家总是要背上3斤五斤的白面去，再带着大包的地瓜和水果回来。而我们辽宁的盘锦一带都是水田，农民们吃的就全是大米。

疙瘩汤

那时候吃饭很随便，常在院子和街边吃

那时候经常听忆苦思甜报告，还吃过高粱糠面做的忆苦饭，父母也真心的告诉我们：旧社会真的比现在苦多了。当我们不爱吃粗粮的时候，他们也讲1960年到1962年的“二两粮”的时代，每人一天只有二两粮，告诉我们要节俭知足。

我小的时候也遇见过乞丐，但比现在的乞丐要少得多，而且是真正要饭吃的，不像现在的职业乞丐专门要钱。我们矿区一个附近农村的拄着双拐的残疾人时不时地过来乞讨。据说他残疾干不了农活，还有一个老妈下不了地。每次他来的时候就是站在楼洞里，喊着：“大娘啊，给点吧”！于是有的人就将剩饭剩菜送给他。那时候各家也有吃不了的剩菜剩饭，为此有的人家还在楼道里放上了泔水缸剩饭剩菜刷锅水都倒到里面，攒慢一缸后有农村人挑着担子来收回去喂猪，每担能买上一到二元钱所以他总是能带着东西回去。那时候我们这里视乞丐为耻辱，大人们常骂不听话的孩子长大去当要饭花子。而我们整个矿区十多万人，只有这么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乞丐。好像是两年的光景就不再能看见他了。1969年我跟着父亲去包头，在北京中转的时候在饭店吃饭，也遇见了几个乞丐，其中还有小孩子，但是被饭店的人撵出门了。我们的桌上坐了一个穿着整洁的40多岁男人，当我们吃完饭的时候他从挎包里拿出饭盒，请我父亲把剩下的饭菜给他，说是家里遭了灾，没办法才到这里来讨饭吃的。当时我很吃惊，难以理解首都北京还有要饭的。1978年我到鞍山读书的时候开始常见到在饭店里捡剩饭的人，人们都叫他们“捡盘底儿的”。有一次我准备给他们点零钱的时候，我沈阳的一个同学阻止我说：他们不比你吃得差，越大的城市里这样的人越多，沈阳叫这种人为“折箩”。他说南方的农村人有这个习惯，农闲的时候就到大城市来，要的剩饭比他们在家吃得好，能要着钱更好。并不是没有饭吃了。而到现在乞丐们已经成为完全职业化的骗子了。

1976年以后，生活逐步改善。我1978年到鞍山读书的时候，学生食堂虽然也是一半粗粮一半细粮。但是即使靠着助学金也有能力跑到饭店去吃细粮了，那时候鞍山的无锡老正兴早上卖骨汤面只要9分钱一碗，高档的五一路饭店里的快餐厅一碗大米饭一碗豆腐脑只要1毛8分钱。等到进入80年代以后，就全是大米白面了。吃够了的高粱米我已经有30多年没碰了。苞米面大饼子有时候还吃一些。（文中照片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