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逝去的儿时记忆
儿时,我有许多不可抹去的记忆和幻想,我幻想离开农村有个吃国粮的工作,我幻想找一个非农业的媳妇。这两个是我儿时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儿时的玩伴鲁刚、高子、黑山、保梁、保玉、二花子、大姐、二姐、两个三姐时常在梦中相见。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除了上学,就是放羊、拾柴、割草剜菜喂猪。我们放了学到家,把书包往炕上一扔,挎上篮子,拿上镰刀,或赶上我的小山羊,就往村北任堂水闸的那片水塘边跑去,星期天就更甭说了,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放羊、割草,饿了啃个干馍,渴了在河边挖个坑,不一会坑里就涌出了水,用手捧起来就喝。虽然过去几十年了,但记忆犹新。阳光照在河边的青草上,我的小山羊不停的吃着,有时还高兴的跳上几跳,从而更加使人爱惜,我对我的小山羊喜爱,无法形容,我经常给它清洗羊毛,还有我那通人性的小狗,想起它我就泪流满面。我后来外出工作,每次回家它都能提前预知,在我离家一公里时,它就在那里接我。我每次离家上班,它就会送了一程又一程,赶也赶不走。
儿时的记忆,就像大海上那充满感情的浪花,也好像碧草丛中的一朵朵五颜六色的鲜花。最让我无法忘记的是我儿时发生的事,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经常在梦中出现。记忆是阵阵花香,儿时的记忆依然让我有冲动的感觉,一缕缕温馨的画面不断在心头处剥落,让我情思飞扬。
儿时的故事,一直飘着,童年的荡秋千随记忆一直飘到现在,吹着前奏,望着天空,我想起花瓣凋零的惆怅。花落的那一天,天空的阳光别样灿烂,我什么都看不见,只留下一份美好温存到永远。消失的旧时光,在成长的道路上伫足得太快,然而,过去的一切,仍然在脑海中不断闪耀。
斑驳的夜暮下,找不到一丝明亮的光线,黑夜在黑暗中嘶吼,我凭借与花香的感应,走进了曙光,来到一片阳光灿烂,轻舞遐思的幻境。
山羊、篱笆和狗,这种家画面经常在我的梦里循环出现。醒来后,只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然后,睡下,故意去梦,翻越大海,跨过山丘,却从不曾寻得。
4年大学生涯加上多年工作履历,已然度过了最好的青春时光,儿时的玩伴早已结婚生子,他们早已在精神上和生理上到了中年,有时回家和玩伴一起,才发现没有了故事,只有酒。
村落已经坍塌了大半,杂草早已占领了那些人去屋空的院落,剩下的只有断壁残垣,好不悲凉。老一辈人逐渐在我的脑海里只剩下回忆,新生代也逐渐搬迁到城市中去。那些新生代偶尔会回到村中,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开着漂亮的小汽车……
村西头的河水早已不知干枯了多少年,河流的末端(大坑)只有死水(雨水),只有鸭子,没有鱼,浑绿色,臭气熏天!
早年间,聚众拉呱的、说书的、唱戏的、下棋的,自从一种具有相当吸引力的运动――麻将传来以后,就被迅速取代,麻将在我们村早已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悲哀!
记忆中那片摸知了猴的大树林,只剩下几棵似乎象征着尊严的树,倔强不屈,像在哭诉!
树林的北头是承载了我全部小学时光的校园,当啪几,弹玻璃球,跳皮筋,摸瞎,机器灵砍柴刀,还有那清脆悠长的人工上课铃。如今,都没了。
村子还在,故事变成了回忆。 逝去的该如何追忆,只能重拾拙笔,娓娓叙之。
一,故乡的土屋
土,是地球上最原始最普通的一种物质,特别是在广袤的鲁西南大平原上,到处都是土。土地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土地,就没有农业生产,没有农业生产就没有粮食、没有生活物资,就没有一切。在这片土地上还流传着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说是天地开辟之初,大地上并没有人类,女娲用黄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样子捏出了一个个小泥人,她造了一批又一批,觉得太慢,于是随手扯了一根树枝,使劲抽打泥团,泥团便星星点点的滚落在地上,也都变成了人。后人说,女娲亲手抟黄土捏出的泥人变成了富贵的人,用树枝抽打出来的泥人变成了贫贱的人,因为树枝抽打的的泥团大小不均匀,且有很多不完整的,就又有了高、矮、胖、瘦的区别和瘸子、瞎子、聋子甚至肢体残缺的残疾人。
小时候大人们说人是泥做的,所以用手在皮肤上一搓,都是泥。在鲁西南农村,房子是泥土的、院墙是泥土的、灶台是泥土的、道路是泥土的,即使是稀罕的砖瓦、陶瓷,也是用泥土烧制的,可以说整个村子都是用泥土建造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农村小孩大都是出生在土屋子里面,那时候生孩子基本上不去医院,大都是接生婆接生,叫“拾小孩”或“拾娃娃”,我也是被我们村的接生婆“拾来的”。我就是在这样的土屋子里面生活了二十年,直到考上了中专去外地上学。
纯粹的土屋在老家叫“土棚子”,就是除了梁檩等,墙体、屋顶全是用土建造的,几乎不使用砖瓦。到我记事的时候再建造房子,已经普遍使用砖瓦了,屋顶不再是用土“捶顶”,而是全部“瓦瓦”(wà、wǎ),被称作为“瓦屋”,但墙体大部分仍是泥土的。
老家建造房屋都是就地取材,大概的过程就是准备材料、“打地工”“打砖碱”、挑(tiǎo)墙、上梁、瓦瓦(wà、wǎ)、封顶起脊等,过程看起来不复杂,但在物质生活匮乏和盖房过程全是人工的年代,新建一座房子,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件大事,也要花去多年的积蓄。记得小时候就听父亲说过,贫苦人家盖房子不能等把钱攒够了再盖,都是先借钱把房子建起来,然后再慢慢还账,如果是等把把钱攒够了再开始盖房子,可能一辈子也盖不起来。这或许就是城里人按揭买房的雏形吧。收入都是在提高的,物价也是在上涨的,越早建房、买房就越省钱,这也体现了农民朴素的价值观念。
屋子的土墙一般一尺二厚,大概四十公分,一般要挑(tiǎo)三茬墙,家庭条件好的“砖碱”打的要高一些,也就是用砖砌墙到二分之一处,俗称“腰子碱”,如果在村里的看到这样的房子,说明这家比较富裕。土屋窗户一般留的都很小,特别是后墙一般都紧靠邻居,几乎不留窗户,也有时掏一个三角形的孔洞,用来通风。所以土屋子的采光一般都很不好,除了当门这间比较亮堂外,里间即使是在白天也很暗。窗户在冬天用纸或者塑料布糊上,用于保暖,在很多人家的窗户外边,往往铺上一些麦秸,用木板或者砖块做个外挡,便成了一个鸡窝,是鸡嬎蛋的地方。让鸡把蛋嬎在这里,可以避免遭到其他动物的破坏。
那时候建造主房一般是三间或四间,叫“堂屋”,四间的堂屋会在建造时就隔开一间,叫“小堂屋”。三间的堂屋一般不隔断,但为了居住方便,会用“房箔子”隔断,里间是卧室,外间叫“当门”,用于待人接物,类似于城里住房的“客厅”。隔断用的“房箔子”是用高粱秆编成的,除了起到隔断的作用,上面还能挂一些针线、鞋帽、秤杆等日常用品
可以说是有多种用途。听夫人经常说起一件事情,她姥姥会把八月十五的月饼用纸包裹起来,卡在房箔子上面,等到放寒假走亲戚时,姥姥会把月饼取下来,当作宝贝似的给外甥女吃,不过这时候月饼已经很硬很硬了,也不好吃了,只好放到锅里馏透,但还是甜甜的味道。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老人疼孩子的方式就是把好吃的留给他们。
土房子留下了很多童年的记忆。寒冷的冬天,吃过晚饭便早早躺进母亲暖好的被窝里,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在煤油灯下或纳着鞋底、或补着衣裳;炎热的夏季,蚊子惹人心烦,捉几只蜻蜓,放在土屋的蚊帐里面,希望能把烦人的蚊子吃掉;春秋天是最舒服的季节,躺在土屋的床上,呆呆地望着屋顶,幻想着自己是董永、是许仙,是杨宗保、是薛丁山,会法术、会劈山,能娶得娇妻,能除暴安良,能呼风唤雨,能造福人间……也幻想着自己啥时候能够脱离这昏暗的土屋,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少年的幻想总是天马行空、不着边际,长大后才知道人生坎坷、现实维艰。
冬日暖阳下,土屋的墙上挂着牛耕绳、土坯模子、锄头等农具,还有辣椒、大蒜甚至玉米等,人们随时取用。大人和小孩都喜欢在土墙根下晒太阳。大人们抽着自己卷的土烟你一言我一语或东家长、西家短拉着家常,或你怼我、我怼你抬着闲杠,或吹嘘自己经历和知道的新鲜事。小孩子们则叽叽喳喳挤过来挤过去,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乐此不疲,满身的暖和。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农民生活渐渐富裕,砖瓦房渐渐替代了土房子。现在再回到农村,几乎见不到了当年的土房子,到处都是水泥地、水泥路、钢筋水泥房子,道路平坦宽阔,房屋宽敞明亮,如果哪个村保
留了几座土房子,我估计会成为大家争相参观、拍照的网红打卡地。
社会总是在进步,时代总是在变迁,故乡的土房子虽然令人怀念,但不是人们向往的美好宜居生活。我想,故乡的土屋只是一代人的怀旧心结,但也不要过度留恋。
二,鲁西南的冬天,
坐标鲁西南的菏泽市。除了早晚冷一些,中午最高温度还有16℃,太阳照到的地方暖洋洋的。已经过了小雪节气,却还没有冬天的感觉。
现在的冬天不太冷了,可是记忆中小时候的冬天真的非常非常冷啊!
下过一场雪后,通常好几天才能化。雪即使化了,在阴面的地方还要留下一些残冰。
在地上如果洒几滴水,立马就会结成冰,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滴水成冰”。
屋檐下常常挂着一排冰溜子。有的草房屋檐很低,孩子们伸手就能够着,就掰下来当冰棍吃,嚼在嘴里咯吱咯吱响。冰溜子澄亮透明,看着怪干净的,但从屋顶的瓦片或者茅草上流下来的水,怎么可能干净呢?不过说来奇怪,吃了又凉又不干净的冰溜子,还没有小伙伴们肚子疼呢!倒是应了大人们的口头禅: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这样冷的冬天,御寒的棉衣棉花少,回家的路上冻的难以忍受,北风吹到身上刺骨的寒冷,冻的直打颤,实在不行,躲在路边的干水沟躲一会。学校的教室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也抵挡不了彻骨的寒冷。硬扛的结果就是生冻疮。
因为要学习、写作业,好多小伙伴的手都生了冻疮,十根手指就像十根小胡萝卜,肿得又黑红又亮。最开始,脚冻得肿起来,先是红,后来就变得青紫,然后慢慢地溃烂。在学校过一天,脚常常冻得木木地疼。晚上用开水烫了脚,暖了过来,痒得钻心,恨不得挠破皮才舒服。痒的感觉过去后,破溃的地方就疼得突出了,这一疼就是半夜。好不容易不疼了,可是很快就要起床了,又要经历新一轮的痛苦。
破溃的冻疮的渗液把袜子黏住了,不敢硬脱,就带着袜子把脚放在水里,泡软了痂再慢慢地脱袜子。为了治我的冻疮,妈妈到处找偏方,也用过花椒,也用过辣椒秸秆,也用过茄子秸秆,煮水烫脚,但是哪里有什么效果。其实也是傻,冷的根源不去除,任什么偏方也不会有效果的。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十一年的冬天就是这样熬过来的。直到上了大学,教室、宿舍都有了暖气,冬天冻疮才没再发作。
现在年近五十,非常爱怀旧,也怀念旧时光,但怀念的是逝去的童年、少年、懵懂的青春情怀,那时候的冬天是再也不想回去,冻疮带给我的痛苦实在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三,鲁西南记忆中的清明节
在中国所有的节日和节气里面,清明是最特殊的,因为它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又是24节气之一。
小时候生活在鲁西南农村,对于清明节习俗的记忆,主要是插柳、吃鸡蛋和烧纸。
插柳
清明时节,柳枝嫩芽初发,枝条柔软。每年清明节的前一天,大人们就会差遣小孩子去折几根柳枝,晚上插到所有的门框上。那时候老家的柳树大都是旱柳,几乎没有垂柳,柳树长的比较高,能折到柳枝,必须要爬到树上才行。我小时候会爬树,但是自家又没栽种柳树,所以每年在得到邻居大叔的同意之后,爬到他家的柳树上去折柳枝,他家的孩子小,不会爬树,便由我一起完成任务。我会留上几条比较长的柳枝,编成柳枝草帽戴在头上,模仿着电影《小兵张嘎》的情节和小伙伴们玩打仗捉鬼子的游戏。有时候也会选择比较顺直的枝条,拧成柳鼻牛,就是柳笛,和小伙伴们比试谁吹的最响亮。
为什么清明节每家每户都会插柳枝,小时候不太懂,认为就像春节贴春联一样,到了清明节就必须在门上插柳枝。后来了解到,清明插柳不仅仅是鲁西南才有,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有这个习俗。插柳的传说也有很多种,一种说法是纪念介子推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当年在流亡途中饥饿难忍,随从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了一块肉烹食进献。成为晋国国君后,重耳论功封赏却独忘介子推,介子推心寒,隐居于绵山脚下。后来晋文公又想起介子推的功劳,便去绵山寻找介子推,介子推闭而不见,背着老母亲躲进大山。重耳无奈叫人放火烧山逼迫介子推出山,但最后只找到了在一棵柳树下面被烧焦的介子推和老母亲的尸骸。第二年晋文公和群臣徒步登山祭拜介子推时,发现当年被烧毁的那棵老柳树居然死而复生,晋文公当下便将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并且当场折下几枝柳条戴在头上,以示纪念,群臣纷纷效仿,相沿成习。清明戴柳,便成为纪念介子推的一种象征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插柳有避邪的作用,在大门上插上柳枝,能够阻挡邪气和恶鬼的进入。清明节是中国三大鬼节之一,厉鬼出没,人们认为新鲜柳枝可以避邪,所以会戴柳和插柳。小时候自己戴个柳枝草帽,看到有的小伙伴们没有戴,就是扯着嗓子对他大叫“清明不戴柳,死了变黄狗”,还真以为柳枝草帽具有魔法作用。在唐朝之前,人们大都是戴柳,但在黄巢起义时规定,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后来起义失败了,人们怕被清算,戴柳的习俗渐被淘汰,只有插柳盛行不衰。黄巢是菏泽人,在原菏泽农校院内,现在的环堤公园,还有黄巢点将台遗址。
吃鸡蛋
小时候盼望过清明节,除了可以编柳条草帽、吹柳笛玩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能吃上鸡蛋。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鸡蛋当然是稀有之物。清明节的早上,家家户户都会煮鸡蛋,小伙伴不光能解解馋,还会将煮熟的鸡蛋装进衣兜里带到学校,拿出鸡蛋互碰撞,看谁的鸡蛋更硬,如果谁的鸡蛋先破,谁就算输了。那时候的鸡蛋都是柴鸡蛋,鸡蛋皮比较厚,小孩子力气又不大,能碰破几个小伙伴的鸡蛋,也是很荣耀的事情,也寓意着自己今后能够长的更加强壮。
清明节吃鸡蛋的习俗,说法也是很多,有婚育求子、寒食节食品储备、期望强身健体等说法,但小时候不关心这个,关键是清明节能吃上鸡蛋。
烧纸
清明节去上坟给失去的亲人烧纸,等于是给先人们送钱物,也寄托着希望失去的亲人在那边不再受苦受累,能过得更好。民间传说,上坟烧纸钱的习俗源自造纸术发明者蔡伦之徒尤秀才。据传,尤秀才先假装重病死去,再让其妻告诉所有邻居,若将纸张剪成铜钱形状焚烧,贿赂神祇,死者即可复活。邻居都不相信,后来尤妻一烧,尤果然立刻复活。于是烧纸立刻成为最畅销的产品,人们争相效仿。
小时候很羡慕城里的孩子,清明节可以去扫墓祭奠先烈,还能春游,农村的孩子只能跟着大人去坟头给逝去的亲人烧纸。曹县城西北角有个刘岗,是先民的堌堆遗迹,是曹县革命烈士陵园,是小时候非常想去看看的地方。
现在祭祀先人的方式有很多种,献花、摆花圈、网上祭奠等,但农村还是以烧纸为主。春季天干物燥,烧纸容易引起火灾,一定要注意防火。
这就是记忆中小时候鲁西南清明节的习俗,虽然现在还在流行,但是已经没有了小时候的氛围,习俗都渐渐淡化了。
四,鲁西南记忆中的麦收
今年回老家,开车在公路上飞驰,猛然发现:又到了麦收的季节。重发一下前几年写的文章,回忆一下鲁西南的麦收记忆。
马上要到了二十四节气之一的芒种,城里街道的路口不时有卖杏子的老农。俗话说,“芒种忙,麦上场”,“杏子黄、麦上场”。就是说芒种节气的到来,小麦已经成熟,进入了开始收割的季节,这也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那时候,从割麦子到麦收结束直至交上公粮,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想想麦收的经历,真是不堪回首。
割麦子
小时候在鲁西南的农村,对收割小麦的记忆刻骨铭心而又不堪回首,三十年多前,从收割小麦到粮食入仓,一般至少需要半个多月,那段时间,是我感觉最苦最累的半个月。
芒种前后,黄梢的小麦禁不住入夏以来几天烈日的暴晒,加上干燥的阵阵热风的拨弄,立在田间望远,到处是大片大片起伏的金黄,到处弥漫着麦香,农民黝黑的脸庞上也都洋溢着丰收的希望。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农村已经分开单干了,我们家那时候分了十亩地,夏季作物种植的全是小麦。那时候没有割麦机,更没有大联合,镰刀是割麦子的唯一家什。“麦熟一晌,虎口夺粮”,早上看着还发青的麦穗,西南风一刮,烈日一晒,下午就熟透了,如果麦子熟透时再收割就会掉麦粒,所以又有“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的说法。
一般天刚蒙蒙亮,大人们就开始下地割麦了。左手把麦子一拢,右手抡镰一挥,再使劲往自己的方向一拉,然后把麦子成铺放下,就完成了一个割麦子的动作,如此往复。割麦子说起来简单,但也是有讲究的,麦茬不能留得太高,太高了影响套种玉米,还影响前行;也不能太低,太低了费劲,还损坏镰刀。
在麦收的季节,早晚温差还比较大,早晨要穿长袖衣服,但到了半晌午以后,烈日炎炎,人和小麦都在太阳下炙烤,晒得人浑身像着了火,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滚,掉在炙热的地上摔成八瓣儿,但很快又蒸发掉。
我记忆中第一次帮大人割麦子时,父亲专门给我买了一把比较轻快的镰刀,但是割麦子不着要领,也没有长(常)力气,割了不到半陇地,开始时生龙活虎的劲头便烟消云散,被够够的心情代替,腰酸,背疼,紧握镰刀的手磨出了血泡,也没有了力气,再加上刺挠的麦芒、汗水的辣眼、毒热的太阳、躁人的干风,我就像缺水的秧苗,蔫蔫的没有精神,不时的直起腰来,抬眼望望远远的地头,一点一点的计算着前进距离。
大人们看我干活够够的样子,就差遣我去提水,也能凑着歇上一会。炎热的天气,水的补给是保持体力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时候往地里带水是用白色塑料桶,灌装的是压水井里面的凉水,渴了就直接喝。但塑料桶被烈日一晒,有一股热乎乎的塑料味,即使用麦草盖上,空气的炙热也让清凉的井水变得“热咕哝”得难以下咽。但那时候农民的身子没有那么娇贵,也不懂什么塑化剂之类的词语,在地里面能有相对干净的水喝,也就不错了。有的人家会有绿色的军用水壶带水,盛的水清凉且没有塑料的味道,能拥有一个军用水壶,在下地干活的时候带水,也是我小时候的奢望之一。
大片的麦田全部要靠人工收割,从天刚开始亮一直干到晚上摸黑,为了抢时间,有时候会把饭送到地里面吃,辛苦可想而知。但是再累再苦大人们也不舍得歇一下,时间就是一粒粒的粮食,不能浪费一分一秒。麦收的季节天气是万变的,那时候天气预报还不太准,看着是艳阳高照的天气,有可能突然间阴云密布。农民最怕的就是在麦收期间下雨,粮食要是收不到仓囤里面,一年就算白忙活了。
有时候远处的田间会传来卖东西的吆喝声,我就竖起耳朵仔细听,听听是不是吆喝卖冰棍的,如果是,大人们就会给我几毛钱,买上几根五分钱一根的冰棍,大人们也凑着稍微休息一下,吃着冰凉的冰棍,精神便清爽了很多。
人类总是在进步,生活总是在提升,环境总是在变化,那时候在炙热的麦田里能吃上一支透心凉的冰棍,绝不亚于现在吃山珍海味的感觉。
拉麦子
这里说的拉麦子就是把麦子运送到打麦场。
大片被割倒的麦子需要及时运送到打麦场,那时候没有机动三轮车和拖拉机,往打麦场拉麦子只能靠人力地排车。
我家的麦田距离打麦场有二三里地,地排车要尽量多装些麦子,虽然拉着很沉重,但是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干燥的麦秆又硬又滑,往地排车上装不了多少就会滑落下来,所以装车子就需要技术和经验。大人们用木棍或者小方木制作两个“排杈”,绑在地排车的前后两头,堵着麦秆不滑落,车子的承载量一下子可以增加好几倍。开始是人抱着麦子装车,麦穗朝里,麦秆朝外,要排整齐、压匀实,左右对称。再往后越装越高,大人的胳膊够不着了,大人就用木叉把麦子挑上去,小孩负责在上面踩车子。
我小时候一般负责架车子和踩车子,一开始装麦子的时候车子要放平,所以需要有人架着车把手,车子越装越大,小孩子力气小架不住了,就爬到车子上面去踩车子。踩车子不是简单地用脚踩踩,需要把大人扔上来的麦秆铺好,保持前后左右的均匀,防止装偏。麦子越装越高,大人看不见上面的情况,挑起一铺麦子,用力往车顶一扔,有的时候会正好扔在我身上,麦芒扎在脸上、胳膊上,刺挠、火辣的感觉真是不好受。
满满的一车麦子装好后,需要用绳子固定牢固,就从地排车后头系上两根绳子,左右各一根,然后摱过车顶,交叉系在前面的车把上。系紧两条绳子需要很大的力气,一般一个人扯着绳头,一个人或着两个人用尽力气往下拉绳子,方言叫“刹车子”,然后系牢固。几个人帮着把车子从地里面攚到生产路上,父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使劲攚着,一直拉到打麦场里面。
那时候田间都是土路,坑洼不平,路上会颠簸,如果车子装不好、绳子栓不紧、车子架不好,有时麦子会滑落,甚至侧翻。要是一车麦子侧翻在了路上,是使人非常懊恼和无奈的事情,因为重新装车得需要费上几倍的力气和时间,所以装车需要技术和经验,看似简单的事情,往往稍一大意,就会酿成大错。但每年的麦收季节,总会看到有人小心翼翼地架着地排车子,上面拉的麦子摇摇欲坠,看到人都会捏一把汗。也有在路上侧翻的,特别是夫妻俩人的,就会相互埋怨,她怨他走的太快、车把的不稳当,他埋怨她不会装车,把麦秆装歪了……。
在三夏大忙的季节,因为农活相互埋怨和拌嘴的家长里短很多,但无论怎样,谁也不会因为生气拌嘴放弃农活,吵归吵闹归闹,农活还得干,毕竟麦收收的是一年的年景,是一年的生活保障。拌嘴磕碰避免不了,无论如何生活还得继续,这就是所谓的生活交响曲吧?
我上初中的时候已经长到了一米六几的个头,拉地排车子可以独挡一面了。在农村生产路上拉地排车真的很费力气,要一直使劲,否则不会前行。特别是在上坡的时候,车袢绷得紧紧的,深深陷进肩膀的肉里面,几趟下来,肩膀疼痛难忍,真的不是啥好活。就盼望着快点到那一段下坡的路,即使拉着重重的地排车,也感到无比的轻快,心里想着要是一直是下坡路该有多好啊。人总是这样,在困难的时候盼望着、梦想着奇迹的出现。其实那句话应该不是马云说的,是每个人的体会: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麦子拉到了打麦场早已是汗流浃背,精疲力竭,把绳子解开,用木叉一攚,卸到地上,相对于装车来讲,省力多了,但稍微喘口气还得赶紧准备去拉下一趟。如果是天气好,麦子会在场里面晾晒一会,如果赶上阴天,还要费力气再把麦子垛起来,等其他地里的麦子都割完了,再把麦垛拉开,晾晒,打场。麦季的天气,说变就变,一听见轰隆隆的打雷声,大人们都慌慌张张地回家拿塑料布,小孩也帮着扯拽,把麦垛盖好,防止雨淋。有的时候仅仅是天变得阴沉,根据经验下雨的可能性不大,但大人们也是很紧张的盖麦垛,这时可不能存在侥幸心理,麦子被雨淋对农民来说可是一件天大的事。宁可多费力气,也不能大意,万一下大雨了呢?
往往大人小孩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把麦垛盖好之后,老天爷也只是挤了几滴眼泪而已。虽然白费了力气,但防患于未然。做人做事就是这样,你努力了、尽力了,但往往是白费力气。但这也是我们说的常理:舍得付出,不舍不得,越是舍不得,越是得不到,勤劳的人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打麦子
这里所说的打麦子就是“打场”。
麦子收割完 拉到打麦场以后,就进入了打场的环节。在早些年生产队时,有专门的打麦场,几亩地大小,还有场屋,可以存放工具,但在打完麦子之后除了矗立起一座座的麦秸垛之外,基本就闲置起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队的专用打麦场都已分给了各家各户,每年快到麦收的季节,像我家这样没有分到打麦场的,就会选择村头的地块,把地头二、三分地的麦子连根薅掉,和相邻地块的邻居合伙“轧场”。“轧场”,就是在收割麦子之前打造一个轧麦子的场地。“轧场”时,用牲口(牛、驴、马)拉着耙将地耙一遍,整理平整,泼一层水,上面撒些陈麦糠,用牲口拉着石磙一圈一圈轧结实,直到出现一层硬皮,晒干后就等着存放麦垛和打场使用了。
麦子收到打麦场以后,大人们的心就放进了肚子里一半,不用再担心麦子因为风雨被毁在地里面。打麦子的整个过程是快乐的,打麦场的麦垛一个高过一个,人们的欢乐一浪高过一浪。望着丰收的麦垛,大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的释放着劳动后的疲劳,孩子们光着脚丫子,肆无忌惮的推着石磙玩,比比谁的力气大、谁能滚的更远,也不怕被轧着脚。打麦场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就连拉石磙的牲口也都高兴地摇着尾巴。
晴好的天气要把麦垛拉开,将麦子散铺在场里面,还要抖搂几下,让麦秆蓬松、透风,充分接受阳光的暴晒,中间再翻晒一次,让麦子干燥的均匀。半上午以后,就套上牲口开始轧麦子,当时没有机械化,我养了一头驴,原来是个病驴,已经多日不吃不喝了,原刘尚玉村驴主人怕死在他手里,就用激将法的办法300元强行的卖给我了。我用学校学到的知识,采用各种办法治疗,功夫不负我,最后竟然好了。驴也知道报恩,给我家生了几个驴句子,并为我家出力十余年,我家和合生家的小马搭伙,用来耕地。这个报恩的驴生的小驴句,我们卖了,盖了我们老家的房子,现在这个房子我二弟还住着。打场时,我父亲或者我,和牲口搭伙,拉着石磙一圈一圈地轧,石磙后面还挂一块三角形的扁石块,叫“捞石”,用来二次碾轧,当时累的热的我大汗直流。轧场这活计一般人干不了,负责赶牲口的人必须是“老把式”,讲究人、牲口和石磙的配合,一圈一圈的碾轧,一步一步的挪动,配合不好就会把麦子碾轧的不均匀,麦粒脱下不来。轧完第一遍之后要“翻场”,就是将麦子翻过来再轧一遍。
翻场的时候大人小孩齐动手,用木叉或铁叉从一边开始,直接挑起麦子翻过来。翻场的时候也是“老把式”和牲口休息的时间,可以喝口水,饮饮牲口(就是给牲口喝水)。那时候轧场是个周而复始的圆周运动,类似四季的更替和生命的轮回,就像以前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子子孙孙,年年如此,但唯有好好读书,才能打破这样的轮回,走出农村。
翻场之后就开始第二遍碾轧,程序当然是和第一遍一样,在轧完第二遍之后就开始收拾麦秸了。先用叉子把麦秸挑起使劲抖几下,让夹杂麦秸里面的麦粒全部都漏在地上,然后用叉子把麦秸集成一铺一铺的,再堆到场边。叉子挑不起来的麦秸就先用耧耙耧成堆,再用五齿排杈把麦秸收拾干净,剩下了一大片混合着麦糠的麦粒,就像一张巨大的面饼铺在打麦场上面。然后大家伙用木锨、推板等工具连推带拉,堆积在一起,就开始扬场。
扬场一般由两个人配合完成,一个负责扬,一个负责扫。爷爷是扬场的好把手,用木锨铲起麦粒和麦糠的混合物,用力往空中一抛,就画出一道弧线,借助风力和重力,麦粒和麦糠就分离开来。我负责“打落”,用竹扫帚轻轻扫去没有扬出去的“麦余子”(就是脱粒不彻底还带着麦糠的麦粒)。随着父亲用木锨不断画出一道道弧线,我用扫帚轻轻的拂扫,金灿灿的麦粒越积越多,最后堆成一个小小的山丘形状。有的孩子调皮,会在麦粒落下时的一瞬间迅速钻进去,麦粒就会噼里啪啦地撒在头上、身上、衣服里面,招来大人的大声呵斥,但孩子们却感到十分的惬意。
扬场和“打落”都是技术活,扬场需要力气,并注意利用风力和风向,如果技术不好,麦粒和麦糠就不能很好地分开;“打落”的力度要掌握好,否则会把麦粒扫出去。虽然生在农村,这两样活我都不会,小时候也曾尝试着扬几下,但总是不得要领,麦糠和麦粒怎么也分不开,“打落”时总把麦粒扫出去。
现在都是机械化收割,即使农村也很少有人扬场了。扬场,看似简单普通的操作,却包含着风力、重力和惯性等诸多科学道理,凝结着劳动者的智慧。我觉得这项技能应该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否则真的会失传了。
夕阳西下,金色阳光照着大人们黝黑的面孔,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用簸箕把麦粒装进洗干净的化肥袋子里,再扎上口,一袋袋竖立在麦场里,在太阳的余晖下映着长长的影子,就像列队整齐的士兵在等待检阅。大人们望着成堆的一袋袋粮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充满着自信和满足。在茶余饭后也会议论,谁家打的粮食少,谁家打的粮食多。粮食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那时候农民的奢求并不高,小麦丰收了,除了交出去的公粮,剩下的能够一家人吃上一年的白面馍,不再吃玉米面,都已经很满足了。
过去从割麦子到打完场,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最后的一道工序是“合垛”。人们会把原来几场的麦秸混在一起,再轧一遍,就是方言说的“挛(luan)麦秸”,一般还能够再收获半口袋小麦。然后麦秸就被堆成大大小小、整整齐齐麦秸垛,顶上用麦糠和成的稀泥抹均匀,防止漏雨沤烂麦秸,就算完成了“合垛”,标志着麦收季节的结束。
麦收的季节是一年中最忙的,在这期间,人们都期盼着天气干燥晴好,龙王爷能够高抬贵手,不要下雨。记得有一年,刚刚割完麦子就开始了十几天的阴雨天气,等到晴天了,我和母亲去麦场拉开麦垛去晒麦子,麦穗上的麦粒已经发芽了。那一年,整个鲁西南地区几乎都因为连日的阴雨天气,小麦都生芽了,那一年蒸的馒头吃起来特别的粘。但鲁西南的人民是朴实的,生芽的麦子没法当公粮上交,有的人家就用去年的陈麦子或者借别人家的麦子去交公粮。
而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想想过去的生活和辛苦的农民,不由得有点心酸。现在,过去的退伍兵、赤脚医生、代课教师、拖拉机手、电影放映员、农村兽医员、帮集工等等,都在**寻求自己的利益保障。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确实或多或少都为国家做了贡献,但是他们在当时也确确实实得到了即时的利益和相应的报酬,那时候在农村谁家有个吃国粮的或者给公家干活的人,不是在父老乡亲面前都很体面吗?那么农民呢?无偿的交了多少年的公粮,都七八十岁了还在种地,没有退休金,农民养老怎么保障?“民以食为天”, 农民是生产粮食的,没有农民的贡献军人怎么保家卫国?工人怎么安心生产?老师怎么安心教课?……曾经,哪个群体的生活条件比农民差呢?
农村辛苦,农民不易,请善待农民!
脱麦子
脱麦子就是用脱粒机打麦子。
随着社会的发展,打场的方式也是在逐渐演变。从一开始的人工捶砸,到后来石磙轧场和拖拉机轧场,再后来就有了脱粒机,到现在是联合收割机,根本就不用打场了,“打场”就成为了历史名词,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在鲁西南地区,麦子这个词语是个统称,我们管麦粒叫麦子,管大片的麦苗和麦田叫麦子,管割下来的带穗麦秆叫麦子,耩麦子、浇麦子、割麦子、拉麦子、打麦子、晒麦子……虽然是小麦生长和收获的不同阶段,从播种到收割,我们都叫它“麦子”。或许是淳朴的农民对麦子怀有深厚的情感,就像叫唤自己家孩子的小名一样,在农村,无论你多大年纪,父辈们总是叫你的小名:大石头、二铁蛋、三剩子、四虎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脱粒机在农村开始普及并大量使用,相对于轧场来讲,脱粒机占地小、速度快、效率高,但只要机器一开动,就像一个吃不饱的饿汉子,忙起来比轧场紧张、累人。
脱粒机要支在距离麦垛比较近的地方,以方便续麦子。脱粒的过程需要大量人手来完成,机器进口处要有两个人,1个续麦子、1个打副手;掀麦垛倒腾麦子的要有2-3个人,1个掀麦垛,2个把麦子倒腾到续麦子的地方;掏麦粒需要1个人,挑麦秸需要3-4个人,一个负责脱粒机麦秸出口,2个负责挑(tiǎo)麦秸,1个负责垛麦秸,总之一般需要十个人来完成脱粒的整个过程。
脱麦子的每个环节都很紧张,讲究人和人之间的相互配合,如果哪个环节稍一迟缓或者出现了问题,就会造成连锁效应,导致效率低下,甚至停工。掏麦粒的速度慢了,麦粒就会堵塞,会随着巨大的转速被带进麦秸里面;出口处挑麦秸的慢了,麦秸就不会被顺利甩出,卡住滚轮,特别是麦秆潮湿的时候,最容易卡壳;续麦子的要根据麦秆的干燥程度,掌握好速度和数量,一次不能续的太多,否则也会造成滚轮被卡住。如果麦秆干燥,脱粒机发出的声音就很脆,嗖嗖的,如果麦秆潮湿或者续的较多,脱粒机发出的声音就会很闷重,嗡嗡的。
脱粒机发出的噪音巨大,两个人面对面说话都很难听清楚,邻居们虽不能有效的用语言交流,但总是相互配合的轻车熟路、有条不紊。哪个干的慢一点,旁边的就会立即搭把手,所以每家脱麦子的过程都很顺利。脱麦子的过程也体现了团队的配合重要性,既分工明晰、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相互帮助,才能完成重要的工作。
一般的家庭没有那么多的劳动力,邻居们就会自发的组成互助组,相互帮助脱麦子,脱粒机也是几家合伙买的,轮着使用。为了抢时间,是人歇机器不歇。那年我上初中,用脱粒机打麦子的记忆刻骨难忘。轮到我家的时候,正好赶在了晚上,那时家里劳动力少,我便担当起了往脱粒机续麦子的任务。脱粒机飞快的转着,我不停地往里续麦子,几乎没有缓手的间隙,干燥的麦子被脱粒机一卷,粉尘四处飘散,我戴着口罩,再用毛巾捂住脸,但完工后除了腰酸腿疼之外,脸上脖子就像蒙上一层厚厚的黑泥,灰头灰脸好比唱戏的包公,只看见忽闪忽闪的眼睛,鼻孔里面也全是黑黑的麦灰,过了一两天咳的痰还都是黑色的。大家伙脸上也都黑水汗流,但心里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时候要是测PM2.5,比现在爆表还要厉害很多倍吧?现在人活的就是爱惜。
脱麦子也是比较危险的农活,特别是续麦子的人,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不能大意出现任何闪失,否则胳膊就有被卷进脱粒机的危险,那时候,经常听说有被脱粒机卷掉胳膊的事情发生,落下终身的残疾。那时候农民的几乎没有**意识,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事故,老百姓都不会也不知道找政府去闹,即使吃了哑巴亏,老实巴交的农民就知道认命。
现在,随着农村现代化农机具的普及,落后的脱粒机早淘汰了,农民再也不用受紧张而又危险的劳累之苦,只需站在远远的地方,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一亩地用不了十几分钟,就解决了问题。
时光的痕迹总让人回味。就整个脱麦子过程来说,邻里们相互理解、相互帮助,无所谓先打、后打谁家的麦子,相互谦让,不争不抢,从来没有一家为争抢脱粒机而发生过口角等不愉快的事,到头来都能顺利合垛,打上一大囤粮食,即使邻里之间陈谷子烂芝麻的疙瘩,总会在麦收之后,无声地消解。
鲁西南的庄稼人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都是敞开门过日子的,心胸当然也是一样敞亮。
晒麦子
那时候,在麦收完成之后,粮食就被储存在粮仓里面,但还要在三伏天再倒(dǎo)出来重新晒一遍,否则会生一种虫子,我们老家叫“牛(ou二声)子”,在这里牛字不读“niu”,读“ou”,在鲁西南的很多县区,都把牛字读成“ou”,比如牛楼,就是ou楼,老牛就是“老ou”。“牛(ou)子”的学名叫米象,是一种常见的谷物类害虫,如果不及时防治,会蛀食麦粒内部,成了一个空壳。
晒麦子的季节一般是在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也就是三伏天气。大人们会根据经验,预测天气的好坏,适不适合晒麦子。在晴好的天气,大人会让我会跳进粮仓里面,用瓢把麦子一下一下的搲(wǎ)出来,用化肥袋子盛满,大人再把装满粮食的袋子搬到地排车上,拉倒打麦场或者村头的空地上,摊开暴晒。那时候用的是葫芦瓢,现在工具都先进了,已经见不到了。打麦场一般在合垛之后,进行翻耕种上地瓜,但有的人家还会留出一块空闲场地,到伏天用来晒麦子。
晒麦子也是个苦活累活,天气越热晒的效果越好,高温会杀死“牛子”及其虫卵。晴热的天气将麦子摊开成一大片,充分接受着烈日的暴晒。
摊好麦子之后,大人们都忙其他活去了,我的任务就是看麦子。看麦子不是累活,可以坐在树底下,观察有没有鸡、羊等动物来偷吃粮食,发现有鸡、羊靠近时,就大声吆喝几声,把它们吓跑。少年总是有梦想的,有时候会不着边际的幻想着自己会不会考上大学、长大以后会干什么、会找个啥样的媳妇……,突然听见邻居家大婶大声喊叫我:“羊快把你们家的麦子吃完啦”,我便猛地从幻觉中惊醒过来,看见几只羊正在很过瘾的吃着我家的麦子,肚子都鼓起来了,我赶紧拿起一根长树枝,气急败坏的撵着那几只羊使劲抽打,嘴里还不听的咒骂着:“撑死你们、撑死你们,正好吃羊肉”,直到它们跑了很远。这几只羊虽然饱餐一顿,但也被我打的不轻,疼的咩咩直叫。世事也是如此,想得点好处,不吃点苦头,哪有能好的事?
看麦子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要翻晒麦子,让麦子晒得均匀。我翻晒麦子是用脚蹚,光着脚丫子就像蹚水一样慢慢的往前蹚麦子,到头再转弯蹚回来,如此反复,热乎乎的麦粒不时亲吻着脚面,似烫不烫,似痒不痒,也有一点小小的舒服感觉。蹚完的麦子就像一道道曲折的绳子盘在地上,继续接受着炙热阳光的暴晒。蹚麦子虽然不是力气活,但在烈日下一步一步的前行,也是少年不愿意干的活计。
收拾麦子是在午后最热的时候。麦子被晒得几乎没了水分,用牙一咬“咯嘣咯嘣”的,趁余热未散装起来,用地排车拉到家里,再倒进粮仓里面,然后用塑料布将粮仓密封好,就能保证麦子一年不生“牛子”。有的人家的麦子因为晒得不好或者密封的不好,就生了“牛子”,麦子几乎都被蛀成了空壳,一年的生活都过不好,还得借人家的粮食吃。
晒麦子的时候最怕变天。人们常说六月(阴历)的天气是娃娃脸,说变就变。看似晴好的天气,说不准一会就雷声阵阵,甚至狂风大作。大人们如果看见一点阴云或者听见一点雷声,就会急急忙忙的回来收拾麦子,邻居家也会帮忙,大人小孩齐上阵,簸箕、木锨、扫帚、耧耙一起用,手忙脚乱的把麦子拉回家里。万一麦子被大雨泡了,一年的收成就算泡汤了。
北方的农民对小麦怀着深厚的感情,管小麦打成的面粉,叫“好面”,也叫“白面”。每顿饭都能吃上一个“好面馍馍”,是我童年的梦想——现在已经实现了。
时光如白马过隙,一去不复返,我们在长大、在成熟,我也从农村到了城里工作、生活,虽然再也受不了麦收季节的辛苦和劳累,但割麦子、拉麦子、打麦子、脱麦子、晒麦子成了我们记忆深处难忘的回忆!
交公粮
麦收完成之后,颗粒归仓。
但往往是在粮食入囤之前,生产队就会给每家发一张交公粮的小纸条,上面写着户主的名字和应该上交的公粮数量,并限期交完。
我那时候年龄小,虽然交公粮只跟着大人去过两三次,但是对交公粮的记忆确是刻骨铭心,一辈子也忘不掉。
那时候刚刚分开单干,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麦子的产量不高,在完成交公粮的任务后,剩下的麦子刚刚够全家人全年的口粮。但是也有很多人家麦子产量更低,全年吃不上白面馍,需要用玉米等粗粮来补充生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几年我家的小麦产量比较低,交完公粮之后就剩十几袋子粮食,大约不到2000斤,一家7、8口人,全吃白面,根本不够吃的。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算账,每年每人的口粮需要500斤以上麦子,才能保证全年都能吃上白面馍。那时候白面是主食,农村吃肉和鸡蛋算是改善生活,一个人500麦子是吃饱的基本保障,不像现在肉蛋奶之类食品非常丰富,白面肯定是吃不了那么多。
冬天是农闲的季节,基本上不用出力干活,母亲就会做些玉米面团子、锅饼、窝头,用来弥补白面的不足,统称叫做黄面馍。那时候玉米面粒度比较粗,吃起来剌嗓子,即使就着菜吃也难以下咽。小时候的我手里拿着黄面馍馍,心里很是愤愤不平:如果不交公粮,家里肯定每顿都能吃上白面馍;交公粮、交公粮,国家为啥不让用玉米交公粮?有一年,母亲为了让家里能吃的好一些,还向邻居家借了两袋麦子,第二年丰收了再还上。
即便是自家的口粮不足,朴实的农民们仍将收获的麦子晒干扬净,挑选质量最好的,用化肥袋子装的满满的,送到粮所完成国家的任务。
我们村距公社粮所有六里路,那时候没有机动车,全是用地排车拉着粮食交到公社的粮所。从村里到公社驻地全是土路,大人们将粮食袋子装满地排车,一个人架着车子拉,一个人在车梆上拴条绳子从侧面拉,或者在后面使劲攚。地排车装一车子粮食,驾车子的人需要较高的技术,否则在路孬的时候,车轱辘轧不准车辙的话,会造成地排车来回摇摆,甚至把车轱辘崴坏。父亲在前面驾车,双手紧紧把住车把,袢绳深深陷进他的肩膀里,我在后面攚车子,双腿一步紧跟一步的蹬直,也不敢泄一下劲。
麦收后的天气虽然还没到三伏天,但我感觉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汗水顺着脸颊、脖子直流,我不时的用手挥掉汗水,父亲搭肩的毛巾都能拧出汗水来。快到粮所的时候,有几百米的柏油路,算是轻松了很多,不过前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排队等候虽然是煎熬,但总比攚地排车子轻快多了。蹲在一棵树底下可以歇歇脚,但树底下一点也不凉快,柏油路被蒸的烤人,连刮的风都是燥人的感觉。父亲给我五分钱,让我去买根冰棍吃,我说我不吃,其实是不舍得花这五分钱,心里面还是盼望着能吃上一块冰棍。这时有卖水的人提着一个铁桶,吆喝道:“凉井水,凉井水,加了糖精的井冰!又甜又凉!2分钱一马瓢,不甜不凉不要钱。”父亲就掏钱给我买了一瓢井水,我也没再推辞,端起来一饮而尽,连气都没喘一下。那可真是叫透心凉的爽啊,浮躁的感觉一下子就少了很多了。
排队的地排车走走停停,一点点地向过磅的方向挪动。在地排车旁边等待的人们,不管是认识的,还是陌生的,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除了聊家长里短,另外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抱怨队伍行进缓慢,还没蜗牛、乌龟爬的快,不时的夹杂着骂人的口头语;抱怨验级员对生人的严苛,对熟人的照顾;谈谁家的亲戚在粮所工作,“走后门”交上公粮,半上午就可以回家了;谈自己村里谁谁家的麦子都是麦余子,却能交得上,谁谁家的麦子很干净,验级员咬一下却没有咯嘣咯嘣响,就让拉回去重新晒干……。
随着大人来的小孩子们,年龄大点地多凑在一块儿,玩一种叫做“闷死牛”的游戏,小点的则躺在地排车下面的阴凉地儿,小睡一会儿,满脑门冒出密密的汗珠。我则是蹲在路边的树荫底下发呆,心里抱怨着我家为什么没有亲戚在粮所上班,幻想着长大后自己如果能在粮所上班,也会能照顾自己的很多亲戚。后来初中毕业考上了学,志愿也报了菏泽粮食和商业学校,但最终上的农业专科学校,学了个牧医专业。
过去交公粮排队和卖棉花排队是一样的,都是长长的、看不到头尾的队伍,只能耐着性子慢慢的往前移动,任凭你是再急躁的脾气、任凭你有天大的急事,你也不可能飞到前面去,你必须无奈的接受现实,任凭时间磨圆你的棱角。
快到过磅的地方,大人们就不顾的聊天了,寸步不离的守着自家的地排车,等着验级员来验收。前面的走一步,后面的紧跟一步,生怕好不容易挨到地方被“走后门”的插了队。验级员拿着一个很长的中空锥子(探子),随机在粮食袋子插上几次,取出麦粒,用手来回翻动一下仔细查看品质,然后用牙再要咬一下看看晒干的程度,算是个验收的过程。这时候,父亲和我都非常紧张的观察着验级员的表情,我的心更是扑腾腾的提到嗓子眼儿。等听到验级员毫无表情的说一声说“过了”,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我帮着父亲把一袋一袋粮食抬着摞在磅秤上过磅,然后又一袋一袋的扛着倒进粮仓里面。
走出粮仓的门口,人们都是一身的轻松。粮所院子里的地排车横七竖八挤作一团,拉着粮食的向里涌,推着空车子的向外挤,人头攒动,人声嘈杂。有的迸出青筋与验收员争吵,有的顺利通过验收满脸笑容,有的粮食被退回一脸懊丧,多数小孩子跟在大人后面既慌张又好奇地跟跑,还有极个别的妇女咯吱窝夹个袋子匆匆的往外走,被看门的拦下,从袋子里倒出2、3斤粮食,然后看门的大声呵斥,妇女无地自容地匆匆跑开。
返程是轻松的,大人们虽然忙活一天,也都是满脸的笑容,不显得疲惫,毕竟完成了国家的任务,也算是了了一大心事。那时候如果交不上公粮,公社和村干部会去你家拉走值钱的东西。但是和卖棉花返程的心情又不一样的,卖棉花返程时兜里是鼓鼓的钞票,而现在兜里只是一张完成公粮任务的纸条。
后来,就有了机动三轮车,交公粮也没有那么费劲了,再后来,农业税取消了,公粮也不用交了,现在农民种粮食不光不用交钱,国家还给补贴,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还发放85元的养老费,对农民来说,是历朝历代都是没有过的事情,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爱民政策充满了感恩之情。
前几年刚取消农业税那会,我回老家,见到我家二大伯,说起了取消了农业税和发放60岁老人补贴的事,二大伯说: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没想到国家都不收公粮了,种地有补贴,还给农民发钱,这等于是又增加了一个儿子啊。二大伯的话虽然有点糙,但是也说出了大多数农民的感叹:以前哪朝那代有不交皇粮国税的,只有在新社会才能遇到,生在这个时代真兴运、真幸福。
人民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人们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农业的投入,城市反哺农村,让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城乡差距越来越小,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交公粮的时代离我们远去了,也是即将消失的鲁西南记忆。现在,人们已经没有了公粮、提留、“三提五统”的感念,但它留给我们的,确是长久的回味和思考。
五,鲁西南记忆中放鞭炮
冬天来了,手脚开始冻了,田野里也不再有瓜果梨桃甜秫秸可以吃,但是八零后的小伙伴却是越来越兴奋了。因为我们最期待的年一天天近了,这意味着可以穿新衣服,可以吃肉,可以走亲戚,可以放鞭炮了!
至今我都喜欢闻那淡淡的火药味道,就是那种刚放完鞭炮,隐隐传来的清幽的鞭炮味道。伴随这种味道的,是一种过年的喜悦和幸福的企望。因为闻到了这种味道,我知道家里正煮着猪下水,正蒸着肉包子,正炸着萝卜丸子和麻叶……
或者父亲正在院子里剁饺子馅——羊肉胡萝卜的,还必须加足够量的葱花;或者母亲正在给我的新衣服钉扣子,是那种四个兜的草绿色军装样式的衣服,就是每每都做得大一号,不仅能套棉袄,而且还必须能够包住屁股那么大。
这样的氛围里,干啥都是充满希望的,何况还有一大推好玩的事情,仅仅的放鞭炮就足够我兴奋一个腊月加上半个正月了。
最有代表性的鞭炮是二蹬脚(这个必须读作"jue",音同"觉")。二蹬脚是鞭炮中的王者,一般十个一捆,高度二十公分左右,直径二公分,外包红纸,看起来养眼而又威风。放的时候直立放在硬实的地面或者砖头石板上,点火以后标准是两响——第一响直入云霄,第二响就是在空中爆炸,声音巨大,颇有震慑力。有的时候放得不正,第一响横向飞出,第二响再响那就可能不是美丽的故事了。
不是吹牛,我和堂弟用二蹬脚在万福河里炸过鱼。有一年的冬天,快到过年的时候,气温偏高,河里没有上冻。我们俩带着一捆二蹬脚来到河边,找了一块石头做底,然后把二蹬脚朝向河里的方向。堂弟划着火柴,小心翼翼点着捻子,我俩躲到一边看热闹——第一响横着飞向河里,直没水中,然后就是一声闷响,激起很高的水花。我们等了一会,没见有鱼飘上来,于是再接再厉,直到报销了一捆,也没见一条鱼,只好悻悻地回家。
雷子则是另一种威力较大的鞭炮。我记得父亲每年都买上一捆,这一捆不是二蹬脚那种十个的一捆,而是几十上百的一捆。因为雷子仅仅是手指头那么大小,看着来很敦实,放起来却格外响亮,有如惊雷一般,这大概就是雷子得名的原因。雷子最适合放的地方是雪窝、泥窝或者猪圈,把雷子插到上述地方,只露出一个头就好。然后把捻子扒开一段,抖出捻子中的一些火药,这样可以让捻子着得慢一些。雷子的捻子一般都比较短,而且着得快,必须这么做才能保证安全。然后用火柴或者香(用香最好,安全持久)点着捻子,再远远跑开,等着看最壮观的景色——一声巨响,雪花、泥巴或者猪粪四散飞溅,真是精彩啊。特别注意的是,别被大人看到,不然挨几句说是跑不了的。
小乡村的风俗是下饺子的时候必须要放鞭炮,这时候用的就是小挂鞭了。小挂鞭一般五十头,一百头一挂,比铅笔还细两圈。鞭炮是红色,外面的包装纸也是红的,放起来噼里啪啦的。一到大年初一早晨,小挂鞭的声音此起彼伏,各家各户的饺子也就在这鞭炮声里在大锅里翻滚了。
我们乐此不疲的是在放完小挂鞭的地方寻找幸存者——没有爆炸的单个小挂鞭。总有一些小鞭炮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和大家一起引爆,于是便成为我们的战利品。拾到的小挂鞭一般用来二次引爆,还有的不具备引爆条件了,就拿来呲花。
呲花是一项想起来就很激动的事情,也可能是每个小伙伴都最愿意做的事情。把拾到的零散鞭炮拆开,在干燥的石头上倒出火药,倒成长长的一条线。火药有黑色的有银色的还有灰色的,掺杂在一起不伦不类的,但是当你用火柴点燃这些火药的时候,那遽然亮起的一条火链是如此的精彩和美丽,以致于我都找不出更好的词语来形容。
可惜总是不能积攒太多,每次呲花都是短暂的美丽。
八九十年代,大家都囊中羞涩,所以放鞭炮的机会其实是不多的,所以更多的时候还得想办法找更加经济实惠的鞭炮来放,胶泥砸炮就是其中的代表。
胶泥砸炮造型很简单,就是一边一段圆柱形的干胶泥,中间放上一块固体的火药,再用纸包上胶泥,固定好,这就是一个胶泥砸炮了。
引爆也很简单,往地上一摔就成了,虽然声音不太大,但操作方便,物美价廉,很受大家的青睐。我记得是一分钱一个,不知道这记忆靠不靠谱,反正很便宜就对了,便宜得让我这每年只有几毛钱压岁钱的小子都买得起。
胶泥砸炮属于一次性砸炮,所以不够先进,有些小伙伴捣鼓出了持久耐用的炮皮砸炮,成为大家艳羡不已的对象。
炮皮就是步枪的子弹,有些神通广大的同志不知从哪搞到这些空壳子弹,然后在炮皮的下端侧面锯个口子,然后把子弹头塞进炮皮里面,再封住上面,一个炮皮砸炮就完成了。讲究一些的,再系上一段红绳,那这砸炮就更美观了。
把一小块固体火药放进炮皮下端的小口,然后把炮皮抛向空中,等着划出优雅抛物线的炮皮落在地面上,火药被里面的子弹头撞击,就是发出不大不小的爆炸声。我曾经梦想制造一个这样的炮皮砸炮,终究也没有成功。炮皮搞到了一个,就是怎么也锯不好下端的口子,或者是因为我手不够精巧吧。
说这些八十年代末的事情,我总是有滔滔不绝的状态,有神采飞扬的意气。有人说喜欢回忆就是老了,或者老去的不止是岁月,还有我们逝去的青春。
六,童年放羊的回忆
前几天我回老家时,路上遇到了邻居大哥,他正赶着一群绵羊过村头的公路,我便停车下来与他打招呼,多年没见感觉有很多说不完的话,便邀请他到家里来玩,并说这次在家里要多住几天,他便爽快地答应道:“我吃了后晌饭(晚饭)就去找你。”回到家,大哥赶羊的情景勾起了我童年“放羊”的回忆。
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家乡在鲁西南曹县魏湾,是一个很贫穷的小村子,村里只有九十多户人家,有一所复式班学校,一到五年级四十多名学生,一个老师,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那时候还不知道电是什么东西,更别说手机、电视了。五六岁的时候,就跟着大人一起放羊,剜菜喂猪。稍微大一点就自己放羊了。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除了上学,就是放羊、拾柴、割草剜菜喂猪。我们放了学到家把书包往炕上一扔,挎上篮子,拿上镰刀,或赶上羊群,就往村东的那片盐碱涝洼地跑去,星期天就更甭说了,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放羊、割草。虽然过去五十多年了,但记忆犹新。
我家喂羊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时家里很穷,又加上我们兄弟四个,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挣的工分少,人口多分的口粮又少,年年不够吃的,就更没钱让我们上学了,在邻居的劝说下,父亲借钱到集市上买来了两只绵羊,养羊便从此开始了。
羊是吃草的动物,只需割草、放牧,就可以剪羊毛卖钱,并且还可以落下小羊羔。每年的羊毛和羊羔,就是我放羊挣的钱。那时,家家户户都喂猪,有些户因为没人放羊,所以喂羊的户并不是很多,我每天一放学就去放羊,两年的工夫就由两只发展到了十多只。
那时候,放羊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父亲说过,羊是你们上学的“银行”,只有把羊放好养肥了,上学才会有学费,才能供应你们继续上学。
于是,我的童年便与羊拴在了一起。刚开始,我总是被羊弄得很狼狈,不是这只羊跑到路边的那片绿油油的麦田里偷啃了麦苗,就是那只羊冲进了地瓜地里吃了瓜秧。我只好到处跑着去撵羊,撵了这只顾不上那只,为把它们赶出庄稼地,时常累得气喘吁吁。
放得久了,我就慢慢地想到了办法。我用鞭子把啃庄稼的羊狠狠打一顿,彻底把它打服,接下来羊就温顺多了。它们就像是能听懂我的话一样,哪只羊刚往庄稼地一靠,只需招呼一声,它就会乖乖地靠过来。在沟崖边上,或是荒草地上,它们就一个个安安分分、老老实实地埋头吃草。常跟我一块放羊的小伙伴有很多,比如双喜、春生等,看到羊们在安静地啃着草,小伙伴们便开始玩游戏。
那时玩的游戏很多,如:磕拐,就是单脚站立,两只手握紧另一只脚,让其抬起弯曲,膝盖在前呈三角形。单脚跳起用膝盖去顶撞伙伴的膝盖,哪一方脚先落地就算输了。
其实,小伙伴们玩的最多的要数斗羊了。看羊吃的差不多时,大家一声喊,便把羊们聚集到荒碱地的一个宽阔地方开战了。我家的羊个头很大,又长着两个弯角,而且悟性极高,有一次在村东头的麦场上,与春生家的羊决斗,一招直立式“泰山压顶”,“嘭”的一声,就把他家的羊战败了。接着又和双喜放的羊决斗,一招没分胜败,两只羊就分别向后退出十多米,迅速向前冲去,只听“嘭”的一声响,接着又先向后退又向前跑,大战了五六个回合,难解难分、不分上下,迎来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又是“嘭”的一声,他的羊退却了,我的羊挺着高昂的头,头顶上满是血。
印象中,这只公羊长得非常强大,很有劲儿,放羊时我常骑在它的身上。记得有一次在崔庄村后河滩边放饱羊后,我便仰躺在这头公羊身上悠闲地闭着眼睛回家,二里多的路一直把我驮到村头,那模样煞是可笑,引得路人阵阵笑声。
我放羊有时被冤枉背过黑锅。那时双喜和春生都很调皮,有一年生产队种了一片地瓜,才种上了二十多天,刚团棵,他俩就赶着羊群从这片地瓜地里过去,啃了不少地瓜棵。这个时候我赶着羊在后面的县级路上,还没到马路沟。二队队长走到这里看到地瓜棵啃成这样,很是生气,就来找我、骂我,我不承认,就说我犟嘴,不是我放羊啃的我就不承认,结果我就被副队长狠狠地打了一顿,教训了我一番。
想起放羊这段有趣的童年往事,我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是放羊,让我们在贫瘠的童年充满了幸福与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