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润生有些郁闷。今年他种的高粱，全被附近人家养的鸡给吃了。“颗粒无收。”他摊了摊手说，那都是些秆子纯红的稀有品种，“颜色特别漂亮。”

“颗粒无收”是对事实的描述也是一种形容。这次种了有三四分地，想留些种子是一个原因，而他想要的“收成”，主要还不是籽粒，而是高粱的秸秆。

赵润生是省级非遗项目高粱秸秆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人们视如弃物的高粱秆，在他手中可以变成花鸟鱼虫、麒麟龙凤，变成桌椅家具、楼台殿阁，变出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

赵润生用7毫米长的鲁班锁编的葫芦耳环。

一

高粱秆眼镜的童年记忆

“要看看我的作品吗？”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一栋颇有年代感的居民楼里，赵润生从屋子一角拖出一个纸箱子。

屋里地方狭小，作品无处陈列，平时只能罩了塑料袋收藏在纸箱里。小到蝈蝈笼子，大到宫灯屋舍，赵润生的“宝贝”接连不断从纸箱里“变”出来，好像打开了童话中的百宝箱。

一堆宝贝中间藏着一副高粱秸秆插的眼镜，赵润生把它拣出来，孩子气地戴在脸上。这种熟悉的玩法，是很多人对秸秆制作工艺最初的认知，也是赵润生儿时的记忆。

赵润生1969年出生，老家在矿区西岗头村。“说起我们村，还真是跟高粱秆有缘。”他告诉记者，村子里有一项世代相传的技艺——编炕席，席篾用的就是高粱秆的表皮。

华北平原的农作物序列中，高粱算是常见，地位却不高，倒是光洁挺拔的高粱秆一向广受重用。除了编炕席，还可以用来铺房顶、扎顶棚，高粱秆扎的笤帚、排排儿（盛放食物的盖帘——当地方言）更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那时娱乐方式没那么丰富，用高粱秆编蝈蝈笼子、做眼镜，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游戏。

这些高粱秆制品，是物质匮乏年代人们物尽其用的发明创造，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在生活中日渐退隐。赵润生的父辈还在编炕席，到了他这一代已不再以此为业。长大后的赵润生，喜欢的是书法和绘画，那些高粱篾炕席和高粱秆玩具，从此留在了遥远的童年记忆里。

大约在1987年的时候，赵润生在矿区文化馆学习书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位老人来到馆里，拿着照片向人们展示自己的秸秆作品。有时老人也会在矿区的公园里办展览。“有小型的龙，或者梅花之类的，都是用高粱秆做的。”赵润生逛公园时也经常遇到，虽然觉得那些东西很新奇，但也并不太感兴趣，他当时的心思都在书画上。

那时还只是个十几岁少年的赵润生并不知道，未来有一天，他的人生也会和这些高粱秆作品绑定在一起。

蝈蝈笼子和蝈蝈

二

从一枚鲁班锁开始

老人名叫徐耀德，是井陉矿区一位民间秸秆艺术大师。

赵润生至今珍藏着老人生前撰写的回忆文章，简短的文字，记录了老人一生与秸秆的缘分。

徐耀德，1926年生于保定徐水，16岁参加抗日。在华北平原的青纱帐里，跟着一位名叫李老玉的老人学会了秸秆编结的基本工艺。当时主要是用秫秸皮编草帽、扎蝈蝈笼子，或者用高粱秆编小灯笼庆祝胜利。

1951年徐耀德来到石家庄，1959年到了井陉矿区，从此一直在矿区生活。工作中他到南方出差时，看到那里的竹编艺术品，便想着能不能用高粱秸秆开发类似的工艺。1985年，徐耀德从矿区城建局内退后，有了充足的时间钻研秸秆制作。他用当年学过的咬合手法编了些秸秆作品，拿到有关部门请人欣赏，没想到得到的却是一盆冷水——“你还是回家穿排排儿吧”。

徐耀德没有回去继续“穿排排儿”，而是从选材到设计全方位改进了秸秆制作工艺，把这门“草根”手艺提升到了可供艺术欣赏的水平。1990年北京亚运会举办期间，徐耀德制作的《腾飞》《玉龙游海》《宇宙九龙杯》和《微型六扇屏》等4件秸秆工艺品曾在北京丰台第二赛区贵宾室陈列。

1992年，徐耀德在矿区四处打听谁家孩子动手能力比较强，想收徒弟。问到赵润生的父亲那里，赵润生被父亲带到了老人家中。徐耀德用秸秆做了一个鲁班锁，说我做一遍，你看自己能不能弄好。

赵润生用秸秆拼出篆字

简简单单一个小东西，赵润生鼓捣得满头大汗还是没弄成。“我这人脾气急，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接着拼，非得把它拼出来。”原本对这门手艺并不上心的赵润生，被这个鲁班锁激起了斗志，从此开始跟着徐耀德系统学习秸秆制作工艺。“每天过去，在他家吃饭。人家不仅让我白学，还管我饭。”

说起这段往事，赵润生也当场拼了一个鲁班锁：“你要是不服气，也可以体验一下。”

六段截成同样长度的秸秆，每段中间刻有一个凹槽。凹槽的长度是秸秆直径的两倍，深度是直径的二分之一。六个小构件两两相对，咬合锁扣，构成了一个三维十字交叉的稳固结构。光滑纤细的秸秆在手中并不容易控制，尽管赵润生已经仔细演示了拼合步骤，记者几经努力还是没有拼成。

这个鲁班锁，就是当年徐耀德跟李老玉学到的咬合结构，后来老人手把手教给了赵润生，引领他走进了秸秆艺术的大门。小小的鲁班锁，是秸秆工艺的基石。变幻万千的秸秆世界，无论是宫室楼台还是虫鱼鸟兽，都可以由它衍化而来。“这个东西越学越有意思，越学越觉得自己扔不下。”赵润生一脸的沉醉。

三

放不下的秸秆情结

“这条龙全身都是高粱做的。龙头和龙身用的是白高粱秆，龙角和爪子是红高粱秆，龙眼睛是高粱籽，龙尾用的是高粱根……”赵润生的龙不用胶、不上色，浑身上下没有任何其他装饰，全是巧用高粱的不同部位制作。明明是写意的形状，表情和动态却像活了一样，张牙舞爪，神气十足。

手艺不是一天练成的。赵润生扎过各种各样的龙，他的作品《九龙壁》目前正在石家庄民间工艺博物馆展出。“那一件做了七个多月。做到第九条龙时，翻过头再去看最开始做的那一条，不能看了。”赵润生摇摇头，“工艺各方面都很粗糙。最后没办法，只能重做了一条。”

《龙凤呈祥》。

用高粱秆扎龙，曾是老师当年精心选定的主题。徐耀德的代表作《中国百龙壁》，长9米，高3米，周身共有99条不同形态的龙，汇集了北京故宫、北海和山西大同三处九龙壁以及曲阜龙柱、赵州桥桥柱上的龙的形象。当年老人带着十余名徒弟花了10个月时间才完成。

赵润生也曾参与了“百龙壁”的制作。翻出相册里的老照片，他不无怀念地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他们十几个人跟着老师做了不少大型秸秆工艺品和建筑模型，作品频频参展获奖。

可惜这类秸秆工艺品无法带来更多经济效益。徐耀德带徒传艺的计划，在进行了几年后因为经济原因中断。

1995年后，赵润生开起了装裱店，不再专职做秸秆。1998年，已经成家的他又开了家小商店，经营烟酒批发生意。

徐耀德的住处离他的小店不远，每天遛弯都会从店门前路过。徐耀德有了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有新创作需要人协助时，赵润生就会过去帮忙，没事时也会到老师家中坐坐，师生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断。

这样的日子，一转眼就是12年过去。2010年，赵润生已过而立之年，老师徐耀德也早已八旬高龄。想着老师年事渐高，自己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学到，赵润生关了烟酒店，“专门开始鼓捣这个”。

2012年，徐耀德因病辞世。此时的赵润生已接下了老师的手艺，也接过了老人对秸秆的痴迷。

四

从蝈蝈笼子到故宫角楼

刻刀轻轻切开高粱秸秆的表皮，“咔”的一声脆响。“你听这声音多好听。”每天赵润生就这样不厌其烦地刻凹槽、切割秸秆、拼鲁班锁，直到把成千上万的小构件拼成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

最难的还是结构。赵润生从“宝箱”里掏出的最后一件作品，是一座高粱秸秆扎成的故宫角楼模型。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完全依照真正的故宫角楼仿制，山花、脊兽、槛窗、隔扇全都历历可见。原版建筑内部使用减柱法扩大使用空间，他也用秸秆模拟出了同样的结构。“这里面学问多着呢，力学的、几何学的、建筑学的，都得知道。”

故宫角楼

秸秆角楼完美再现了原版建筑的结构。

“有时候我会想，你说这个手艺是怎么来的呢？”赵润生说，老师的手艺可以追溯到那个叫李老玉的老人那里，再往前便无从考证了。

秸秆拼成的鲁班锁，与传统木建筑的榫卯结构异曲同工。在故宫角楼的传说中，工匠们就是从秫秸扎的蝈蝈笼子上得到了建造角楼的灵感。不过故事只是故事，编高粱秆这类“草根”游戏，不会有人去著书立传，只会像高粱一样在田野山间默默生长，乏人问津。

现实地说，秸秆制作不是一桩赚钱的营生。赵润生曾做过一个颐和园知春亭的模型，前前后后做了3个月，有人看到后想买，听他报完价就吓跑了。秸秆作品再精巧，在旁人眼中仍旧是一堆“柴火”，很少有人愿意为里面的手艺埋单。赵润生坦言，如果不是有以前开店的积蓄，自己或许现在也不能在这儿继续编秸秆。

《知春亭》。

他的爱好其实很广泛，除了自小习练的书画，还学过装裱和传拓，平时还会做做烙画。哪条路走下去，似乎都比编秸秆更有前途，但这门手艺他始终放不下。

“高粱秆有没有价值，那要看你能给他赋予多少生命。”徐耀德当年将这门手艺带到了艺术殿堂，他用高粱秆制作的人物肖像，须发毕肖，赵润生说，他的手艺至今仍未达到老师的水平。

不过他一直在试探着这门手艺的可能。他把自幼习练的书法技艺融入自己的作品，用高粱秸秆拼出篆字作为题款，模拟书法的笔意。

高粱秆有粗有细，作品可以规模宏大，也能具体而微。赵润生做了一对葫芦型的耳环，每只由上百个长度只有7毫米的鲁班锁拼合而成，用的高粱秸秆只有毛衣针粗细。

“玩点儿啥都不容易。一样东西你真玩进去就玩傻了，别人说你是二百五，自己看自己都不正常。”赵润生是个执拗的人，和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拉了一个微信群，群名叫作“四方眼”，意思是死心眼儿，认死理儿。让他“一条道跑到黑”的，也只有高粱秆。

五

“我给你做朵梅花吧”

工作室的窗外不时传来孩子们的喧闹声，这里紧邻矿区中学，赵润生的女儿就在那里读书。

00后一代学习压力大，生活中剩余无多的游戏时间，也自有各种电子产品去填充。高粱秆眼镜不再会是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他们一生中见到高粱的机会恐怕都不会太多。

河北乡间高粱越来越少，为了得到合适的材料，赵润生干脆自己种起了高粱，到今年已种了十年。

“多的时候一两亩，少的有半亩左右。”每年春天，赵润生都要四处寻找种高粱的农田。

地方不能太偏僻，自己平时无法经常过去，附近最好能有亲戚朋友帮忙照看；也不能太显眼，否则孤零零一小片高粱种在那儿，不是“有人替你收了”，就是被附近的家禽家畜糟蹋。

“2016年我种了片高粱，旁边有个放羊的，都让羊给吃了。”赵润生苦笑着说。

他的老师徐耀德当年也自己种过高粱，为寻找稀有的高粱品种，曾经走遍了整个矿区。他们师徒的秸秆作品不靠后期着色，全凭秸秆本身的颜色呈现，选材尤为关键。高粱秆有白色的、金黄的、红色的不同品种，白秆的高粱较常见，红秆的比较难得，尤其同是红色，还有深红浅红的区别。

赵润生今年种的三四分地，都是秸秆纯红的品种。他想等收获了留一些种子将来继续种，没想到还是被附近人家的鸡吃了。“明年还得接着找地方种。”

采访渐入尾声时，赵润生提议，要做一朵“神奇”的梅花。

取过一根拇指粗细的茎秆，去掉表皮，只留里面的茎芯，切下一段削成花托的形状；将另一段茎芯擀到扁平，切下5个薄片，插在花托上当作“花瓣”；随后，他又切了些细丝当花蕊。制作过程中产生的碎屑都没放过，粘在花蕊顶端作花药。

梅花

看着即将成形的“梅花”，记者有些疑惑：这样“细脚伶仃”的样子也能算是花？

赵润生淡定端过一个茶杯，将刚做好的“梅花”一头扎进茶水中。

干瘪细弱的花瓣吸饱了水分，瞬间绽放，再取出来时，已是一朵圆润饱满的梅花。

为无用之物赋予生命，让最平常的事物开出奇迹的花朵，秸秆制作是门生于草野的艺术。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来自人类不会为有限物力所束缚的想象力和生活热情。

“我也想知道，高粱秆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赵润生说。

（燕都融媒体记者 唐晶/文 刘采萍 张思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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