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厅水库移民70周年

一部心酸移民史

艰苦创业史

移民荒坡地

红色作家 2023-08-05

今年是官厅水库移民到涿鹿70周年

请看涿鹿县原城建局长高志升写的记实性文章

作者 高志升

移民荒坡地

作者：高志升

一、迁移

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修建官厅水库时最小的移民。

我出生在一九五二年的冬天，五三年迁移时我还不到一周岁，甚至还没有学会说话，关于迁移时的故事都是我的乡亲们和家人们后来告诉我的。

怀来城坐落在卧牛山下，北高南低，我们家居住在最南端的四街，自然也是最低的地方，因此五三年夏天率先开始迁移。

这天早晨，四街人声嘈杂，移民办雇来了马车，一家一辆，人们都把家里的东西装在了车上。那时人们很穷，装在车上的东西，除了一个躺柜以外，都只有水缸锅碗瓢盆和一些工具。

东西装好后，车队离开四街出了怀来县城，然后由东向西前进，目的地是涿鹿县。

下午车队离开后，移民办的干部开始挨家挨户清点人数。待人都到齐后，有干部领着大家向火车站出发。

迁移的人们没走几步，有附近不迁移的村民三三两两，拿着铁锹，镐头去揭房上的瓦，拆房上的木头。

迁移户张金看到这个情况，疯了一般的跑了回去，边跑边哭着喊“你们拆了我的房子，我回来住哪里？”

移民办的干部和迁移人朱德金跑回去拉住了张金。朱德金对他大声说，“别做梦了，再等些时水就上来了，这里变成了海子，你那房子还能住？”

张金被拉回到移民队伍中，这时候队伍里传来了“呜呜”的哭声，人们知道，修建官厅水库是国家大计，是为了大北京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不管思想上接受了接受不了的都得搬，可回头一望即将要淹没的地方，毕竟是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呀！

晚上，移民们从怀来火车站上的火车，然后一路向西而去。在车上很多人趴在车窗前，一直向外望着，渐渐远去的土地、山川、河流、村庄都变成了陌生的样子。

列车沿着京张铁路向西行进了不知几个小时，列车员报告“下花园火车站到了，请移民们做好准备下车。”随行的移民办干部招呼大家做好下车的准备。

移民们下了火车，早有先前拉东西的马车等在那里，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上了车，壮男们步行，人们坐好后车把式一扬鞭子，马车向西南方向行进。

我们一家八口人，父亲王桂林，母亲胡瑞春，大姐王英华，二姐王英兰，三姐王英梅和大哥平安二哥兵住和我坐在一辆车上。我父母那时都不到四十岁，我大姐是我们家老大也才十四岁，接下来的几个姐姐和我们弟兄三个都挨肩相差不到三岁。我大哥出生时正值日本鬼子投降，所以取小名“平安”。我二哥出生时正值解放前夕，家里住过解放军，所以取小名“兵住”。可是因为先有三个姐姐而后才生了我大哥，那时他是最小的又是唯一的小子，所以父母，姐姐们都爱称他为“小安”。我二哥出生后，虽然有小名叫兵住，可没有人这么叫，都叫他“二小”，到我出生时小名没取别的，大家都叫我“三小”。

我们坐在马车上，随着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一路向西南方向又走了三个多小时，中午到达涿鹿县城。

涿鹿县城建于明朝永乐年间，仿照北京城的建筑布局有九门九关。当时人称小北京。当移民们进入到涿鹿城，以为这就是移民的目的地，高兴地喊道，“这地方也不赖啊。”

马车把移民拉到县政府大院，县领导为移民们准备了午饭，是大米饭和芹菜炒肉，一是因为移民们下了火车没有吃饭，又赶上已过中午，二是那时人们太穷了，轻易吃不上大米饭，更别说吃肉了，见到这样的好饭，一拥而上，竟把服务人员挤去，人们就自己直接用碗去大斗盆里盛饭和菜。饭很充足，先来的后到的都盛上了，可是菜不够了，我们家是我大姐王英华挤进了人群盛了半碗菜。

吃完饭，负责移民的干部整了整队伍，向人们高声宣布移民计划：原怀来县四街的居民，迁移到涿鹿后，三十六户，一百五十一人到桑干河南五堡村南的荒坡地上，四十九户，一百九十八人到桑干河北小姚庄村，接着引导车把式们向两个移民点进发，又有人说：“我还以为咱们移民到这里呢，还得往远处走啊，这回离北京更远了。”

迁往五堡村南荒坡地的移民，从洋桥过了桑干河，到桥头起进入高堡村，然后又一路东行。经过了小堡、南二堡、三堡、四堡，然后到达原五堡村南二里地外新建的移民村。

移民村原来都是荒滩和坟滩，属于五堡村。五堡村的人们种的是靠桑干河的稻田和村南二里以内的水田，二里以外则疏于开发，只有零零星星的土地。政府就把这些零星土地买来分给移民，按人头每人三亩地。

新建的移民村中间开一条十米宽的大街，街东盖了五排房子，街西盖了两排半，西南角是空的。当时分房的原则是：两口子一间，儿子们每人一间，闺女们不论几人合计一间，每户外加一个堂屋，我们家据此分了六间房子。

新村四周都有土坯墙，东西南北各一百六十米，每个方向中间开一个大门并有栅栏。

移民们到了新村后，移民干部给大家发了新房子的牌号，并告诫大家晚上村里大院的门和家里院子的门都要关好，这儿现在有狼，小心别被狼伤着。

说话见天黑下来了，人们急于寻找自己的房子，也没说什么，就开始归置打扫自己的新家。

那天人们忙活了半夜才消停下来。张金住在村子路西两排半新房的西南角，前面还是空地。那天晚上人们忙于各家的东西，没有人去关东南西北的大门，张金晚上思念老家，就想出去透透空气，刚一开家门就见一群狼眼中冒着蓝光蹲在他家院门外朝里张望。吓的张金急忙关上家门，整晚上过一会儿从玻璃窗向外看看。那群狼直到天蒙蒙亮才离去，张金也一夜没睡。天亮后张金收拾东西，包成一包，扛在肩背后，把家门一锁走了。他本来是光棍，去了哪里没告诉街坊，因此谁也不清楚。

这是仅存的一处当时给移民盖的房子

顶上的机制瓦是后加的

二、艰难的蜕变

早在涿鹿县政府按照省政府的指示为移民建立新村时，五堡村的部分农民因村里地势低洼涝潮，房屋破旧，也到荒坡地紧挨着移民大院的地边建房上迁，一九五三年底这里形成了一个新的村落，县乡两级将五堡村改名为下五堡，将新村命名为上五堡。

刚到新村时移民吃的是供应粮，凭证到三堡粮库购买。一九五三年迁到新村时已是夏天，当年新分的土地已不能种大田作物。住大院里最北头路西的张兆恒在怀来城时就是种地的，由于地种的好，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又积极支前，因此被县里命名为劳动模范，人们习惯性称他为张劳模。张劳模带动大家种瓜种菜，当年也收获了一些东西。

上五堡村的移民们在怀来城时大部分不会种地，他们各有各的营生，比如田尔珍是摊粉饸馇的，张金是制卖木梳的，徐全基是挑担小卖的，王树宏是制卖冰激凌的，姬尚武是背棺材大头的。到新村后分到了土地，这就意味着他们从此成了农民，只有种地一条路可走，这对于张劳模来说没有什么，而大部分人则要经历一场由市民到农民的艰难蜕变。

张金迁移来的第二天因为怕狼，背了早已做好的半口袋木梳离开了新村。他边走边卖木梳，从涿鹿城到下花园，又到新保安，沙城，一个月后到达旧怀来城。他本意要到自己的老屋去居住，可是一上卧牛山，大半个怀来城早已成了废墟，尤其是四街所在的南部已无一间完整的房屋。他坐在半山腰里哭了一阵，只好一路向西返回涿鹿。到涿鹿城后他到一家车马店住下，此时他的木梳已经卖完，又不想回移民新村，就在街上徘徊，恰遇下城赶集的朱德金，他向朱哭诉了怀来城的景象，朱德金说：“别再做梦回老家了，那里很快就要被水淹了，还是跟我回荒坡地新村吧！”朱德金连拉带拽把张金拉回上五堡村。

转眼到了一九五四年，从下五堡搬上来的村民开始备耕春播，而移民们却动静不大，徐金基挎着一袋子炒葵花子，哪里唱戏就到哪里戏台下零卖，张金做几天木梳就到外边转卖一次，田尔珍忙于摊粉饸馇……因为移民都住在围墙里边，被当地人称为大院里，而围墙外的当地人被称为大院外，所以就有顺口溜：“大院里，大院外，大院里头做买卖。”

大院里的移民们像在怀来县一样做着他们的营生，可是做着做着他们发现这里和怀来城不一样。在怀来城时，他们做小买卖，每天挨着城里的各条街转就行。可是到了这里，只好到各个村子转，路又远又卖不动东西。性格不好的张金卖不动木梳，就每天站在大街上乱骂。这时候，张劳模就出来劝导大家，咱们迁移到这里，政府给分了地，咱就是农民了，农民就应该以种地为生。

人们听从张劳模的劝告，开始学着种地。我父亲识字，在怀来城时靠给做买卖人家写字，记账，算账为生，对种地外行，这时也不得不置办铁锹，锄头，镢头等工具，准备安心务农。

我们家的地在距离新村二里以外的东南方向，开春后我父亲去浇地，这活以前他没干过，那日天非常热，水又大，他堵了这儿那儿跑水了，堵来堵去，跑过来跑过去，出了一身大汗，偏偏这时一阵大风，紧接着暴雨如注，因为离村较远，我父亲无处躲避，因此回家后就感冒了。

他浑身疼痛，连带着咳嗽，发了汗疼痛减轻，但咳嗽始终不见好转，想着地里需要趁墒点黄豆，他心里非常着急，自己又难受的干不了，我母亲劝他雇村里的本地人张用去干活。说好了需要干两天，预付了两天的工钱，可是张用只干了一天就把豆点完了。

十天后我父亲咳嗽没好干不了活，就溜跶到地里。地里黄豆已经出土了，可是苗子非常稀。这时我父亲看见渠沟里的土鼓起一个大包，用棍子扒拉开里面竟全是生了芽的黄豆，我父亲这才明白两天的活为什么张用了一天就干完了，原来他偷奸把一半黄豆种埋在渠沟里了。

我父亲又气又急，回家后病情加重了，不仅咳嗽加重，还连带着发烧。让下五堡村的医生吴玉龙给看了看，说是重感冒，给开了几副中药。

药吃完了病也没有好转，又过了一些日子，咳得连地也下不了了。又找七堡的中医高挠头给看了看，说我父亲这病是痨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肺结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肺结核可是不治之症。

原来我父亲自那日浇地被雨淋之后得了感冒，感冒转成了肺炎，肺炎转成了肺结核。我父亲躺在炕上，母亲干着急也没有办法，几个月后我父亲去世了。我父亲临终时对我母亲说；“咱外甥席延恒原在怀来城读书，平津战役时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来听说被解放后参加了解放军，咱这一迁移没法和他联系了，你们千万要找到他。

父亲的去世，使我家失去了主心骨，这时迁移到宣化的舅舅提议，让我母亲把我三个姐姐交给沙城姨母，把我们弟兄三人交给宣化几个舅舅，然后让我母亲改嫁。我母亲反复思考后说：“再困难我也要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她谢绝了舅舅的提议。

有下五堡村刘丕喜看到了我家的情况，就说合着让我母亲招本地人高生明为夫，我母亲同意了他的撮合，于是大我母亲两岁的高生明成了我的继父，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不改姓，我随继父姓高。

继父到我家后，他毕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家种的地有人操持了。

大院里的移民们手忙脚乱地忙乎了一年，好在那一年还算风调雨顺，秋天粮食，瓜菜收成还可以，一九五四年底，政府取消了对他们的粮食供应。

帮助移民们完成从城镇五花八门的行业蜕变成农民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他们不再操心种植经营，这些由村、社干部去管，他们只管出工就行。渐渐地他们习惯这里的生活了。农闲时，田尔珍还不忘摊点粉饸馇去卖，徐全基在自家院里种点葵花和甜杆子，有时间就到城里去卖。

三、困难时期

就在移民们渐渐地适应新村生活的时候，一场灾难突然出现，使他们更加领略了作为农民的艰辛。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村里开设大食堂，人们吃饭不用自己操心了，一日三餐大院外村中间有一个土疙瘩，上面由两颗一搂粗的大柳树，一棵大杨树，靠路边的大柳树上拴着一尺多长的一节铁轨。到饭点的时候由专人去敲这个铁轨，只要听到铛铛的声音，全村的人就到大食堂去吃饭。即使村中有粮，人们每天都可以敞开了吃。

后来大炼钢铁，把人们家中的锅也砸了扔到土炉子里去炼钢，那时吃大锅饭，人们也不在意这些，还真是以为共产主义快要实现了。

一九五九年是个平产年，可是每日饱食无忧的人们不太在意粮食的丰歉，因此那年好些粮食烂在地里，无形中加重了一九六零年开始的三年大饥荒。

一九六零年开春，公共食堂的伙食质量急剧下降，一日每人只有四两粮食，只能每顿都是菜糊糊，这时也不集中吃饭了，各家各户都准备一个带绳的大罐子，只要听到当当的铁轨敲击声，就出去用罐子把菜糊糊打回家吃。

我在五九年冬吃饭堂时，手里拿着一个玉米面窝头出来吃，吃不了就把剩下的半个窝头埋在大院西街老杨爷子家附近村里的萝卜窖边。开春后喝稀糊糊饿的不行，突然想起了那半个窝头，就到萝卜窖边刨了出来，幸运的是那半个窝头没有变坏。

这时我家里又增加了我的四弟志兵和五弟志文。我四弟出生于一九五五年，六零年时已经虚六岁，早已会走了。可是有一天，我母亲吃完饭后让他下地去玩，我四弟说：“娘，我站不起来了。”至此有一年时间我四弟就没有下过炕。我五弟饿的经常哇哇大哭，可是家里一颗粮食也没有，没办法后来家里给他的特权是，每顿饭大家分完稀糊糊后，盛饭的罐子由他去刮拉。

自从继父进了我家以后，我大姐王英华接受不了一个陌生男人来当她的继父的现实，因此抵触情绪很大，父女俩经常吵架，她一气之下去了宣化舅舅家不回来了，到十八岁时候嫁给了在宣化的河北水文地质队工人赵守信。我二姐十八岁出嫁给同是移民，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在武汉当兵的段宝臣，到六零年困难时期，我三姐王英梅和大哥王秉忠、二王哥秉德都在读书，我和四弟高志兵，五弟高志文还是孩童，家中只有继父是整劳动力。公共食堂里每天每人那四两粮食实在做不成什么饭菜，就是每顿菜糊糊也只能一人一碗。后来因为菜也跟不上，就面里掺糠，甚至把玉米轴，高粱壳子也磨了掺在稀糊糊里了。那时磨面还是人工磨，玉米轴和高粱壳子磨不了太细，因此吃的人们大便拉不下来。我继父又要劳动又吃不了一顿饱饭，因此全身浮肿。那时因缺乏营养得浮肿的人不少，上级规定，凡是得浮肿病的人，每人供应两斤黄豆，自己再去想办法购买二斤胡萝卜煮水喝。不知是真有医疗作用还是补充了营养的缘故，人们用这个方法还真把浮肿病治好了。

我虽然饿的骨瘦如柴，但还能活动，于是我就千万百计寻找吃的，有一次在一堆玉米秸秆里竟找出一个瘪瘪的玉米棒，我兴奋地拿回了家里，放在炕洞里用火烤了烤，然后把籽搓下来，和四弟、五弟分着吃了。

六二年我三姐王英梅初中毕业后回村教书，我大哥、二哥在矾山中学读书。他们交粮食领饭票吃饭，每次领一个星期的饭票，我二哥岁数小不懂事，他三四天就用完了，然后就跟我大哥去要，我大哥只好给他匀一点，自己经常一天吃一顿饭，甚至有时饿一天。后来我大哥初中毕业考上了高中，因家庭条件差没有去念，于是回乡务农，我二哥失去了大哥的呵护，念不下去了就中途退学回到村里参加劳动。

人们吃糠咽菜终于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九六二年底大食堂解散了，村里划分成三个生产队，从此生产生活逐渐有所改善。

这是五堡村现在的照片

四、走向和谐

上五堡村的移民们和本地人起初来往不多。本地人嘲笑大院里的移民不会种地，编了顺口溜：“大院里，大院外，大院里头做买卖；从街西到街东，摊粉饸馇的田尔珍，从街东到街西，卖甜杆的徐全基……。”本地有一无赖甚至陷害移民。当时政府规定不准宰杀母畜，这名无赖把一只老母羊卖给移民郭兴洲和王树宏。二人把羊杀了，肉也分了，却被举报到上级有关部门。上级派人来抓郭兴洲、王树宏二人，二人只好商定，罪责由郭兴洲一人承担，但王树宏必须帮助照顾郭兴洲的家人。后来郭兴洲被抓走了很长时间。这件事不仅移民们看不下去，连本地好多人也觉得那名无赖做事太损。

时间久了，移民和本地人相互发现了对方的优点。本地人祖辈农耕，干农活不论男女个个好手，移民们从城镇来，重视文化，成年人识字的很多，而且家家户户供孩子们读书，所以后来划分生产队后，当会计的，当老师的，记工的较多。本地人后来也学着移民们把孩子们送进学校读书。

大院里路西靠北第一排西头住着一个转业军人名叫王世太。起初移民们也不知他在部队是什么职务，因何故回乡移民到上五堡。他有县民政部门发放的补助，干不了农活，每天由羊窑村卖豆腐的来了，他买几块豆腐干就着喝酒。这人不仅很少和本地人来往，而且和移民们也很少说话。每当晚上人们站街的时候，他只是老远地站着，听着，从不往人堆里去，一般人都认为这个人性格孤僻。

有一天，大院西边墙外人们大喊有狼，王世太拿了一把镰刀冲出大院墙外，只见大院外有几个本地人的孩子在那里玩耍，这时有两只狼向孩子们扑来，王世太飞身上前，护住孩子们。这时远处的人们也手持农具赶来增援，狼被赶跑了，可王世太却是被人们搀扶回去的。

第二天羊窑村卖豆腐的来了没见王世太出来，第三天吆喝了半天也不见王世太的面，他疑心了，就推开门进了家，只见王世太早已去世了。后来村里报告了县民政局，上级派人来料理王世太的后事，人们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王世太在部队是团级干部，在平津战役中伤了**，因此留下尿失禁的毛病。他怕连累部队，解放后就申请复员回乡。因他失去劳动能力，他的生活费用由国家负责。王世太移民到上五堡后，因怕自己身上有味给乡亲们带来不便，就老是离得人们远远的。这天看到恶狼要伤到孩子们，就拼命冲了上去，因体力消耗过大，他一个受过重伤的人支持不住，被人们搀扶回家的当天晚上就去世了。

王世太出殡的时候，大院里，大院外的人们都来送行。从此以后，整个上五堡村的移民和本地人走向和谐，逐步变成了不排外，包容性很强的村子。

一九六六年夏天，五堡公社南山上突降特大暴雨，雨水倾刻间变成洪水，顺着白跑河往下五堡村滚滚而下，只两三个钟头，下五堡村的房屋就被冲塌一半。

下五堡村北边紧靠桑干河，平时就涝潮，房屋地基松软，这次又遭遇南部丘陵山区的洪水冲刷，房屋毁了一半，没塌的也成了危房。

这里本是五堡公社所在地，公社干部考察研究后认为，恢复原村是不能了，于是找上五堡村商量，在该村的东部为下五堡村民划分地基，将下五堡村民全部迁移上来，包容和谐的上五堡村二话不说同意了这个意见。

两年后，下五堡村旧村废弃变成了农田，上下五堡住在一起，成了一个村子，县里批准两村合并，去掉上下二字，村子更名为五堡村，全村此时已发展到五百多户，一千五百多口人，分成六个生产队，成为桑干河南的一个大村。

席延恒将军与作者高志升王秉忠兄弟留影

这是我表哥来五堡时我们的全家照

中间穿中式服装的是我母亲，上面穿军装的是我表哥

这是我表哥和表嫂在五堡的葡萄地里

五、迟到的团聚

三年困难时期，我继父因为营养不良，得了严重的气管炎病，干不了地里重活，实际上成了半个劳动力，生产队时期经常挣不够全家的口粮款。因此我母亲成为全家的主心骨，他不论想什么办法也要补齐口粮款，让全家人有饭吃。她买来辣椒，晒干后用碾子推成面，然后让我继父到坝上去卖，买来白面炸成油饼，让我继父到附近各村去卖。一冬天挣上几十块钱，然后交到生产队补齐口粮款。

有一年我家口粮款交迟了，生产队谷子，玉米，豆类都已分完，只剩下高粱了，因此那年我们家的口粮就只有红高粱一样。我母亲没有气馁，她把红高粱用碾子推成高粱面，然后变着样的给我们做饭，高粱面饸饹，高粱面饺子，高粱面囤圈，高粱面擀条子，这些我们都吃过，并且觉得非常好吃。

我母亲还有一过人之处，她支持孩子们读书。六十年代初，我三姐，大哥，二哥都在矾山读了初中，当时他们三人在村里是学历较高的。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我和我四弟，五弟都在本村读了高中。

八十年代后期，我继父已经去世，但在我母亲的精心培养下，我们兄弟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当时，我大哥王秉忠曾任温泉屯乡党委书记、县卫生局局长，我二哥王秉德任张家口探机厂锻压车间支部书记，我担任县城建局局长，我四弟志兵在西安空军当志愿兵，五弟志文担任五堡村党支部书记。

这是我们弟兄五人的照片

这张照片有我的三个姐姐，但弟兄中由于老四当兵没在，只有我们四人

一九九五年，我大哥秉忠到怀来出差，偶遇一个姓席的人，因这人和我表哥席延恒同姓，我大哥就问他认识不认识席延恒。说来凑巧，那人竟是我表哥的当家兄弟，他告诉我大哥，席延恒现在是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少将军衔。我大哥喜出望外，终于有表哥的消息了，他问那人要了我表哥的通讯地址，没告诉家里人，先给表哥去了一封信，并简单谈了家里的情况。看来消息不假，我表哥很快回了信，并表示会尽快来涿鹿探望我母亲。

没几天表哥就从湖南来涿鹿，他没有住县招待所，由我用城建局的车直送送到五堡。见到我母亲后，表哥六十多岁的人了，却激动的流下了眼泪，我母亲说：“延恒，找到你，你舅父九泉之下也安心了。”表哥说：“我十几岁在怀来城读书时，生活全靠舅舅和舅妈照顾，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找你们啊！”此次团聚，我们弟兄姊妹也聚集到五堡，一家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尤其是表哥讲了他这些年的经历：平津战役时，他在怀来县城读书，国民党不甘心失败，把他们这些学生裹挟进军队，直到天津解放后他们也被解放。他随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零年十月加入中国***。由于他有文化就成为四十六军一五九师宣传队宣传员，以后任独立二团宣传队班长，副队长，团部副指导员，衡阳军政干校学员，湖南省暂编十一团副指导员，衡阳县人武部干事，参谋，衡阳军分区参谋长，益阳军分区副司令员，现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一九八八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表哥又说：“南下后刚解放那几年想和家里联系，但是当时条件很难联系上，等到全国完全解放，由于修官厅水库移民，不知道一家迁移到哪里，就联系不上了。后打听到迁移到五堡村，他就往涿鹿县矾山镇五堡去信联系，可是几次信都因找不到人被退了回去。现在才知道原来桑干河边还有个五堡。

接触中，我们发现表哥有哮喘的毛病，就问他原因是如何得的，他说：”南方经常闹洪水，而军分区或是省军区都是抗洪抢险的主力军，冲锋陷阵中落下了这个毛病。

我们领表哥参观了村南的千亩果园，表哥看到成行连片，郁郁葱葱的果园说：“这儿是个好地方。”我大哥秉忠接着说：“这里原来叫荒坡地，到处是荒滩和土丘，几十年中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我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用水驮土的办法溜成了平地，所以才有了村南这个千亩果园。”

表哥感慨地说：“移民这里改变了你们的生活，而你们大家在生活中改变了这里的面貌，真是不简单，不容易啊！”

席延恒将军与夫人

读高志升移民文章有感

一部心酸移民史 艰苦创业史

范玉川

今天上午我在微信群里读了原河北省涿鹿县城建局长高志升关于介绍官厅库区移民的文章。这是我接触中学同学胡宗贵移民文章以后的又一篇详细介绍当年移民过程和移民异地生活发展变化的文章，读后感触颇深。

文章具有一定的史实价值。七十年前因修官厅水库涉及怀来和延庆移民数万人，加上他们的后代可能有十万余人，可是包括官方详细记载和回顾这一经过的文书资料十分有限。高志升的文章却较为详实地介绍了事情的前前后后。

他从一九五三年一家人撤离村子开始一直写到今天。文章不仅写了库区村民从卧牛山北怀来城乘火车到下花园，再从下花园乘坐当地政府的马车经过县城短暂的停留后又赶到安置地，即涿鹿县桑干河南五堡村；文章从移民安营扎寨，到新的村落平整土地春播秋获，从一家一户的自耕自作写到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以及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文章以一家人悲欢离合为主线直射出七十多年社会变迀历史。它填补了过去只有动员群众转移异地的过程，没有关于移民在异地生存发展历史。我认为文章不仅仅是高志升的家史，也是一部怀来移民的编年史，也是怀来和涿鹿两地史志的组成部分。

文章客观真实。作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认真描绘了这一特定的历史画卷，把当年村民们离乡别士的无奈，对千年故地的眷恋和人生地疏的艰难一一跃在纸上。同时，又把各级政府为移民提供交通工具、修建宽阔舒适的宅院、分配足够的土地、提供当年的商品粮食等人文关怀和政策优惠一一列举出来，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责任担当。

文章用一定的笔墨记录了怀来移民与涿鹿当地村民的融合过程。一开始将移民安置在五堡村南地形较高的地方，命名为上五堡村。两村耕地和道路相互连结，但是来往不多。怀来人对涿鹿人死守土地靠大田刨食的农耕文化不够理解，涿鹿人对怀来人重视商品交换，走街串户、推车叫卖的行为予以嘲弄。随着时间的推移，涿鹿人慢慢从怀来人思维超前、经营灵活、趋利择业中受到启发。移民定居以后发现此地远离井市，处于自耕自足，少于交换的农耕环境，无法展示非农优势，渐渐收下心来，把农业生产做为安身立命的手段，千方百计地向当地居民学习精耕之道。与此同时怀来人将崇尚耕读，通过读书实现向上流动的理念传播给轻文重秣的涿鹿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农业合作化的要求，十三年后两个村落终于合并在一块，实现了怀来与涿鹿客家人与土著人的彻底融合，五堡村。

文章的艺术价值也较高。文章按时间顺序一一叙述，每一个结点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如村民张金，临上车时又返回老村老院，当看到非移民村人爬上张金的屋顶卸下木板时，他急了。叫喊着说，＂我还要来住呢！＂虽然其他人比较理智，但是一夜之间被强行离开祖祖辈辈的家园，那种伤情和悲凉是不言而喻的。还是张金原本城市居民不识农事，在大部分人面对现实在新的地方垦荒整地、春播夏锄时，他却到涿鹿周边乡村卖梳子。卖完梳子仍不甘心，直到再次返回怀来，发现原村面目皆非，一派狼籍，没有立锥之地时才无奈地返到五堡。张金的故事，告诉我们移民在思想上把安置地做为家乡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曲折。在这里应该再次感谢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当地土著人的胸怀。还有高志升父亲一生命运。一个勤劳善良、思想开通的农民，自觉服从上级的政令，立志在异地重新创业。可是由于心力交瘁，过早地撒手人寰。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为官厅水库的修建做出了牺牲。

文章不是太长，但是在描写人物性格方面也比较显明。如，一生不向困难低头，含辛茹苦拉扯一家人的母亲，孝娣双全的大哥，少年叛逆的大姐。还有不居战功，隐于僻壤，关键时舍身抢救幼童而献身的革命军人王世太等等，每一个人都有显明的个性特征。

总之，文章写得不错，不少地方令人淆然泪下。

范玉川 2023.8.5于张家口

作者，范玉川，笔名，范 廉，河北涿鹿县桑干河南东相广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张家口市委廉政办原主任。曾先后出版过《我所经历的票证分配时代》《长征游记》《长征足迹》《中国***组织机构与职务称谓知多少》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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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你写的太好了！我一口气拜读完一遍。你年长我一岁，却因国家重点水利工程举家搬迁涿鹿，经历了搬迁给家庭带来的变故，使每个家庭成员经受了在自己的生活、学习诸方面所遇到的苦楚、熬煎、困难等不随愿……可这一切又从另一方面給每个家庭成员一个新的考验，每个人都在考验面前蜕变、成长。还有一并迁移的卖木梳的张金、会种地的张劳模、转业军人王世太等等，整个上五堡迁移群体叙述得活灵活现，有骨头有肉，虽然时间走过了漫长的70年，可老兄娓娓道来，使我感同身受，如事出昨日。

谢兄长推荐美文——林枝子（祁要武，作家 红色收藏家）

真实地回忆了全家的移民过程，体现了建国初期，劳动人民听党话，跟党走，舍小家，顾大家，甘于为国奉献的家国情怀。为当年的移民点赞！

——梁占魁的微信

这是高志升同志的回忆文章。由于建官厅水库，他们全家从怀来县城移民涿鹿县桑干河南五堡村，文章记录下来迁移过程以及后来在五堡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我们了解了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他介绍的五堡村我非常熟悉和了解，他介绍的家庭中，我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他们哥儿三个，即秉忠、志升、志文，尤其是志文，他和我同岁，曾经在八十年代末期在村里担任过几年支部书记，我1988年8月开始，在农行五堡营业所连续当主任四年，所以有过业务上的多次接触和交流，互相也比较了解。

其实，当年在涿鹿县，由于建官厅水库从怀来县移民到涿鹿县的人比较多，涉及到的村子仅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个，如五堡公社的新胡庄、张家堡公社的单家堡、保岱公社的董家房、还有矾山镇的南关、大街等等几个村，他们有的是整村建制迁入如新胡庄村，有的是部分迁并入另一个村如董家房。现在，他们虽然人是迁移过来多年了，但由于是整村搬迁，许多人基本还共同聚居住在一地，所以传统生活习惯和口音比较当地至今仍然有一些区别，特别是年龄偏大的老人们，很难随着迁入地一下子改过来。尤其是口音，现在当地人一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原怀来县人。

所有这些区别和特点，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员的更新换代会慢慢磨灭掉，毕竟他们已经是迁来多年的涿鹿县人了，他们距地地道道的涿鹿县人不会太久。

——王元章（涿鹿农业银行原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