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举世推崇的大学问家，肯定包括刚离世的饶宗颐。饶公凭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天赋聪明，加上个人努力和在内地动荡、知识分子被摧残的年代避居香港，有机会专心研习，继而出国深造，终于在学问上取得广博超卓的成就。在生时，饶公的学问没人有资格质疑，只是间中有人对他没有利用其崇高地位，对时局发表意见感到有点可惜。对此，他曾有感而发说过，“人，基本上离不开政治，受到政治的限制，但要超越它。”在一个自由社会如香港，这个立场应该尊重。与他同代的内地学者，例如入过“牛棚”的季羡林，当年便没有超越政治的选择了。
最近，有人就饶公生前一篇题为《中国梦当有文化作为》的文章，诸多批评，包括认为此文有奉迎上意之嫌。我认为此说并不公允。这篇文章其实是饶公超越政治而又能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的事例。
官方表述的中国梦主要是以政治、经济，以至全球战略为定位。饶文以中国梦为题，却提出复兴中华文化，而具体做法是“选择地重拾传统道德与文化的时代”，塑造“新经学”。他避谈“普世价值”，强调“经”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常道，树立起真理的标准，去衡量行事的正确与否。例如，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很平常的道理，而“和”表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推而广之，饶公认为一切事业，要以“益人而不损人”的原则出发，而当今时代，“人”的学问比“物”的学问更为关键。
饶文的结论是，作为中国人，既要放开心胸，也要反求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番“大作为”。整篇文章以“文化”为主旨，超越政治，而回归以人为本的常道。他从文化讲五常、“致中和”，称“人”较“物”更关键，国人须反求诸己等。希望饶公这番借古鉴今的意见，对当权者念兹在兹的中国梦，能够发挥醍醐灌顶的作用。
饶公走了，走得平静，走得安详，也走得有点突然。饶公家客厅墙上的挂历上2月9日这一栏，至今清楚写着“杨健 4 pm.”几个字。就在几天前我与饶公家属约好，9日下午四点陪同我办王志民主任去探望饶公，提前给他拜年，未料他6日凌晨竟溘然仙逝，令人唏嘘慨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