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提到竞争法对失业的影响，涉及Shughart和Tollison在1991年提出的观点：除非竞争法诉讼的对象、频率、范围都在意料之中，容许劳工市场及早调节，让受影响行业的员工可以另谋高就，转至不受影响的行业工作，否则，诉讼短期内将令失业率上升。
不过，若竞争法只打击无效率的大型机构，从而鼓励竞争，反而能长远促进就业。同一行业，竞争下的价格比垄断下的低，而产量则较高。比如政府从今天起大大降低加入免费电视的门槛，两家现有的电视台将因业务受损而裁员，但新加入的电视台带来的就业一定更多，整个行业的就业最终将上升。
两个推论听来都合理，但前者假设执法当局捉摸不定，后者假设执法当局眼光准确，对失业率的影响一升一降。实证研究支持哪一边？
宏观经济涉及的数据多为时间序列（time series）：每季的经济增长、每月的失业率等等，由古到今，顺序排列，例如，读者在理财投资版看到的图表，一般都为时间序列，看的是数据走势也。如今问题却在，竞争法的“力度”如何量度？如何分辨今年和去年的诉讼量？若不能把诉讼量化，就不能从观察诉讼量的变化看失业率的反应，实证研究也就无从说起。
Shughart和Tollison在1991年的文章中，使用的量度是每年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旗下反垄断部（Antitrust Division）的起诉个案数字。为缩窄范围，两位作者只考虑因沙曼法案（Sherman Act）和克莱顿法案（Clayton Act）而提出的诉讼。两条法案包含了美国反垄断法的基本法规，其余较次要的法规不包括在内。
不过，以个案数字作为数据却引起另一个问题。根据反垄断部的数据【注1】，2011年有关沙曼及克莱顿法案的个案为139宗；回首1999年，有关的个案共367宗。两个数字，如何比较？
跟1999年比较，2011年美国经济的规模要大、人口要多，两个个案数字不能直接比较。情况就如美国的谋杀个案不能和香港的比，妥善的处理办法是把规模考虑在内，例如计算每1000人的谋杀数字。Shughart和Tollison的解决办法是，把每年的个案数字除以反垄断部同期的预算：随着经济增长，该部门预算理应同步增长，反映了经济的规模，个案数字的比较就有意义。
结果为何？根据两人最保守的推算，从1931至1981年，每1%个案数字的意外增加（unexpected increase），失业率约增加0.15%。换句话说，只要反垄断部减少一成的起诉，失业率即下跌1.5%，影响相当大。
2010年有另一项研究显示【注2】，利用1947至2003年的数据，延续了Shughart和Tollison的研究方向。这项研究使用比较复杂的计量工具，不便详述，但其结果跟Shughart和Tollison的分别不大：反垄断的行动只会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减低生产及增加失业。反垄断对宏观经济没有任何长期的影响。
不过，有关竞争法和宏观经济的研究着实不多，上述提到的两篇文章已是主要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个研究方向未能进一步发展，缺乏数据是主要的原因：司法部诉讼的数字每年只公布一次，不够一百年的数据未能清楚显示出竞争法的宏观影响。
再者，处理数据的方法也有可商榷之处：把个案数字除以预算将带来什么问题？个案数字能否反映反垄断的力度？是否个案愈多，代表执法愈积极？
他日竞争法在香港正式实施，对就业将带来有什么影响？情况就如最低工资法例，问题要等有足够的数据后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