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的讨论，主要目的不在于提出论断来认定某个社会是或不是

市民社会的讨论，主要目的不在于提出论断来认定某个社会是或不是市民社会，而是在经由这个概念的观照，有助于了解某个社会中之外在权威和个人私人场域间动态性的复杂关系。本文的主要宗旨，即在于以当前台湾民问规模最大的志愿参与组织－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为例，说明其社会实践背后所隐含的对于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和其中所带有的对于社会公众利益与个人私人场域问的文化逻辑认定，同时，希望以此文化逻辑来和西方市民社会的运作逻辑相对照，说明其间的差异和其间有无可能相加以连结之处。和西方社会七○年代以来所出现的公共宗教相对比，慈济在台湾的发展，的确与当代世界所出现的公共宗教有某种类似性，不过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宗教先经历私人化的挤压后，再重回进入公共场域的历史背景，慈济的发展，它更接近于在全球化结构中各种西方力量冲击下，本土民间社会自发性力量经自我重整后，由社区到社会的再生产与扩张。也就是就性质而言，它是传统民间社会的再生产，而非市民社会的浮现。考察其内容，慈济的运作模式所代表的公众性社会实践是一种“身体性的模型”，而非类似于西方公共领域中的“论述式的模型”。而出于华人“中央与地方双轨统治／道德一元化意识形态”之治理逻辑，慈济的“身体性的模型”，与其它“论述式的模型”的合作与联盟，在地方社区层次里的发生，会比其在全国性层次里的发生来得更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