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雪从小生活在陕西咸阳的一个单亲家庭，因为生活拮据她便辍学出来打工。今年5月份，她应聘到西安一家餐厅做服务员。从工资条上看，小雪的工资每天为60元，出勤20天共1200元，因为迟到忘打卡共扣除145元，工服围裙钥匙等共扣除250元，旷工两天每天扣500元，最终实发负195元。（10月22日 《陕西都市快报》）

　　对于缺乏财富积累和社会资本的小雪来说，看似卑微的服务员，却为她在平凡的世界里找到价值实现的通道和社会融入的路径。然而，滑稽、荒诞的“工资为负数”，却让美好的愿望遭遇了坚硬、冰冷的现实。

　　千姿百态的社会流动，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充满机会与资源的市场，给无数人提供了改变生存生态的机会。“工资为负数”带给劳动者的不仅有物质上的损失，还有精神上的痛苦与伤害；当劳动的价值得不到尊重，当劳动者的尊严得不到呵护，“工资为负数”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劳动者权益的孱弱。

　　不论是“我的地方听我的”，还是“不管你怎么样，反正我就这样”，抑或“随便你做什么，反正我不怕你”，在用工方强势、员工弱势的格局下，一些人总是习惯了自弹自唱。对于用工方而言，违反规则就会受到惩罚并被认定为失范者，这样的后果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也可能没有被抓住、没有被追责；即使被抓住了并被认定为失范者，惩罚也不会太严重；“工资为负数”的背后，也隐伏着他们的权衡与算计。

　　员工与用工方建构了一种契约关系，双方既需要遵循自己的角色规范、履行角色义务，也要享受自己应得的角色权利。劳动者付出了劳动，理应得到相应的回报与激励。

　　用工方并非不能建构自己的规矩与亚文化，却不能让欲望号街车成为脱缰野马。按照法律规定，因员工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员工当月工资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缺乏法律依据的“工资为负数”，见证了用工方赤裸裸的利益盘剥。

　　面对居高临下、高人一等的用工方，原子化、个体化的员工通常难以通过有技巧和耐心的利益协商来**，只能将“希望的稻草”寄托在制度的体恤和公共服务的伸展之上。

　　特约评论员 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