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国家有个词叫“南稻北麦”，即根据自然条件不同，在南方和北方分别选择不同的农作物种植。这其实根本谈不上高明，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因地制宜可以说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常识。然而恰恰是这样简单浅显的道理，苏联人似乎并不怎么了解。1946年，苏联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小麦种植，备受斯大林器重的科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主张种植春季小麦，赫鲁晓夫支持冬季小麦。两人争执不下，最终还是由斯大林做了主，依了李森科。结果，苏联西部小麦大丰收，中部和东部则遭遇惨败。

苏联人思考问题的逻辑有些奇怪，在武器装备的设计研发方面天才满满，在许多简单问题的决策上反而显得有点一根筋。在小麦推广过程中吃了大亏的苏联人非但没有吸取半点教训，反而不久后重蹈覆辙。对苏联而言，它不但让苏联原本失衡的经济结构雪上加霜，更是导演了日后一场更为惨痛的悲剧，让“玉米晓夫”沦为笑柄，一直流传至今。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应邀访美。在大洋彼岸，赫鲁晓夫畅饮可乐过足了瘾，还在好莱坞女星的簇拥下狠狠地享受了一把。然而，当他站在著名的加斯特农场中，望着无边无际的玉米田时，这位手握大权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心中居然激动不已，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此时，赫鲁晓夫的内心并不平静，早在10年前，他就意识到“苏联没有足够的粮食”这样一个严峻问题，他一直希望能够寻找一种农作物在短时间里解除隐患。1949年，他在乌克兰划了一块区域搞了一次试点种植，结果大获成功，此时，在全国推广玉米种植的打算就已经深深地在赫鲁晓夫的心中扎根了。

在做事方面，赫鲁晓夫似乎比大多数苏联领导者要理性很多，从拥有推广玉米种植到正儿八经地打定主意，他在这中间作了许多实验。在乌克兰的“方形穴播法”获得大丰收后，赫鲁晓夫又在自家农场里搞了两期种植实验并均获得成功；1953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庄因为种植玉米一跃成为“全国最先进和最盈利的农庄之一”。一连串的成功一点点滋长着赫鲁晓夫心中“依靠玉米壮大苏联农业”的梦想，他深刻地意识到，斯大林留下来的“强大的苏联”其实并不十分健康；畜牧业等产业发展欠佳，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若能成功推广玉米种植，那么这将成为一件一劳永逸的大好事。

1953年，苏联的玉米地约为350万公顷；两年后变成了1800万公顷。然而，也许是受了美国的刺激，赫鲁晓夫对此居然仍不满意，他希望在1960年到来前让全国范围内的玉米地面积再加1000万公顷。在这段时期，玉米地如同牛皮癣般迅速扩张，它们挤占了其他农作物的田地，有些根本不适合作为耕地的区域也被强行开垦。为了保障自己的“玉米思想”顺利传播，贵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居然主动为玉米做起了代言。

这还不算，“苏联特色”再一次得到彰显：为了让玉米推广的账面效果符合领导心意，苏联各级部门开始自上而下地分摊玉米种植任务。这些任务忽视了自然条件等重要的客观因素，有些甚至根本无法完成。然而，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眼看无法完成任务的政府部门不惜偷偷斥资从国外购买玉米以谎报收成。而在莫斯科州，官员们往往夸大一些丰产田的产量，其他玉米地与这些丰产田稍微“平均”一下，得出来的平均产量便差强人意了。赫鲁晓夫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他曾在一次农业报告会上说：“莫斯科州人搞这一套是很有一手的。”

我们曾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过，赫鲁晓夫改革之所以没能成功，他本身的不坚定是一个重要原因。他曾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设立了自由市场，然而当有人人抨击他“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拥有绝对政治权威的赫鲁晓夫居然“当场就吓坏了”，赶紧规定农民的自留地上不得种植经济作物，住所不能盖两层，自留畜不得超过一头奶牛和一头小牛，自由市场也只能出售自产的多余农副产品，一切改革手段又变得形同虚设了。赫鲁晓夫在许多问题上作了令人惋惜的退让，偏偏在推广玉米种植时表现得十分偏执。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政府职能部门弄虚作假，官员上行下效，这样的风气赫鲁晓夫并非完全被蒙在鼓里。然而，为了让“玉米梦”落实到底，赫鲁晓夫居然装聋作哑。即便是有人把问题捅了出来，他也是把黑锅甩给那些农业负责人，自己制定的政策一点儿错也没有；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深入田野间“指导工作”。实际上，并不是苏联的每一寸土地都适合种植玉米，除了乌克兰的良田外，其他地区的玉米地大多歉收。由于自然条件的不适合，大片玉米根本不结棒子，把玉米秸秆当成牲畜的饲料，成本比原本的牧草要高出整整两倍。

到了1963年，赫鲁晓夫的“玉米运动”已经难以为继了。那一年，苏联粮食产量持续下滑，第一次迫不得已进口粮食以解决危机。不仅如此，玉米地挤掉了许多其他粮食作物的地盘，导致苏联农业遭受了惨重破坏，很多年都未能恢复元气。客观地讲，赫鲁晓夫掀起“玉米运动”本身目的是好的，但“一刀切”式的政策显然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益处，反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不仅仅是赫鲁晓夫一人的过失，纵观历史，绝大多数苏联领导这都深陷这个怪圈难以抽身，以至于简单的问题都变得复杂模糊，最终做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玉米运动”在苏联这样一个体质特殊的国家里并非偶然现象：在玉米种植推广后，赫鲁晓夫曾给一些州下达了畜牧业的发展任务。结果，有一个州为了达到指标，不惜把全州的所有牲畜都宰杀；即便如此，这还不能完成任务，该州政府只能花重金收购牲畜。后来事情败露，州一把手畏罪自杀，这件事成了苏**内轰动一时的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