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人生而自由，却无不在枷锁之中

玉米、玉秀还有玉秧，她们是集权命运下面的三姐妹，三个没有权利的人。

——毕飞宇

图书简介

玉米的人生分为两部分，结婚前和结婚后。

结婚前的玉米是傲气的，充满炙热能量的，哪怕和她写信的人远隔“千里之外”，人们也能感受到那些“白纸黑字”里汹涌澎湃的爱情。

结婚后的玉米是低微的，委曲求全的，她的身后拴着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她的姊妹，权力的欲望浸蚀人心，消耗飒爽。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源于那个稻草飘香的夜晚，玉米、玉秀、玉秧，王家庄里的三个姐妹的人生从这里发生了突变。

这是三个中国大地上最为普通的女人，她们忠于爱、失去爱、痛恨爱。

这是三个逃离他人目光审视的故事，她们挣扎、破灭、沉溺。

有多少时刻，我们向往一个没有窥探的世界？

有多少时刻，我们渴望一个没有束缚的自己？

序

李敬泽，批评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2001年4月，毕飞宇发表了《玉米》。从那时起，在文学界，人们频繁地提起“玉米”：“看‘玉米’了吗？”“你觉得‘玉米’怎么样？”局外人听来，好像人人家里种着一片地，地里长着玉米。

……

“玉米”是贫贱的作物，在北方和南方，在平原和山地，玉米构成了乡土中国的基本景观，它太普通，太常见，提起玉米也许只会引出某种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忆：它曾是我们童年时代的主要食物。但毕飞宇把这个词给了一个女人，他让“玉米”有了身体，美好的、但伤痕累累的身体，他还写了“玉秀”和“玉秧”，那是将要成熟的玉米和正在成长的玉米，从此，在“玉米”这个词里、在玉米的汁液中就流动着三个女人的眼泪和血和星光般的梦。

……

小说家如同专制的家长或严谨的导演，他必须镇压和消除这种“自由主义”苗头，必须让人物各就其位。所以，在《玉米》中，毕飞宇没有向玉秀和玉秧让步。但是，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有一个决定性的特点，那就是他对人、对人的性格和命运有不可遏止的好奇，当他意识到那两个女孩在阴影中暗自酝酿着激情，跃跃欲动时，他终究无法拒绝她们，他必须提供机会让她们动，让生命自行其是。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它由三个相互联系的故事构成，由三个不同性格和命运的女人构成，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具有统一、强制、封闭性的结构意志的“长篇小说”，它更像是一次追逐：小说家被人的自由、人的魅力所引导，欲罢不能地追下去。

所以在这本名为《玉米》的书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人”，令人难忘的人。姐姐玉米是宽阔的，她像鹰，她是王者，她属于白天，她的体内有浩浩荡荡的长风；而玉秀和玉秧属于夜晚，秘密的、暧昧的、交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夜晚，玉秀如妖精，闪烁、荡漾，这火红的狐狸在月光中灵俐地寻觅、奔逃；玉秧平庸，但正是这种平庸吸引了毕飞宇，他在玉秧充满体积感的迟钝、笨重中看出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觉。

三个人，三个女人，她们生长于田野，她们都梦想远方。但通向远方的路崎岖、艰险，三姐妹中玉秧走得最远，她的所到之处却是幽暗、逼仄的“洞穴”；在她们脚下和心中横亘着铁一般的生存极限，她们焦渴、破碎于干旱坚硬之地。

通过对“极限”的探测，毕飞宇广博地处理了诸如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所有这些主题如同血管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运行。对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上世纪70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

所以，这三个女人属于过去时代，那个时代塑造了她们的命运；但她们又属于现在和未来，因为她们来自“中国经验”中最令人伤痛、最具宿命意味的深处——在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之间、在历史和生活之间，“个人”何以成立？她(他)的自由、她(他)的道德责任何以成立？我们从《玉米》中、从那激越的挣扎和惨烈的幻灭中看到了“人”的困难，看到“人”在重压下的可能，看到“人”的勇气、悲怆和尊严。

《玉米》的另一个可能的名字也许应该是《三姐妹》，这个和《玉米》一样朴素的名字让我想起契诃夫，想起他对俄罗斯大地上那三个女人的深情守望。

是的，守望，守和望，守着人、望着命运，这是作家的古老姿态，毕飞宇把这种姿态写作的根本意义所在。

我想起2001年初，毕飞宇在电话里没完没了地对我谈起“玉米”，这个词和这个女人，他不可自拔地沉溺其中，他爱她，她将因此而荣耀……

再往前二十年或三十年，在江苏北部的乡村，一个瘦的、黝黑的孩子，他注视着无边无际的田野，泪水涌上他惊喜的眼睛，我听到他说：“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