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九九七年八月，时任终审法院常任法官的烈显伦，在旧金山举行的国际法律会议上发言表示，他很庆幸他没有施行公义的责任，作为法官，他宣誓承诺的只是to administerjust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不是抽象的公义，而是现行法律定义之下的公义。抽象的公义太难了，往往流于主观，陷于争论。法庭只需不偏不倚，按照现行法律裁断哪一方得直。

他说得没错，法庭不是辩论公义的法律应该是怎样的场合。无论法律是否完美，法庭也须如实照样实施，因为法治的基础是法律必须明确和事先宣告，令人知所行止。

可是，法律不但不能漠视公义，法律根本就须为公义服务。当公义被不公平的法律扭曲或损害，人们就要检讨法律，寻求改革。的确，关于社会公义的辩论，主要是在法庭以外进行，但法庭有重要角色。法庭在实施现行法律的时候，有责任避免对法律作不符合公义原则和目标的解释，若无法避免，便要指出法律的缺陷，交由社会讨论，而非为恶法护航，或以“不谈政治”之名，蒙眼对公义。

最近，已退休的烈显伦公开表示，法庭理应依照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判案，不管“决定”是否法律，若以“一地两检”违法而喝停一条昂贵的铁路，那就是“暴政”——他忘了法庭只是裁断法律，施政是他人之事。事隔二十年，证明始于放弃公义，必然终于放弃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