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
俄语名：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ысенко
乌克兰语名：Трох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исенко
生卒年：1898.9.17（俄罗斯帝国，波尔塔瓦省，康斯坦丁格勒区，卡尔洛夫乡，卡尔利夫卡）~1976.11.20（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基辅）
现实派系：无
TNO派系：技术官僚派（Tekhnokraticheskaya Klika，专制）&马格尼托格尔斯克联合苏维埃(Magnitogorsky Obyedinyonnyy Sovet，MOS，专制)
现实最高职务：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Заместители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Союза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TNO最高职务：马格尼托格尔斯克苏维埃主席（可能的头衔）
现实履历
特罗菲姆·李森科 于1898年 9 月17 日 出生在俄罗斯帝国波尔塔瓦省君士坦丁格勒地区的卡尔洛夫卡村，父亲是 Denis Nikanorovich Lysenko，母亲是 Oksana Fominichna Lysenko 。
这个家庭后来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他在 13 岁时才学会阅读和写作。1913年，他从一所为期两年的农村学校毕业后，进入波尔塔瓦的初级园艺学校。1917 年，他进入并于 1921 年在乌曼（现乌曼国立园艺大学）毕业。
李森科在乌曼接受训练的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时期：这座城市被奥匈帝国军队占领，然后被乌克兰中央拉达占领。1918 年 2 月，苏维埃政权在乌曼宣告成立，此后，直到 1920 年，这座城市周期性地落入红军和白军的手中。
1921年，李森科被派往基辅参加选修课，1922年进入基辅农业学院（现乌克兰国立生物资源与自然管理大学）函授系，毕业于1925年，获得“农学”学位。在学习期间，他在白采尔科维（Belotserkovskaya）实验站担任园林植物育种员。1923年他发表了第一部科学著作：《白采尔科维育种站番茄选择技术和方法》和《甜菜嫁接》。正如罗尔-汉森所写, 李森科不会说任何外语。
1922-1925 年，李森科在白采尔科维育种站担任高级专家。
1925 年 10 月，从基辅农业学院毕业的李森科被派往阿塞拜疆，到占贾市的一个育种站。
占贾 育种站是全联盟应用植物学和新文化研究所（VIPBiNK，后来的VIR，即瓦维洛夫全俄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的一部分，该研究所创建于 1925 年，由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领导。当时该站的站长是农学数理统计专家尼古拉·费多罗维奇·德列维茨基（Nikolai Fedorovich Derevitsky）。他向李森科提出了在阿塞拜疆引进豆科作物（羽扇豆、三叶草、豌豆）的任务，这可以解决早春牲畜挨饿的问题，以及在这些作物的春耕绿化期间增加土壤肥力。
1927 年 8 月 7 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李森科的文章，其中对他在占贾的活动作了如下描述：
李森科解决了肥料的问题，高加索冬天的绿色空窗期结束了，牛不会因为缺少食物而饿死，农民也不必发抖地担忧着明天……李森科教授现在有他的追随者和学生，是农学界的杰出人物。冬天来了，他们站在车站绿色的田野前，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 《冬天的田野》
科学史学家大卫·约拉夫斯基( David Joravsky，1970)对李森科这段时期的活动的评论是：
他真正学到的东西——除非是他生来就有的天赋——是自我推销的艺术......这个年轻人与记者巧妙沟通，他利用报纸宣传他所谓伟大科学发现的能力，被证明有着实际的重要性。这成为李森科整个职业生涯的一个不变特征，从 1927 年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到 1964 年底，《真理报》和所有其他报纸最终都反对他。
——大卫·约拉夫斯基《李森科事件》
植物生理学家Carl McDaniel（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2004 年）写道：
李森科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种植豆科覆盖作物为牲畜提供食物和绿色肥料的可能性。1925-1926 年的冬天气候温和，李森科豌豆存活了下来。正式派驻的记者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赞扬了这位受过中等教育的农民取得的成就，并大大夸大了该项目的成果。
——Carl McDaniel《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的人类成本》
很快，李森科就娶了在他指导下接受培训的一名学员——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巴斯科娃。同一时期，李森科未来的院士和支持者、饲养员多纳特·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尔古申（D.A. Dolgushin）开始与李森科合作。
在占贾，李森科开始研究农业植物（棉花、小麦、黑麦、燕麦和大麦）的生长季节。两年来，李森科试验了播种谷物、棉花和其他植物的时间，每隔 10 天播种一次。基于这些研究的结果，他于 1928 年发表了一篇大型著作《热因素对植物发育阶段持续时间的影响》。
在这项工作中，李森科得出的结论是，植物的每个阶段（“记录了以下阶段：播种-浇水、芽、分蘖、茎、穗、开花、成熟和收获时间”）开始按照他定义的方式发展，“严格按照定义张力热能，即在一定的温度下，始终保持恒定的摄氏度，植物生长需要一定的度数-天” 。
使用最小二乘法对初始数据进行数学处理，李森科确定了常数A和B的值 ——“过程开始的起点”和“通过生长阶段所需的度数之和” .
1927 年，李森科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在占贾站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报告了这项工作的主要规定，然后在 1928 年 12 月，在基辅的全联盟会议上作了报告。
在这本书中，李森科三次引用了加布里埃尔·谢苗诺维奇·扎伊采夫（G.S. Zaitsev） 的文献，后者致力研究于同样的问题。
1927 年的记者承认，他们不了解李森科迅速解决问题的“科学定律”，而且也没有反复试验。但他传达了李森科的通俗解释：“每株植物都需要一定的热量。如果用卡路里来衡量，那么冬天田地的（饲料作物的）问题可以用一点旧纸屑来解决！” 李森科在他 1928 年发表的第一篇长文章中表达了这种“一定量的热量”的含义。它以温度-日表示，而不是卡路里，这将文章水平从文盲提高到半文盲。试图将给定植物物种从发芽种子到繁殖新种子的发育阶段所需的时间和热量相关联，李森科试图比较生长、日历日和温度-日的数据。他在统计论证中犯了一个原始错误，并且很少注意以前研究人员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他受到了植物发育热因素研究的世界领先者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马克西莫夫（N.A.Maksimov） 的礼貌但持续的批评，他只能从李森科笨拙的文章中找到一两个优点。
G. Klebs和I. G. Gasner等著名生理学家也提出了低温对植物发育影响的问题。因此，例如，I.G. Gasner 根据他的实验确定，如果冬季作物发芽的种子暴露在低温下，那么在春季播种时从它们长出的植物将被淘汰。
在占贾站工作期间，李森科还能够加速植物的开发。在他的实验的基础上，他开发了一种在低正温度下播种前使种子发芽的技术，后来被称为春化作用（植物对低温的同名生理反应）。1933年，“春化”一词（来自拉丁文 vernus—— “春天”）出现在国外，由英国人R. White和P. Hudson于1933年提出。这两个术语是等价的。
这项技术在 1930 年代初期得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支持。例如，瓦维洛夫认为春化的主要优势在于可能简化育种工作，以及控制植物生长季节长度的能力。此外，春化可以帮助防止冬季作物在严冬中结冰。瓦维洛夫写道：
可以肯定地说春化是育种中最大的成就，因为它使全世界的品种都可以使用。由于生长季节通常不一致和南方冬季的抗寒性低，有些优良品种仍然无法实际投入使用。
尼古拉·瓦维洛夫最初支持李森科的春化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它的潜在用途。瓦维洛夫正在研究植物的开花结果，这种同步的杂交育种实验成为瓦维洛夫的团队解决面临的问题的一种手段。然而，瓦维洛夫最终不再支持春化工作，因为该方法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
李森科关于使用春化作为提高产量的方法的提议引起了热烈的讨论。1930 年代，李森科 提议在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条件中使用春化，以提高产量并减少不利天气条件（冬季作物冻结、干风、干旱、灌浆期降雨）的影响，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苏联媒体争辩说，春化的农业技术使幼苗比平常提前 4-5 天成为可能。没有等待春化技术的验证，李森科就开始在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大规模引进农业实践。在他的一些文章中，他认为春化正在显示积极的结果。
苏联农场的春化种子作物每年都在增加。特别是在 1935 年，210 万公顷土地上的 4 万多个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进行了春季作物试验，种植经济春化作物， 1937 年 达到 890 万公顷，在1941 年 达到 约 1400 万公顷。同时，1937年粮食作物总面积为1.045亿公顷。
然而，将春化大量引入苏联农业以失败告终。春化的批评者将这一失败归咎于缺乏该国品种和地区的实验数据。为了收集数据，当时李森科使用了发给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的问卷。问卷调查法使得数据的捏造成为可能，抑制了负面结果，便于春化的宣传。统计分析没有重复，他也未考虑春化和对照植物播种的土壤肥力可能存在的差异。李森科及其支持者获得的数据主要发表在由李森科主编的《雅罗夫化公报》杂志或苏联媒体上。然而，这些出版物并未被任何独立的科学期刊引用。
在五年的春化研究中，彼得·尼基福罗维奇·康斯坦丁诺夫（P. N. Konstantinov）院士收集了 54 个品种地块和 35 个小麦品种的数据。1935年，他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他表明春化不会增加产量，而且还会增加植物黑穗病侵染的可能性。他特别指出，平均每公顷增产幅度仅为 0.04 公担，比李森科 的作品 中给出的数据少 20 倍。
平均而言，多年来，春化先减少，然后增加，平均而言，五年以后，春化几乎没有增加。
——彼得·尼基福罗维奇·康斯坦丁诺夫
春小麦每公顷可生产 960 公斤谷物，而对照植物则为 956 公斤。康斯坦丁诺夫还指出，春化的农业实践需要显着改进。
春化的农业实践受到专家的批评，包括因为种子在浸泡、发芽和播种过程中可能受到损害，这种操作的费力，以及春化植物更容易受到黑穗病的侵害。
1937 年，即使在《雅罗夫化公报》杂志上也停止发表有关春化的著作。卫国战争期间（1942 年至 1945 年春季）和战后时期粮食作物的春化没有得到广泛的工业应用。该国主要报纸《真理报》在 1958 年 12 月 14 日的社论中指出，在苏联农场大规模引进技术后，可以更快地播种，种子春化“并不总是必要的”。据该报称，这种农业实践继续在小米和马铃薯的种植中产生“显著成果” 。
然而，Valery Soifer (2001) 和 Zhores Medvedev (1969) 驳斥了关于“显著成果”的说法，强调了该方法的绝对低效率。VIR 员工 MI Khadzhinov 和 AI Lutkov 以及 H. H. McKinney 和 W. J. Sando (1933) 、McKinney 等人 (1934)的科学著作也通过实验证明了春化作为一种方法的绝对无效性。
1929年10月，李森科应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之邀前往敖德萨，在育种站基础上新成立的育种与遗传学研究所（VSGI）工作，在那里他领导了植物春化实验室。
1929-1934年李森科任VSGI生理学系高级专家，1934-1938年任VSGI科学顾问和主任。1936年4月17日，任该研究所所长。
1931 年 9 月，全乌克兰育种会议通过了关于李森科的报告的决议，其中指出了他的春化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年 10 月，全联盟抗旱大会通过了类似的决议。
1933年，李森科开始在南方进行夏季马铃薯种植试验。
1935年12月30日，李森科被授予列宁勋章，并被选为全联盟农业科学院院士。
在此期间，李森科创作了自己的科学著作：《春化的理论基础》、《南方植物发育和抗击马铃薯退化的理论》（在敖德萨的《春化》杂志上）。
为了证实他在植物生长领域的研究，李森科提出了“植物阶段发展理论”，该理论被认为是科学的。 该理论的本质是高等植物在其生命过程中必须经历几个阶段才能结出种子。进入下一阶段需要某些特定条件。
1935 年，李森科写道：
该理论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植物中的一切，其每一个特性、标志等，都是特定环境条件下遗传基础发展的结果。遗传基础是整个先前系统发育历史的结果。这种生物历史的结果是通过选择适应某些生存条件而产生的结果，即植物有机体在整个个体历史中，从受精卵开始，为其发展创造某些条件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历史进程中发展出的适应的反面。
——李森科《春化的理论基础》
批评者认为，李森科的植物阶段发育理论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与1930年代的知识水平是一致的，但并不是所有的都得到了实验的证实。I. M. Vasiliev, P. I. Gupalo, V. V. Skripchinsky, A. K. Efeikin, M. Kh. Chailakhyan , V. Yunges, A. K. Fedorov 等人指出了阶段发展理论的不足，特别是，李森科的断言“只有经过春化阶段后才能通过光阶段” 受到批评，并认为即使没有初步春化，各种植物品种 —— 春季，半冬季和冬季作物 —— 具有光周期反应，并且随着长度的减少而延迟发育。李森科本人认为用照明代替温度作用的尝试在“方法论上有缺陷”。
在苏联南部地区，无性繁殖的马铃薯逐渐长出越来越小的块茎，而且块茎严重腐烂，即发生了所谓的马铃薯“退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森科提议在夏季种植马铃薯，认为可以通过在夏末将马铃薯种植在凉爽的土壤而不是温暖的土壤中来阻止马铃薯的“品种恶化” 。
1941 年 1 月 11 日，在理工博物馆的一次演讲中，李森科 说：
以前，众所周知，如果从莫斯科地区的收获中获得的马铃薯的种植材料和从敖德萨地区收获中获得的相同品种的种植材料在相同的条件下种植，那么几乎无一例外，莫斯科地区种植材料的产量将远远高于敖德萨地区种植材料的产量。现在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倒序的实验数据。而在过去，1940 年，在I.E. Glushchenko的实验中（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研究员）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地点，种植夏季南方繁殖的块茎中获得的马铃薯作物（育种和遗传学研究所，敖德萨），每公顷产量 480.5 公担，并且在相同条件下，同一品种的本地原产地（莫斯科地区，马铃薯农业研究所）的产量为每公顷 219.5 公担。这一切都表明，南方夏种马铃薯不仅是阻止马铃薯品种退化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改良马铃薯品种的方式。
但是，与春化一样，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结果很容易造假，任何用科学方法得到的数据都从未发表过。当夏季种植没有任何积极的结果时，李森科提议将收获的马铃薯埋在地沟中，在马铃薯上撒一层土，声称这样可以减少腐烂的块茎造成的损失。将块茎埋在沟渠中导致了巨大的作物损失，因为块茎的腐烂只会加剧。
李森科忽略了马铃薯种植退化的真正原因——马铃薯病毒，取而代之的是关于马铃薯“品种退化”的完全抽象的想法。
事实证明，马铃薯的退化与多年来在无性繁殖马铃薯品系中传播的病毒有关。
忽视病毒在马铃薯种植退化中的作用以及随后对植物病毒研究的禁令导致苏联植物病毒检测方法的发展明显滞后，病毒不仅在南方蔓延，而且在苏联其他地区也开始传播，因此马铃薯产量急剧下降。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维尔纳茨基（V. I. Vernadsky）于 1936 年 7 月 1 日在日记中写道：
李森科煽动纯粹的遗传学家反对和否认基因。现场研究委员会成员：里希特，Lisitsyn，Pryanishnikov，Muralov和别人都不赞成。他们认为他错误地解释了他的实验。他们说，关于李森科准备的文章，它已经被送达斯大林。斯大林说：让我们讨论一下——如果理论是正确的，它只会变得更强大。
1936 年 8 月，在鄂木斯克全联盟农业学院粮食科的一次访问会议上 ，李森科做了一份报告“关于自花授粉植物的品种间杂交” ，并与瓦维洛夫和其他遗传学家进行了讨论。。在这次讨论中，李森科否认了他的对手的一般理论观点和他们在育种工作中的实际应用。李森科尤其否认引进大田作物的方法。
1937 年初，李森科 主编的 Yarovizatsiya 杂志发表了苏联农业人民委员 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雅科夫列夫的讲话，对瓦维洛夫的植物变异同源序列理论和染色体遗传学说进行了尖锐而无理的批评。
同一杂志第3期刊登了I. I. Prezent的文章，指责古典学派的遗传学家支持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反对派，以及A.K. Kolya攻击瓦维洛夫院士的文章。
1937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七届国际遗传大会被取消，并于 1939 年在爱丁堡举行。
1938 年，李森科 成为全联盟农业科学院的主席。
1939年初，李森科主编的《雅罗夫化公报》杂志发表了I.I. Prezent的一篇文章《论伪科学理论与遗传学》（第2期，第87-116页），其中作者比较了瓦维洛夫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杜林。
1939年，苏联内部就遗传学进行了讨论。作为这次讨论的结论，其组织者马克·鲍里索维奇·米丁院士对 瓦维洛夫（《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39年，第10期）的活动进行了尖锐而无理的批评。
1940 年中期，根据 李森科 的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名雇员 S.N. Shundenko 被任命为 VIR 副主任，尽管 瓦维洛夫 断然**。
1940 年 8 月，瓦维洛夫被捕。瓦维洛夫被捕后，他的同事和朋友G.D. Karpechenko、G.A. Levitsky、 L.I. Govorov、K.A. Flyaksberger被捕并在拘留期间死亡。N.V. Kovalev被捕，后来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在卫国战争期间，李森科和许多生物学家被疏散到鄂木斯克，在那里他继续从事粮食作物和马铃薯的农业技术工作。
自 1942 年以来，李森科成为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暴行的委员会成员。
1943 年 3 月 22 日，李森科获得斯大林一等奖，以表彰“将食用块茎顶部种植马铃薯的方法科学开发和引入农业” 。
1943 年 6 月 3 日，在苏联科学院举行的纪念克莱门特·阿尔卡季耶维奇·季米特里亚夫（K. A. Timiryazev）诞辰 100 周年的典礼上，李森科作了报告：“K. A. Timiryazev 和我们农业生物学的任务” 。
1945 年 6 月 10 日，李森科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获得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发展农业科学和提高农作物产量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尤其是土豆和小米”。
1945 年 9 月 10 日，李森科又被授予列宁勋章，以“在困难的战争条件下成功完成政府的任务，为前线和国家人民提供粮食，为工业提供农业原料” 。
1946年李森科为《农业百科全书》第3版写了一篇《遗传学》。这篇文章广泛引用了摩尔根于 1945 年在美国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1945）中的文章“遗传”及其批评，以及对“米丘林遗传学”特征的描述。这篇文章被收录在李森科的“农业生物学”合集中。
1948年4月10日，考虑到科学家对李森科的抱怨，日丹诺夫在理工博物馆举行的地区党委讲师研讨会上作了题为《现代达尔文主义的争议问题》的报告。李森科本人在另一个房间借助扩音器上听取了日丹诺夫的批评性演讲，因为他被日丹诺夫拒绝入场。随后李森科和斯大林之间进行了通信和个人会面，后者指示会议并亲自更正了李森科的报告。
1948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7 日，全俄农业科学院会议召开，会上大多数发言者支持李森科的生物学观点，并指出了专家们的“实际成功”。
由于李森科对遗传学的错误观点（否认孟德尔学说，否认不变的“基因”），以及针对反对者的政治化言论（例如，摩尔根的遗传学被归因于种族主义、优生学，被认为是服务于军国主义资产阶级），李森科的批评者随后将这次会议视为“遗传学的失败” 。
正如科学史学家阿列克谢·科热夫尼科夫 (Alexei Kozhevnikov) (1998) 所指出的，这次会议是根据当时斯大林引入苏联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党内民主游戏”之一的场景举行的，即，根据“党代会”博弈的场景： 集体代表的决定比个人的决定重得多； 派系和反对派只在最终投票之前被允许存在。由于农业科学院并不是唯一负责生物问题的机构，而苏联科学院的早期干预可能会破坏研讨的顺利进行，因此会议的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而李森科的大部分对手根本就没有没有被及时通知会议的相关事项。
1955年10月11日，忍无可忍的科学家们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发出了一封“三百人信”——一封批评李森科活动的信，由297名科学家签名，其中包括生物学家（包括在世的遗传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等。
这封信的作者称 I.V. Michurin 是一位杰出的俄罗斯科学家和饲养员，同时否认米丘林的工作与 李森科 和 I.I. Prezent 的“米丘林生物学”有关。
批评者认为李森科的活动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以李森科的一群支持者在营养杂交、植物“改造自然”和植物筑巢方面的工作为例，并否认这些工作的实际和科学意义。
李森科的批评者特别关注他对植物接种方法的否认，尤其是玉米。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是遗传学最伟大的实际成就，同时也参考了美国遗传学家的经验。李森科的支持者推荐的玉米品种间杂交方法在这封信中被批评者认为已经过时，并被美国的做法抛弃。关于玉米，他们写道：
由于 李森科 的活动，我们没有杂交玉米，根据美国人的说法，引进杂交玉米的利润完全收回了他们制造原子弹的所有费用。
批评者称李森科的“物种产生”理论是“中世纪的、羞辱苏联科学的”。他们指出，作为 1952 年至 1955 年讨论的结果，这一理论被苏联专家完全拒绝。
这封信的作者反对与外国遗传学的对抗，他们敦促不要用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理论来概括，而是利用其现代成就来造福苏联。
根据伊格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 的说法，赫鲁晓夫非常愤怒，并称这封信“令人发指”。库尔恰托夫本人和院士A.N. Nesmeyanov，当时的苏联科学院主席，都非常赞同三百人联名信的观点，但他们不能签字，因为他们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然而，库尔恰托夫在与赫鲁晓夫的对话中支持了这三百名科学家的观点和结论。
科学家的拒绝和给管理机构的许多信件最终导致李森科辞去农业科学院主席一职，但在 1961 年至 1962 年间，李森科在赫鲁晓夫的个人倡议下重新担任该职位。
1964年，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在苏联科学院大会上公开反对李森科：
他应该对苏联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的可耻落后负责，对伪科学观点的传播负责，对冒险主义负责，对学术的退化负责，对许多真正科学家的诽谤、解雇、逮捕甚至死亡负责。
赫鲁晓夫辞职后，1965年李森科被免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一职。
苏联媒体很快就充斥着反李森科的文章，并呼吁在生物学和农业科学的所有领域恢复科学方法。苏联科学院宣布李森科的批评豁免权正式结束。一个专家委员会被派去调查保存在李森科实验农场的记录。几个月后，对李森科的毁灭性批评公之于众。因此，李森科立即在苏联名誉扫地。
在李森科结束对生物学和农学的垄断之后，这些科学在俄罗斯花了很多年才得到恢复。李森科于 1976 年在莫斯科去世，并最终被安葬在昆采沃公墓，尽管苏联政府在事件发生两天后拒绝官方宣布李森科的死讯，并且仅在消息报公布了他的死讯。
TNO剧情（1.1.2a）
特罗菲姆·李森科，昔日被苏联赞颂为社会主义科学的天之骄子。终于有了一个摒弃了资产阶级机构反动“教育”的谦卑的无产阶级科学家，一个证实了马克思主义不但适用于人类社会更适用于地球上一切物产的人！他的理论会带来农业的革命并将苏联转变为全世界的农业霸主！达尔文主义已经过去，未来属于李森科主义！
至少至少，他自己是这么承诺的。
虽说他的成果极其不尽如人意，但正在逼近的战争让他免于面对严重的后果。NKVD第22摩托化步兵师在苏联前线崩溃时把李森科及其他支持他的科学家转移到了东方，以避免他的“关键研究”落入法西斯的魔掌。而当苏联彻底崩溃之时，李森科发现自己失去了赞助者，而NKVD也发现自己没有了上级，于是，一个联盟就在二者的集团间诞生了。李森科说服了NKVD的长官，即使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存在的国家，但是继续他的研究对于苏联依然意义重大，因此他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研究设施。在为西俄罗斯革命阵线工作了一段时间（当然最后离开了）之后，他们在废弃的工业城市马格尼托格尔斯克找到了一处避难所。昔日被废弃的黑山如今成为了研究与科学创新的中心。
然而，李森科从未抛弃自己的伪拉马克主义进化论，并依旧在倾注时间与资源试图证明其正确性。既然联盟陷入了如此严峻的困境，那么证明他的理论同样适用于人类也许存在军事价值…
李森科是幸运的，当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作为对苏联至关重要的农业科学家团队中的一员，他被疏散到了西西伯利亚，得以避免受到苏联战败的直接冲击。而后，在各自不同程度继承了苏联遗产的地方政权的保护下，李森科继续他的研究，并为当时由布哈林的忠诚盟友李可夫执政、由伏罗希洛夫统帅军队的西俄革命阵线服务。
呼风唤雨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一切都要为了军事而服务。伴随着西俄革命阵线的土崩瓦解，李森科失去了保障，他向南逃窜到“磁山”，和当地的NKVD残兵会合，维持着脆弱的合作关系。苏维埃联盟成为历史，西部和东部的两大主席团全部垮台，但李森科仍然执着于他的研究——与其说是为了如今仅剩下口号的共产主义理想，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他的控制欲和开创新学术领域的野心。
于是，马格尼托格尔斯克，车里雅宾斯克的钢铁心脏的居民们，迎来了一段不可描述的黑暗岁月。
实验报告摘要 2.25.034
实验目的：创造出可以在低氧条件下正常活动的新类型样品，重点是针对化学武器的抗性。
实验体：(1)名男性，16岁，从斯韦特洛戈尔斯克附近的（资料删除）提取。
实验过程：实验体被置于一个气密密室中，密室中的氧气含量以每分钟7%的速率平稳下降。在实验开始时，实验体表现平静，没有任何的暴力或者过激举动出现。两小时后开始表现出困扰，不解，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思考能力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长期性缺乏人际交往和密室监禁而引起的焦虑。四个小时后实验体变得坐立不安，并且开始抱怨头昏眼花和疲倦。六个小时后，实验体的意识在清醒和昏迷之间反复转移，同时主管开始下令让实验进入第二阶段。大约（——）小时后，实验体失去了知觉（尽管在此状态下观察到了实验体出现-数据删除-），并且在密室中的氧气含量重新提升之后恢复了知觉。随后，密室开始注入记录中符合致死量的光气。在暴露在光气26小时之后，实验体表现出了和记录中一样的状态。随后在对该实验体进行尸检中也表明，实验体的肺部充满液体，这也与记录中光气受害者的肺部状况一致。
结果：实验失败，并未能成功创造出可以在化学武器下自由活动的人类样本。
（数据删除）部门——（-机密-）研究员
报告2.25.034结束。
233个样本因实验导致不可恢复。
为了进行他所谓的科学研究，李森科不仅从当地抓捕实验品，还频繁袭击临近的奥伦堡和乌拉尔卫队，甚至宁可和流窜到俄罗斯的SS土匪奥斯卡·迪尔旺加（迪勒万格）做交易。直到此时，NKVD军官们仍然对李森科抱有某种程度上的迷信，他们也许真的认为李森科能帮助他们打造出光复苏联的苏维埃超人，又或者是暂时找不到对李森科动手的借口。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苏维埃的革命是为了人民的生存，而不是人民的灭亡。李森科那堪称反人类的人体实验和完全违背官方意识形态的行事作风在他的技术官僚和NKVD军官之间制造了越来越大的裂痕。随着实验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李森科的理智逐渐丧失，他不能接受自己失败的结果——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基因理论无法战胜他。
客观性在我们的工作中受到重视，所以特殊情况下要求特殊的客观性。也正因如此，每个人都有必要承认自己的工作中已经出现的那些持续存在的问题。尽管我们采用了高效/强制开采技术，但资源开采率和生产效率仍在下降。关于这方面的请参阅附录13.b.ii。
位于马格尼托格尔斯克的单位在报告中表明，大部分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开支已经快到不可接受的范围了，而我们的研究还进一步加快了我们的人口下降到极限范围的速率，我们来自农村地区的数据调查证实了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目前没有任何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或是从外部获取人力资源。因此，研究必须在另一个方向上转移。
首席研究员李森科同志在附录15.a.i中提出了他的新项目——超级士兵。它将侧重于探索现有人力资源的最大利用效率，以供未来可能的军事用途。现有的资料储备将会被转移到总部，并准备将测试对象进行以下实验：暴露于氰化物，强制浸入灭菌液体里，对暴力倾向进行诱导和精神刺激，以及心理操纵。实验详情请参阅以前有关的报告。
所有未按时交付报告的人都是毫无效率，没有科学精神和主观的。我们准备对实验负责人的条例进行流动化改革，并在收集到足够的实验对象后立刻开展试验。有关对现有实验对象进行的物理分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4.c.iii。最终报告将在晚些时间公布。"
一面是实验的频繁失败，另一面是民众的不满和军官的离心离德。当德国内战爆发并使得德国空军失去对西俄地区的威慑力、俄国军阀混战到达新高峰时，李森科也必须面对他的命运。如果他成功地在南乌拉尔地区的决战前后投靠了西俄革命阵线或是其他势力，并稳住了手下的NKVD军官，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伪科学家或许能继续在他的研究所里骗吃骗喝，享受着他人无法企及的待遇。尽管他也许再也造不出什么超级战士或是新俄罗斯人，或许数量胜过质量，新的统一俄罗斯将在下一个十年和宿敌展开决战。
又或者，自命不凡的李森科将在南乌拉尔地区出现最终的胜利者之前就迎来末日。斯捷潘·班科夫终于意识到，李森科根本不是什么能帮助他们光复苏联的共产主义战士，只是个连隔壁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布尔巴都比不上的疯子。
早些时候，李森科同志被NKVD的特工和第22摩托化步兵师指挥官粗鲁地打断了发言，这既不符合的礼节，也没有最起码的礼貌。随后22师的指挥官斯捷潘·班科夫命令李森科同志就座，并把他的与会者戴上镣铐。随即，班科夫中将宣读了对李森科同志的一系列指控，包括无数项反人类罪和对早已死去的苏联的叛国罪。此外，他还列出了NKVD的要求，以维持一种近乎无法满足的现状，这实际上削弱了李森科同志进行研究和指挥他的小圈子之外的任何人的能力。宣读结束之后，班科夫中将从面前的报告上抬起头来，注视着李森科同志那充满仇恨的目光。现在李森科同志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缓和这种局面。
在无数文艺作品中充当反派形象的疯狂科学家，如今又多了一个——和他的前辈们一样，疯狂科学家通常没什么好下场，更不必说李森科的伪科学贻害无穷。
李森科同志的辩解和他那要求开除所有“具有叛变行为”的人的要求都被我们无视了，在被我们拘禁之后这个疯子毫无疑问的遭到了来自我们内部某些激进成员的报复性地殴打。很快，李森科同志被捕的消息被公开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个疯子暴君赶下了台，但是接下来对他的审判将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过这一次，人民可以得到保证，我们在收集证据方面不会再犯下有任何错误。事实上，NKVD军政府对李森科同志的命运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他们既不关心这个被打得体无完肤之人的供词，也不想虐待这个不能再被称为人的“生物”——不有多少正当的理由。不，NKVD只是想让这个怪物，这个心理扭曲的变态能死得彻彻底底的，然后把它的尸体丢在沟里喂饱俄罗斯母亲的造物，成千上万死在这个扭曲之人手下的亡魂不会喜欢任何虚假的审判。事实上，在简短的宣读了他的罪行之后，他将被进行公正且高尚的处决，这也许是NKVD几十年来第一次执行它的职能——处决苏维埃的叛徒。经过简短的讨论，死刑的最终责任移交给了政委斯莫罗丁斯基同志，他在一小时内召集了一个行刑队。
特罗菲姆·李森科在几个小时后就被拖进冰冷寂静的监狱庭院。尽管他头上套着厚实的麻袋，但他仍然在不停地嘟囔着什么，头套麻袋是行刑队的要求，因为他们害怕看到李森科那怪物般发狂扭曲的眼睛。主持处决的军官不假思索地迅速说出了特罗菲姆·李森科的罪行，以及过渡政府的判决。军官说完后，向聚集在他面前的五个人点点头，允许他们开枪。马格尼托格尔斯克的疯子——特罗菲姆·李森科听到自己的命运后嚎啕大哭，但当行刑队的五枪准确地击中他的身体时，他最后的挣扎也戛然而止。一名**朝吊在柱子上的那具软弱无力的尸体啐了一口唾沫，这是对这个对他所遇到的所有人造成如此大伤害的疯子的最后告别。
无论是在新的统一俄罗斯苟延残喘，还是在南乌拉尔的军阀混战中被击败、被手下推翻，特罗菲姆·李森科和他的伪科学都将永远成为人类科学历史上的惨痛教训。
即便是莫名其妙地同样执着于奇怪的科学研究的日丹诺夫，恐怕也不会对李森科有什么好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