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科学上具有一种顽强的探索精神。人们说，没人去的地方，他也要闯三回。

在恐吓和辱骂声中，他始终不屈地回答：“我研究棉花，一不图名，二不为利，我是在完成周总理给我的任务！”

1966年1月。寒风呼啸，***的湖面上披着冰甲。***总理刚在全国第五次棉花生产会议上做完报告，又立即请几十位植棉劳模来国务院会议室座谈。

当头裹白毛巾，身穿黑棉袄的农民科学家吴吉昌进门时，总理指指自己右侧的座位说：“老吴同志，坐这里来。”

总理对大家说：“毛主席又给咱们任务了。主席指示：要粮棉并举，学会两条腿走路；要继续研究解决棉花脱蕾落桃问题。主席把任务交给我，我依靠大家。”

总理和大家亲切地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他握住吴吉昌的手，炯炯有神的目光凝视着吴吉昌说：“我把解决落桃的任务交给你了，你把它担起来！”吴吉昌迟疑地说：“中，可我是个大老粗，一没文化，二来岁数也大了......”总理打断他的话问：“你多大了？”吴吉昌答：“57。”总理说：“你57，我67，毛主席比我们都大得多。我跟你说，再过20年，我87，你77，咱们一起用20年时间，把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完成，行不行？”热血涌上了吴吉昌的脸，他紧紧握着总理的手，响亮地回答：“行！”

这就是吴吉昌不平凡的战斗历程的起点。

从此以后，吴吉昌把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的嘱咐，看作党的重托。他准备为此付出自己全部的心血。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为了完成这个庄严的使命，竟会遭遇那么残酷的迫害，经历那么严重的斗争。

十几年来，他走过了一条光荣而又布满着荆棘的道路。

1

吴吉昌的家在山西闻喜县东镇公社涑阳大队。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科学上具有一种顽强的探索精神。人们说，没人去的地方，吴吉昌也要闯三回。他在植棉技术上先后探索创造了“冷床育苗”“芽苗移栽”等九项科研成果，《人民日报》曾发表过社论，推广他的经验。由于他对祖国的贡献，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接见过他。

这次他回到家乡，立即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交给的任务，并组织群众进行了直播、移栽、套种等各种对比试验。吴吉昌日夜在棉田里观察研究，连吃饭都端着碗蹲在地头。人们说“棉花迷”变成“棉花疯”。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吴吉昌十分兴奋，他决心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但是，他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竟带来了无休止的动荡和混乱。

林彪和“四人帮”一伙蓄意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抛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在这股阴风的煽动下，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吴吉昌当作斗争对象。他们攻击他研究棉花是推行“技术第一”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抄了“黑劳模”吴吉昌的家，拿出他培育的一包包棉花良种，诬蔑说：“看哪，这就是黑劳模偷藏棉籽榨油吃的证据。”

吴吉昌受到了近百次的批斗。在恐吓和辱骂声中，他始终不屈地回答：“我研究棉花，一不图名，二不为利，我是在完成周总理给我的任务！”

那些人见吴吉昌不低头，就撤销了他大队长的职务，进而捏造罪证，诬陷他是反革命。他们对吴吉昌进行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用棍打，用火烧，好几次打得他血流满面，昏迷不醒。他的腿给打伤了，左臂一连五次被拧得脱了臼，终于成了残废。

当时，吴吉昌想，什么痛苦他都可以忍受，只要能让他搞棉花就行了。哪里知道，那些人偏偏剥夺了他研究棉花的权利，禁止他下地，强令他每天打扫全村的街道。

从此，树影斑驳的村道上，人们每天都看见吴吉昌弯着残废的手，拖着打伤的腿，艰难地跪在地上打扫。人们记得，这街道两旁的白杨树，还是几年前吴吉昌领回来的奖品。那时，县里要奖给他一辆自行车，吴吉昌拒绝了。他说：“成绩是大家的！”他要求改奖一千棵白杨树苗让全村栽种。如今，这些白杨已经有碗口粗了。可是，为全村赢得这些荣誉树的人，却受到这样的折磨。白杨在迎风呼号，那是为老汉在呜咽，还是因不平而愤怒？！

看到这情景，许多贫下中农心里多难过啊！为了减轻老汉身心的痛苦，大家不约而同地出来，默默地帮助他打扫。

长期的折磨，使吴吉昌患了重病。从外表看来，他面孔蜡黄，两腿肿胀，身似朽木，但在内心深处，一种严肃的使命感，仍然像烈火一样，熊熊不熄灭。周总理那“我把任务交给你了”的声音，不断在他耳边回响......

有一天，他扫街发现几颗丢落的棉籽，高兴得连忙揣在怀里。他想，不让明搞，我就暗搞；不让在大田里搞，我就在自家院里搞。他回到家里，用一个瓦盆装了土，把棉籽埋进去，放在炕头上。不久，棉籽萌芽了，越长越高，他怕被监视的人发觉，就把棉苗移栽到院里洋姜丛中，隐蔽起来。一听到有人敲门，就连忙用鸡罩罩住......当时，他真是想不通呵，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些人可以目无法纪，任意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儿戏！而他，想为国家作出点贡献，却不得不偷着去干！

夜深人静，他独自在院里蹒跚、徘徊，看着那些缺少阳光而不能结桃的棉苗，一遍又一遍地自语着：“总理呵，您知道不知道，他们不让我完成您给的任务！”

吴吉昌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了，最后竟卧床不起。那些人既不许吴吉昌外出就诊，又不准医生登门，还向他勒索所谓“专政费”，连监视他的人的工分和饭费，都要吴吉昌负担。他老伴汤素莲无可奈何，不得不变卖衣物。

吴吉昌无医无药，生命垂危，看来是没有指望了。老伴悄悄地为他安排后事。她用灰水染了一块布，裁制老衣，一边裁一边伤心地想着：老伴生平爱的是棉花，总不能让他穿着破衣烂衫死去。买不起棺材，农村又无法火葬，家里还有一对大瓮，合在一起，让老伴蜷缩着躺在里面罢。

一天下午，吴吉昌叫喊起来，豆粒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直往下落，终于痛得昏迷过去......汤素莲慌了，怎么办哪？总得找人合计合计。但那时左邻右舍都被迫跟她家“划清界线”，她怎么肯去连累别人呢？她跑到本村吴吉昌妹妹家里去了。妹妹是亲骨肉，来了。有个老贫农叫李茂德，是五保户，他说：“我无儿无女，我不怕！”也来了。大家赶到炕头，一看这阵势，都说不中了。于是，汤素莲和他妹妹慌手慌脚地给吴吉昌剃了头，穿上了老衣......

就在这个时候，吴吉昌睁开了眼睛。亲人们流着眼泪围在他的身边，要他交代后事。他摇揺头，很久很久，才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怕死，可我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总理给我的任务......”

吴吉昌病危时的话，传出以后，揪疼了全村贫下中农的心，大家千方百计想挽救他的生命。社员李桂英听说有一种偏方，能治他这种病，偏方需要小鱼配制，她就让自己的爱人带着孩子，到涑水河边去破冰捞鱼。这件事悄悄地一传二，二传三，人们纷纷到河里捞鱼去了。从此以后，吴吉昌家里的人经常发现秸秆编的院墙脚下，有人在夜里偷偷地把一碗碗用小鱼配制的药塞了进来......

事情传到了外村，仁和大队有位老医生叫白秀珍，悄悄把汤素莲请去，递给她一副针管和四十支针药，抱歉地说，我没法亲自给吴劳模治病，你自己学着注射吧。一个农村老婆婆学打针，不用说有多艰难，一连扎了七针，药水都进不了肌肉，顺着大腿往下流。但是为革命必须活下去的决心，鼓舞着这对患难夫妻。吴吉昌说：“我不能死，我要活着跟大鬼小鬼斗，坚决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

病，居然奇迹般地好起来了。

2

1970年春天。一场冰雹，把棉苗打成光秆。可是棉苗不管枝断叶残，仍然顽强地继续抽芽。就在这时候，大病初愈的吴吉昌拄着拐棍出现在村头。人们三三两两兴奋地传告着：老汉又站起来了！

那些要打倒他的人，怕他东山再起，继续蛮横地禁止他侍弄棉花，勒令他每天必须带着干粮早出晚归去村外割草。就这样，老汉拄着拐棍，背着草筐，整天孤独地踯躅在田野上。

一天，吴吉昌离村走了五六里，来到北街大队。眼前是一大片棉田，绿油油的棉苗正在疯长，他多么想去提醒社员注意呵。但他想，自己当时的“身份”和处境，人们会不会听他的话，会不会因此招来新的祸害呢？一连两天，他围着棉田看了又看，转了又转，内心斗争非常激烈。

直到第三天，当社员们走出棉田，围在一棵大树下面休息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凑了过去。人们用同情和关切的眼光看着他，沉默着。半晌，吴吉昌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棉苗长得不错呵。”队长立刻回答说：“就是挂桃少。”老汉说：“那是因为后期管理没跟上。”这时候，一位中年女社员冲口说：“吴劳模，你给指点指点吧。”吴吉昌凄然一笑，摆摆手说：“好妹子，不敢再称劳模了。”那位女社员噙着眼泪回答：“老大哥，俺们心里明白......”

亲切的称呼，简单的对话，沟通了压抑着的共同的思想感情。吴吉昌立刻放下草筐，向棉田走去。他抚摸棉苗，就像抚摸着自己久别重逢的孩子，两手颤颤发抖。长期埋在他内心的感情，一下子都迸发出来了。第二天，社员来到棉田，发现老汉早已在那里了。

从此，就像是谁立下了规矩：吴吉昌每天来这里传授技术，进行科学试验，休息时候大家就自动地你一把，我一把，替老汉割草。傍晚收工时，人们心疼他有病，路又远，就把装得满满的草筐，悄悄送到涑阳村口，再让他背回去。

这一年，经他亲自指导的20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146斤，开创了这个大队的丰产新纪录。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奇。事情终于让那些迫害吴吉昌的人知道了。他们立刻召开大会，说吴吉昌到别队去搞科研，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又强令吴吉昌去瓜园“立功赎罪”，永远不准他再进棉花地。

但是，瓜蔓真能把吴吉昌拴住吗？

吴吉昌人进了瓜园，心还在棉苗上。有一天他偶然发现，瓜把式在甜瓜苗刚长出两片真叶时就打顶，这样在两片真叶的腋心里就很快长出两根蔓来，坐瓜早，瓜又多，又不脱落。吴吉昌马上就联想到棉花上去：如果运用这个办法让棉苗长出两个秆，早现蕾、多挂铃，不就能增产了吗？

一种按捺不住的强烈愿望，促使他不顾一切束缚要去进行试验。他趁别人不注意，偷偷地蹲到瓜园旁边的棉田里去，选了两株刚长出两片真叶的棉苗，做上记号，打了顶。过了几天，这两株苗果然都长出两根秆来。吴吉昌兴奋极了，每天出工收工，有事没事，都要寻找借口到那里去看看。夏天棉田干旱，他宁可自己忍着干渴，把老伴给他准备的水，都偷偷给这两株试验苗喝了。这两株试验苗是吴吉昌的希望，是困苦的时候他心中唯一的安慰。

但是，想不到的横祸又发生了。棉苗正在现蕾开花的时候，因为紧挨道旁，给过路的牲口踩掉了。一见这情景，吴吉昌颓丧地坐在路上，暗暗叫起苦来：“天哪！是你存心不让我完成任务吗？”

老伴知道这些事情后，埋怨他说，“你种的是瓜，迷的是花，人家不准你搞，你偏要搞。等将来你的事情水落石出了，再研究不行吗？”

满腔悲愤的吴吉昌听了老伴的话，激动地说：“我相信迟早会重见青天。到那个时候，总理把我找去，问：‘老吴同志，任务完成得怎样了？’我能光向总理诉苦吗？我能空手去见总理吗？不行，啥也别想挡住俺！”

3

林彪反党集团被历史的洪流冲走了。1973年2月，吴吉昌的冤案终于得到**，他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担任了涑阳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老汉总算盼到了这样一天，可以不偷偷摸摸地研究棉花了。可是，从周总理布置任务起，珍贵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

吴吉昌像久困在笼中的鸟，一旦获得解放，他就要立即展翅高飞了。为了时时提醒自己不忘总理的嘱托，为了处处能观察和研究棉株理想的株型，他特意在家里的檐下、墙头、窗前、树上，到处挂起一株株棉花。这银花满目的庭院，迎着太阳发出灿烂的光华！

二月里，涑水河里的冰雪还未消融，大地寒气仍在袭人，吴吉昌棉花“早育复栽”的试验开始了。他在苗床旁边搭起一个简陋的窝棚。刚抹的稀泥还在滴水，他就往冻土上铺了一层麦秸，回家搬行李去了。

汤素莲看到老伴卷起被褥，连忙拦住说：“你......你还要不要老命了？”吴吉昌回答说：“在家里我能合上眼睡觉吗？我宁愿死在地里，也不能待在家里。”

还能有谁比汤素莲更懂得、更体谅吴吉昌的心情呢！她眼圈一红，松开了手，望着老汉夹起被褥，拿着一把镰刀走了。

晚上，老贫农赵发全也夹着被褥跟着吴吉昌进了窝棚。

涑水河畔一片寂静。月光下窝棚四周的冰柱，闪着凛冽的寒光。两位60多岁的老汉，提着马灯，拿着镰刀，像忠于职守的哨兵，警惕地守护着苗床。棉苗移栽到麦茬地里以后，白天吴吉昌顶着太阳观察棉花生长、开花；夜里他蹲在地里倾听棉花落铃落蕾的声音，有时还风趣地对棉苗说：“你休息，我不休息！”

一个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他，终于摸清了棉苗的脾性，逐步认识了落蕾、落铃、落桃的时间，跟水、肥、光、温等条件的辩证关系。

吴吉昌在察看棉花生长情况。

这一年，涑阳大队两亩八分“早育复栽”的试验棉田，平均亩产皮棉186斤。吴吉昌搞的一株双秆的试验，也获得了初步成功。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又掀起了一股破坏生产，破坏科学研究的逆浪。

1974年，山西省棉花科学研究所负责人来到涑阳，邀请吴吉昌参加棉花栽培技术经验交流活动。端午节，当他们正在稷山县参观时，运城地委一位负责人乘坐小卧车来了。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负责人一见吴吉昌就训斥道：“你这个人就是技术挂帅，专搞唯生产力论。”他吩咐省棉科所负责人说：“吴吉昌技术再好，我们也不能用他，不准再带他出来传授技术，不准推广他的植棉经验。”说罢，钻进汽车，把门一关，一溜烟地开走了。

吴吉昌就像头上给人猛击一拳，站在路边发愣。他愤懑地想：这到底是为什么？林彪不是摔死了吗？难道又出了奸臣？

果然，接连不断的打击来了。有人说，对吴吉昌落实政策，不把他当阶级敌人看待，够宽大了，他再也不是什么植棉模范。有人说，吴吉昌的双秆棉是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他不问政治，专弄棉花，念的是“复辟经”，干的是“回潮事”......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压到了他的头上。

尽管吴吉昌不断进行斗争，但是缚在他身上的绳索还是越捆越紧。省科委发给他的科研经费他领不到手；发给他用于棉花试验的化肥给别人挪用了；发给他的抽水机具还没有运到就被别人半路劫走了......

这年夏天天旱，棉叶开始打蔫。那些过去迫害吴吉昌的人又对棉田实行了断水、断电，逼得这个残疾的老汉只好跟小姑娘一起抬水救苗。乡亲们都为他担忧，有人劝他说：“算了，这么大年纪了，可别斗了，弄那个棉花干啥？”他说：“那可不行，总理要我创造经验，解决棉花落桃问题，全国有7500万亩棉田，一株棉少落一个桃，一亩地就能增产十多斤皮棉，这可是件大事。棉花就是俺的命，啥也别想挡住俺！”

用什么办法冲破这重重压力和层层封锁呢？吴吉昌反复考虑了很久，决定要离家出走。他对老伴说：“这里不让搞，就到外地去，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革命，沟死沟埋，路死插牌，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再说，我走了，也免得连累你们......”

老伴越听越伤心，但听到最后一句，火了。她说：“你忘了？当年你受林彪的祸害，给打成反革命，俺哪有一天跟你分开过？现在你要走，咱俩一起走，能活，活在一起，要死，埋在一堆......”说罢，呜呜地哭个不休......

常言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在“四人帮”的重压下，这个倔强的老汉和他患难与共的老伴，决心离家出走，是多么万不得已呵！当年他爷爷从山东逃荒来山西，走过这条路，但那是为了活命；今天，他被迫走这条路，竟是为了革命，为了完成党交给他的庄严使命！

就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候，传来了周总理对吴吉昌十分关怀的消息。

多年来，周总理几次询问吴吉昌的情况。起初，传来的消息说，吴吉昌是反革命，总理嘱咐一定要查清情况，向他报告。后来，总理又询问这件事。有人说，吴吉昌躺倒不干了。总理说：我不信，老吴同志是不会躺倒不干的，要让他继续革命嘛！

有谁能描写吴吉昌听到这一消息后的心情呢？他感动得哭了。他沉痛地说：“我对不起总理对我的关心，我没能完成任务......”

这是一个多么要强的人呵！

4

1974年10月，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的两位干部，避开一些人的阻挠，直接来到涑阳，邀请吴吉昌去陕西大荔参加全国棉花栽培技术协作讨论会。吴吉昌连忙拔了四株棉苗作为标本，匆匆上了火车。这位长期被迫孤身奋斗的科学尖兵，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来自各地的许多植棉模范和科学家济济一堂。当吴吉昌拿着我国植棉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双秆棉”登上讲台，全场的秩序乱了。坐前排的涌到他身边去，坐后边的站了起来......

吴吉昌一连讲了三个半小时。可是，他始终没有介绍，这项科研成果是在一般人想象不到，忍受不了的条件中奋斗出来的。

就在这次会上，吴吉昌第一次听到总理患病的消息，他心里很不安，一连几夜都没有很好入睡。会议一结束，他立刻赶回家去，带着别人送他的两斤金针菜，还有家乡产的糯米，匆匆忙忙上北京去。吴吉昌来到首都接待单位。他一再要求见见周总理。

接待人员问：“你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吗？”吴吉昌捧出带给总理的礼物，解释说：“周总理很关心我，一向对我很好，现在他病了，我老远跑到北京来，就是为了看看他，盼他早点好......”一次、两次......他都重复着这几句话，一连在北京逗留了18天。

这是多么难以忍受的18天呵！他有一肚子话想对总理说，但又不忍心把他这几年的遭遇告诉总理，生怕总理知道了会愤怒，会伤心。他只想对总理说，当年布置的任务已做出一些成绩，这样，总理会高兴的。后来，他知道周总理已住了医院，就一连给总理写了三封慰问信，怅怅地回去了。

吴吉昌来京探病的事，周总理事后终于知道了，他托人带给吴吉昌两句话：“保重身体，继续前进！”

从此以后，吴吉昌天天注意收听广播。总是关心有没有总理病愈出院的消息，有没有总理接见外宾的新闻。谁知道1976年1月9日，像晴天霹雳一样，电台突然播放出不祥的哀乐。周总理逝世了。

这巨大的打击和难言的悲痛，几乎把吴吉昌击倒了。当他踉踉跄跄从外地赶回家乡时，沿途的村庄、道路、田野在他的泪眼中都像蒙上了一层薄纱，模糊着、颤动着。

“再也见不到总理啦！”“再也见不到总理啦！”他失魂落魄地推开自家的院门，那些悬挂在檐下、窗前、墙头、树上的一株株棉花，在他的眼前一下子都变成了痛悼总理逝世的白花......此时此刻，吴吉昌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悲痛，倒在炕上失声痛哭起来了。

在涑阳大队贫下中农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吴吉昌向大家回忆了多次见到总理的情景。他含着眼泪又一次向大家说：“当年总理对我说：‘再过20年，我87，你77，咱们一起用20年时间，把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完成，行不行？’可是总理今年只有78，还不到87呵！为什么这么早就先走了呢？这么多年他老人家没有来得及听我一次汇报，总理呀总理，现在我到哪里去向您汇报呢？......”

5

“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吴吉昌获得了彻底解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继“一株双秆”之后，又培育出一种“多秆两层”新株型的棉花。

1977年的8月，中国农林科学院组织13个省市的近百名科学家和植棉能手来涑阳参观。他们走进两亩“多秆两层”棉花试验田，都不肯出来了。他们有的数苗，有的数桃，有的掏出皮尺来量果枝节间的距离。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上万株棉苗，每株上面长多少果枝、结多少桃，每个桃长在什么地方，好像都是经过人们巧装布置的一样。

人们看到，这种新株型的棉花，上下两层都能充分利用光照，中间通风，平均每株成桃28.3个，比“一株双秆”棉增加5至6个桃，比单株棉增加11个桃。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成就。在解决棉花脱蕾落桃这个科学难题上，吴吉昌已经从栽培体系方面闯出了一条道路。大家兴奋地跟吴吉昌握手，热烈祝贺说：“毛主席指示要解决脱蕾落桃问题，你算是把它抓住了。”

在纪念***总理诞辰80周年的日子里，吴吉昌作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会。这个69岁的老人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心情十分激动。他说，现在离周总理交给我完成任务的时间还有8年，我决心提前5年，攻下落铃关，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的遗愿。

吴吉昌已被邀请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他对祖国科学事业的贡献是可贵的，但更可贵的是他对党的感情，是他那种无私无畏，自觉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为了完成党交给他的庄严使命，在迫害面前，他不屈服；在挫折面前，他不灰心。他在经历一次又一次打击之后，倒下去爬起来，永远是“啥也别想挡住俺”这么一句话。在乌云密布、群魔乱舞的日子里，这个纯朴的老农，昂首挺立，用自己的行动为人民谱写了一首悲壮的正气之歌！

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斗争仍然存在。吴吉昌那种为了真理，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为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啥也别想挡住俺”的革命精神，将教育和鼓舞人们去披荆斩棘，进行新的长征！

延伸阅读：

涑水情

1

今年初夏，晋南的涑水河河水不大，但沿岸300多亩芦苇却长得格外茂盛。站在闻喜县涑阳村桥头一望，风吹苇动，绿浪起伏，萧萧的芦苇随着弯曲的涑水河直铺天际。

这里就是全国劳模吴吉昌老人的家乡。

到老人家里看看，是我多年来的夙愿。特别是1987年以后，他因患前列腺癌在北京动了大手术，这件事愈发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起与老人交往的情景，心潮难平。屈指一算，吴吉昌今年已是81岁的老人了。

端午节的前一天，我终于来到了涑阳村。那天，晴空万里，微风拂面。老人早早就在家门口等我，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高兴得不知说啥好，又像怕人听见似的小声对我说：“人家都说想啥梦见啥，俺夜里做梦，梦见地里的棉花长得可神气哩，就等着你来看了。可不知为啥，一转眼都冻死了，急得俺直跺脚，棉花死了，俺还让你看啥呀？一伤心，眼泪哗哗流下来，梦也醒了。俺寻思，是不是老天爷给俺通个信儿，你忙得顾不上来啦？”

我笑着说：“你看梦一点也不灵，我不是来了？”老人不住地点着头，拍着心窝说：“俺心里盼着你早点来哩！”来前，人们说老人身体还好。我握着他的手，细细端详着，发现他因兴奋涨红的脸膛微微有些浮肿，手脚也不像以前那样灵便了。

吴吉昌的小院不大，院当中摆不下4张八仙桌；除正房外只有几间东屋。但院里却很有生气。两棵高大的泡桐树华盖般把小院遮得绿荫满地。一棵刚能结果的山楂树，生机勃勃，已经长得够得着屋檐了。因为院里来了一群人，十几只鸽子扑簌簌地飞起又落下；十几只母鸡咯咯叫着；一只大白鹅把脖子伸得高高的警惕地瞧着人们；只有猪圈里的两只半大肥猪，若无其事地趴在圈里一动也不动。

穆青和吴吉昌夫妇在一起。

我喜欢老人这所农家小院，祥和、恬静，充满生活气息。

老人把我让到东屋。屋不大，放一张圆桌，坐一圈人已经满当当的了。墙上挂满了照片。有老人和周总理在一起的，也有和彭真同志及其他人的合影。我们采写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文的剪报被装在镜框里，高高挂在正墙上。

我们一起兴致勃勃地观看墙上的照片，回味着一次次相聚的情景。那是老人住院动手术前我们在医院的合影；那是在我办公室里照的；还有一张照片是老人1979年抱着我的小孙孙照的。他指着这张照片说：“你那小孙孙那年才两三岁吧，看俺抱着多虎实！现在怕抱不动哩！”我笑着说：“是抱不动了，一晃过去多少年了？他已是13岁的毛头小伙子了！”说得老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对老人说，城里人都是把照片夹在相册里保存着......他摇摇头说：“那不如俺们挂在墙上看着中意。”他指着一张照片说：“还记得吗？你在北京还请我们老两口吃过一顿高级饭。”

这事我确实记得。那是1985年10月间，他们老两口到北京，我为了让他们吃些山村人稀罕的海味，就专门在海味餐厅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谁知道这顿饭竟给老人闹下了笑话。

原来，他从北京回来后，就向人说起这件事。听的人想知道我请他吃什么稀罕物，可是老人却啥也说不上来，只是向人比画着说，吃饭时腰里要先系上一个白围裙。

“系白围裙干啥？”听的人想不通，以为北京请人吃饭还让人下厨房哩，以后才知道那是餐巾不是围裙。惹得大家好笑了一阵。

当时，有人还追着问：“究竟吃些啥？”老人说：“吃啥俺也记不清了，反正就是不让俺吃馍，没上馍......”“啊......”听的人都感到奇怪。因为在当地，不吃馍就不叫吃饭。既然请人家吃饭，为什么偏偏忘了上馍呢？老人十分认真地重复说：“是没馍，穆社长请俺吃的饭是没吃馍呀！”人们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唯一一顿没吃馍的饭，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笑了。我拉着吴吉昌的手，对他说：“上次我没有给你吃馍，这次你也别给我吃馍中不中？”“那不中！”老人笑着说：“俺早就让媳妇磨好面了，你还得多吃几个白馍。”

据我们分社的记者告诉我，老人为留我吃顿饭，可尽了心了。

我来的前一天，老人就赶到县里，和我们记者住在一间房里等我。半夜，老人突然醒了，也可能他根本就没睡着。他叫醒了我们那位记者，心事重重地说：“你说，你们穆社长那么忙，真会从北京到俺家来吗？”老人索性披衣起床，怔怔地呆坐在床沿上。沉默一会儿，又说：“俺想请穆社长在家里吃顿饭，你看中不中？”

记者说：“当然可以，也应该！”“可县里想把穆社长留在县里吃饭。俺家是比不上县里，可俺的青菜、麦子，都是自己种的，更有乡土味儿，穆社长打老远地来了，不在俺家里吃顿饭，俺这辈子心里也不踏实啊！”说着又突然从床沿上站起，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不中！明天俺得趁早赶回去。把菜洗得干干净净，把煎饼摊得薄薄的，馍蒸得白白的。俺不在家看着他们干，不放心。俺想好了，明天，县里人要拉穆社长走，俺就叫娃儿把大门闩上，闩上大门他就走不了啦！”

2

和老人坐下，他三句话不离棉花。

十几年前我写他是“棉花迷”，现在他已是81岁的高龄了，仍初衷未改。一谈起棉花，他就两手比画着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情景，使我想起许多难忘的往事。

1980年底，老人进京开会，兴冲冲地带着两株棉花来看我。棉株足有半人高，枝枝条条都缀满拳头大的银花。累累棉桃，让人不敢相信那是地里长出来的。我还从没见过一棵棉花上会长出那么多棉桃。老人指着棉花，深情地对我说：“俺就是个摆弄棉花的，棉花就是俺的命，啥时候你看见这棉花了，啥时候就看见俺了。”他指着另一株棉花说：“这株花是送给邓大姐的，周总理嘱托我的事就要完成了。这花，是给周总理带个信儿。”

1982年，老人到北京来，又给我捎来2斤新棉花，让我絮褥子。从山西晋南的闻喜到北京这么远，一个老人带着这么一大包棉花，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便对他说：“以后再来，千万不要带东西，路远多受累。再说北京哪里买不到棉花？”老人摇了摇头说：“俺知道北京有，可这棉花是俺自己试验田里种的，老伴特意弹的，绒长，暖和着哩！俺就是想让你絮个褥子铺在身下一准暖和，你身子暖和了，俺心里也就暖和了！”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我想老人的一片真情，我怎能不领呢？

1987年，老人不幸患了前列腺癌，先是发了一个电报给我，不久，便来到北京住进了肿瘤医院。当时正值我要出国访问，在出发的前一天，我赶忙去医院看他。只见老人瘦多了，两只眼睛都塌陷在眼窝里了。两撇总是翘起的胡子也软塌塌地耷拉着，脸上条条皱纹都挤到一起了。人显得一点精神也没有。见到老人这样，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出来。他见我来了，拉着我的手强打着精神对我说，他这次的病来得厉害，怕再见不到我了。我说，“哪能哩，这是北京最好的医院，你的病动了手术会好的。”我们谈了大约一小时，临别时，我告诉他，因为有早就安排好的出国访问任务，不得不按期出访，医院里的一切，我已交待给高秘书，他会常来照顾的。

半个多月后，我从国外回来，听说手术很成功，老人恢复得很快，我悬了十几天的那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以后我多次到医院去看他，老人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有一天他悄悄地对我说：“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房顶都像长着棉花一片白。俺一闭眼，就好像又回到俺那试验田了。”他很认真地说：“你是社长，你能不能给他们医院说说，让俺赶早出院回家。”

我说：“那可不行！你得好好住院治疗。”

他说：“眼看就要到3月了，离种棉花还有20多天，俺回去今年还要搞一个大的棉花科研项目，青芽结桃。”他怕我听不明白又解释说：“青芽按过去老办法都要统统打掉，因为它不结棉桃，俺要让它们都挂桃结花。你想想，如果俺不出院回去，错过了种棉期，那试验就搞不成了。”

我说：“不行！身体重要，棉花这事可以先放一放。”

他显得有些着急，固执地说：“哎哟，别人不知道俺，怎么连你也不知道俺啦？俺这命就和棉花连着的呀，种不上棉花，完不成周总理交给俺的任务，俺还要这命干啥？”听着老人这滚烫的心里话，望着他手术后苍白的面容，我能说什么呢？

我知道，他认准的事，谁也劝不动。最后，他终于提前出院了。

那年，我特别关心老人的身体和他的试验。秋后，我收到他请人代写的一封信，说他身体已经康复。“青芽结桃”的试验也成功了，在他的试验田里，亩产皮棉达到224斤。这些好消息，使我着实替他高兴了好几天。

3

在老人东屋南墙上，挂着一张奖状。那是晋中行署和地委专门派一位副专员给老人送到家里的，上面写着“为晋中棉花高产立下大功”。平平常常的几个字却记录着老人一些不平常的事迹。

1979年晋中平遥几千亩棉花遭了雹灾，被打得只剩了光秆秆。棉农们纷纷要犁了棉花抢种谷子。老人听说了，急忙赶去，细心查看了土质、地温、苗情，说啥也不让犁。棉农们都不信，说“哭不活的娃娃，救不活的棉花”。怕听了吴劳模的话，连一茬谷子也落不下。老人好说歹说才给留下了100亩光秆棉花。

经过他的精心救治和培育，秋后收花，亩产皮棉竟达105斤。人们这才信服了，吴劳模一下子成了“吴神仙”。远远近近都来学习他的植棉技术。

这以后，老人一身黑裤褂，头裹白毛巾，先后十下晋中，使晋中全区的棉花由原来的亩产40至50斤提高到150斤左右，最高一亩地产皮棉300斤。

植棉能手吴吉昌（左）在棉田里介绍他的植棉经验。（新华社发）

以后，辽宁省锦西县网户村600亩棉花遭雹灾，也打成光秆秆。网户村的村长和支部书记拿着《为了周总理的嘱托》那篇文章，千里迢迢找到涑阳，要见吴吉昌。他们说，我们全村人只求吴劳模一句话，是犁了还是留下？当时老人正发高烧，躺在炕上输液。人们都劝来人回去吧，老人听说了，气得一下子从炕上坐起来，说：“一棵棉苗就是条命，人家大老远来就为求医救命，一刹刹也不敢耽搁，快请人进来！”

老人躺在炕上，先问地情、土质、气候、苗情，然后一句一字地讲，手把手地教，讲着讲着，索性坐起身来，一把将胳膊上输液的针头拔下来，感动得网户村的村长和支部书记含着热泪说：吴劳模您快躺下吧，身体要紧！老人却摇摇头：“俺这条老命不要紧，是你们那600亩棉花要紧！”

前几年，政府为照顾他，把他的大儿子调进附近一家国营大厂当工人。老人却一遍遍给儿子儿媳做工作，到底把儿子拉回到棉田里。他给儿子讲了一个理：“咱国家现在要用金子到国外买棉花，如果搞成一项试验，一棵花少落一颗桃，能给国家省下多少钱？咱可不能为了自个，忘了周总理的嘱托！”

有一次吴吉昌去一家棉纺厂参观，厂里的工人们听说吴劳模来了，都围上来。一个青年工人说：“吴劳模你费了一辈子劲多打的那点棉花还不够我咯哒两下的呢！”老人笑笑，掰着指头认真给他算起账来：“俺不多算，一棵花俺让它少落一颗桃，1亩地按3000株花算，500个棉桃出1斤花，你算算1亩地能增产多少花？俺闻喜县有13万亩棉花，咱运城地区有400万亩，全国有7500万亩棉花，你再算算，全国能增产多少？怕你这个厂几辈子都吃不完哩！”

老人这笔账，算得在场的工人干部情不自禁喝起彩来，大家说吴劳模真不愧是全国劳模，心中时刻装着的是全县、全区、全中国。

我了解老人，更尊重老人，就是因为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一颗为党为国呕心沥血的老***员的责任心。

4

往事如织。我顾不上细细回味，院里的乡亲们都要和我这个北京来的稀客合影留念。我们搬了凳子，在小院当中摆了一排，我先和老人全家合影。正在照相，他家养的那只大白鹅下了个又大又白的鹅蛋，人们拿给我看，我接在手里，鹅蛋还有些微温。谁知咔嚓一声，人和鹅蛋都被拍到照片里去了。人们笑说这张照片太有意思了。照完相，我把访问朝鲜带回来的一瓶人参酒和其他一些补养品送给老人。我说：“你老辛苦一辈子，应该好好补养补养身子，祝你健康长寿！”

在场的乡亲们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老人高兴地笑着，像孩子似的把酒先举到鼻子前使劲地闻了两下，又举过头顶让众人看。嘴里不住声地说：“谢谢，谢谢！”然后交给老伴，叮咛她“找个妥当的地方千万放好。”

我和老人说笑着走出吴家小院，去看他的棉花试验田。

走在路上，我提出要看看老人当年不要奖一辆自行车，要求奖给村里的1000棵白杨树苗，我估计兴许那些钻天杨早该成材了吧！没想到老人说：“没了，都砍了！卖了！盖了学校了！”我问：“一棵也没留下？”他说：“一棵也没留下！”我不禁长长叹了口气，说：“该留下几棵么，也好教育教育后人！”听了我的话，老人只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试验田在涑阳小学后面，棉田已长起3寸多高。一垄垄都铺着雪白的塑料地膜。老人一到棉田，竟精神得像个小伙子。他跑前跑后地给我们讲棉花的习性、爱好、栽培、管理，1米多宽的棉花垄，他竟一步就跨过去。

在试验田的温室里，有一排老人专门留下的棉花标本。一株是一个品种，每一株也都是他科学试验的成果。

老人抚摸着棉株，讲解着每株棉花的生长特点，仿佛是抚摸着孩子，说道着娃娃们的脾气秉性。他告诉我，这叫“一株双秆”，一株棉花长出两个秆，如果这枝秆长快了，就叫它长慢点，等等那枝秆，用两个指头在它的枝颈上轻轻一捏，“咔吧一响，三天不长，只长果枝，不长头顶。”等它们兄弟俩长得般高般齐了，肥力再跟上，一准结一大嘟噜。

都说吴吉昌是植棉神仙，只有当你看见他站在棉田里心灵手巧地摆弄棉花时，你才会感到，老人的聪明才智和他毕生精力并没白费。一个农民一辈子侍弄棉花，在当地农业科学工作者帮助下，已经取得了12项全国公认的科学实验成果，应该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早已全身心地融进这“银白色的事业”中去了。

吴吉昌与穆青在棉花试验田里。

回到老人的小院里，我又参观了他的正房。这是他老两口的住室，一个大火炕几乎占据了全室的1/3。正房正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我送给他的挂历，那是我拍的海外风光。老人的老伴告诉我，去年我送给他的那本，老人也像宝贝似的珍藏着，反复交代家人：“俺老了，离该走的日子不远了，等俺走时，啥也不带，就把老穆送给俺的这两本挂历给俺带上。”听着这深情的话语，当时我只感到一股热流直涌心头，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午饭，吃着老人亲手种的新鲜蔬菜，喝着玉米碴稀饭，我又特地吃了一个蒸馍。这些农家饭菜，对我来说既香甜又可口，确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老人把一盅山西汾酒捧到我脸前，我不大会喝酒，但盛情难却，接过来，只略一犹豫，便一饮而尽。谁知竟像吞下一团火。

吴吉昌在家庭午餐上向穆青敬酒。

“好辣！”我连忙放下酒杯禁不住喊出声来。老人看着我的窘相，惬意地笑了。他告诉我，去年他家光麦就打了2400多斤，吃也吃不完。我说：“想当年，你跑到北京，对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还想不通，跟我发牢骚说：咱***到底还搞不搞社会主义了？我给你讲了半天道理，你还不大通哩！”

老人不好意思地笑了：“这道理从你那儿回来俺就琢磨上了。后来想通了，俺现在也早就致富了，还是按党说的办，承包了好。”

饭后，县和专区的同志催促我上路，老人高低不让走，说他还要给我表演一下他老家山东的抬花轿哩。我知道他是想留我多待一会儿，便鼓掌欢迎。于是老人把白手巾往头上一裹，嘴里哼着抬花轿的小曲，便当场舞蹈起来。只见他手舞足蹈，扭腰甩胯，左一脚，右一步，走出了一套套花样。那神态，那舞姿，逗得乡亲们一阵阵大笑。但当这满堂笑声过后，一阵悲凉之感却蓦地涌上我的心头。

我了解老人的心情，更感激他的美意，但他毕竟是81岁的高龄，又是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啊！没有那种真挚深沉的感情的冲激，他怎能有如此神奇的活力，难得的兴致！

眼看就要分手了，老人默默不语，我心里也不好受，只一个劲地叮嘱他快去北京复查一下身体。同志们一再催促我上车，而老人却突然拉起我的手悄悄地说：“让俺再陪你走几步......”说着便向汽车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们手拉着手默默地走着走着，50米、100米，走过去又绕回来，我看见老人浮肿的脸紧绷着，眼睛里闪耀着湿润的泪光。

车开了，我不敢回头看，我知道老人正呆呆地望着我，望着我......

来源：瞭望智库

作者：穆青 陆拂为 廖由滨

编辑：邓汝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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