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东平林场边上的人家，和林场之间曾经有过三十多年的恩恩怨怨，这个关系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才趋于好转。作为林场边上人，我是看着林场起家和发展的，也亲历了三十多年里村民同林场之间的那些磨擦与恩怨，留下了难于忘却的林场记事。

林场建有六十五年了。那是1959年冬季，县里在建没镇运北村和虹桥村以北进行滩涂围垦，并在垦拓出来的五千多亩土地上，建立了东平林场。

这片土地的沧桑变换也是比较奇特的。九十多年前，这里的大片土地还和虹桥、运北两个村的老土地连在一起的。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随着长江北支的流量增大和增速增快，从排衙镇经虹桥镇向东，到浜镇至谢家镇一线以北的大片土地逐渐坍入江里。这片土地上的人家，因海坍而向南逃难搬迁。直到四十年代中期，海坍才逐渐停止。为防止海潮侵袭，民间发起集资，修筑了北横岸，其走向从排衙镇向东，经虹桥镇向东，在石家宅北边转弯向南，至方家宅再转弯向东，一直到浜镇北，再向东到谢家镇。说来也奇怪，这条北横岸修筑以后，长江北支的水流又趋于平缓了。水流急则海坍，水流缓则涨滩，到五十年代中期，则又涨出了一片滩涂。从我记事起，登临北横岸，近看一片芦荡，远看一片汪洋，浩瀚的江面上，船帆片片，清晰可见。没过几年，滩涂愈涨愈大，以至于在1959年，围垦了林场那片土地。到1960年，围垦了东风农场那片土地。那年月，崇明在日长夜大。

这片滩涂涨出后，人们把它叫做东平沙，而与之相邻的东边滩涂则叫做百万沙，那是一片广阔的土地。崇明有句俗语：头爿杀勒尔（你）百万沙上。意思也指那里地域广阔，头爿杀在哪里是找不到的。围垦后，东平沙上建起了东平林场和东平农场，后来为便于分辨，农场被改称为东风农场，但湾港桥东边的商店仍叫东平商店，这个地名现在还在用。百万沙那边，兴建的农场就叫百万沙农场，后来才改称为长江农场。

林场围垦的当年，老场长周展他们还借住在我们队里，当年参与围垦建场的老场员们，同周边邻里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但后来，随着林场河的开挖，张网港边上南北交通的阻断，双方的关系就疏远了。这种只考虑林场管理需求，不考虑周边群众利益的封闭式管理，阻断了村民的交通出入便利，也为日后双方关系的紧张埋下了伏笔。

林场初创时期，国家正在遭受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缺吃少穿，挨饥受饿。加上前苏联的逼债勒索，全国人民都生活在苦日子里。

靠海吃海，向海谋生，是崇明人的生活习惯。不仅邻近北海滩的人家有跑海滩的习惯，甚至连南面相隔八九里的长兴镇、侯家镇那边的人，也有来北面跑海滩的习惯。他们在北海滩斫芦柴、拾浪沿柴（江水打出来的芦根柴）、拾蒒草籽（莎草科植物蒒草，又名砂瓒薹草的果实）、照蟛蜞、摸蟛蜞……在滩涂上候潮推鱼（崇明人叫射鱼）。时值饥荒，老百姓生活艰难，吃饭、烧柴都很困难。人们不得不又要向海谋生，开展各种拾荒活动。

但林场和农场建成后，滩涂狭窄了，林场那边，去北海滩涂的路被截断了。于是，过去习惯于靠海吃海的人们，变成了靠场吃场，他们成群结队地去农场和林场开展各种拾荒活动：斫芦毛头、斫乌蓲稭、斫花枝稭用以当柴烧；挑荠菜、挖野菜，用以和在薄粥汤里充饥；挑羊草、割猪草，用以发展家庭养殖；拾麦穑、拾蚕豆、采摘桑树上的桑果，用以充饥度荒……对这些举动，农场比较宽容，没有设岗拦查，没有追逐驱赶。但林场却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他们把群众的各种拾荒举动都当作偷窃行为，挑羊草、割猪草成了偷草，拾柴成了偷柴，拾麦穑、拾蚕豆、拾玉米、拾野花（收摘完毕后留在棉花萁上的少量下脚棉花）等，成了偷粮食偷棉花……凡事上纲为“偷”字后，必定要加大措施严厉制止。他们设岗拦截，派人巡查，对出入林场的人严加查检。那次，老脚（老土地）上的一帮妇女去林场棉花田里拾野花，遭到巡查人员的拦棉花追截，走投无路时，一个妇女干脆蹲下身子，一边撒尿一边喊救命，这才解除了围、追、堵、截的尴尬局面。

林场方面对自己的管理措施深信不疑：林场是国营的，林场的一草一木都是国家的，不管你挑羊草割猪草，还是拾柴拾粮食，都是偷盗国家财产，都要严格制止，绝不姑息。而老百姓不认同这样的管理，挑草拾柴，在历朝历代，都是合理合法的拾荒行为，怎么你建了林场后就变成非法了？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必然会导致双方关系的日趋紧张。虽然不排除极个别落后群众，会有一些多脚多手的举动，但大多数群众的跑林场，都是正大光明的拾荒活动。

把大多数群众正当的拾荒活动当作偷盗，把林场的管理权扩大为惩处权，甚至绕过地方组织和司法部门，擅自侦查、缉拿和处理违规群众，这种不依法办事、带有极“左”色彩的管理措施，终究会铸成大错。

作为一个国营的事业单位，林场同周边的群众应该是休戚与共、鱼水相依的，同社区的党政组织应该是紧密配合、相互协作的。因为只有协调好了周边的各种关系，才能确保林场的发展。

可惜的是，林场方面没有这种意识。他们自视清高，既和周边的群众关系紧张，也和社区的党政组织缺少沟通。他们的管理措施既得不到群众的认同，也得不到社区的支持，正常的友邻关系逐步演变成了不仁不义的游击关系。

三年困难时期，党和政府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掀起了全党办农业的高潮。为了大办农业，国家又大力扶持集体养殖，积极鼓励社员家庭养殖。一亩一头猪，一户一头猪，生产队全年上交百头猪，这是当年上级下达给生产队的养猪任务。养猪既为市场提供足够的猪肉供应，也为农业提供充足的有机肥料。当年化肥生产落后，每亩地碳酸氢铵的供应量只有五十来斤，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肥料需求。政府为解决肥料紧缺，除鼓励农户养猪养羊外，还号召群众积青肥。这两招措施，都指向了农场和林场，尤其是林场，那里有大量的青草资源。

当年农户养猪，生产队给每头猪分的饲料粮只有一百二十斤。为解决饲料紧缺，大家就以草代粮养穷猪。林场把林草当作树木的有机肥，群众把林草用来养猪养羊积青肥，这就使农业和林业的发展形成了对立。林场严禁周边群众前去挑草积青肥，在各个道口设岗拦草。群众为搞到青草，同岗哨和巡查人员玩起了躲猫猫。不管白天晚上，大家常避开岗哨，带着大篮或麻袋，涉河潜入林场，想方设法割草。白天割草，看到巡查人员的影子，就偷偷地伏在壕沟里躲避追查，有时甚至要躲到天黑才回家。一旦被巡查人员发现，大家就四处奔跑，夺命而逃。那些走不了被抓的人，经常被巡查人员倒掉青草，踏扁篮。如有反抗举动，有时还会遭到他们的暴力，谁叫你踩上了人家的土地！

林场总把拾柴挑草积青肥的人当成贼，而周边群众也总把岗哨和巡查人员当对头，大家都怒目相对。人多势众时，双方还会形成打架斗殴的态势。个别奸刁的岗哨人员，以权谋色，勾搭老脚上的贪小利女人，既让她们出入林场占便宜，又让她们举报他人当内线，便于巡查人员上宅搜查。有一次，队里一帮小孩拾了林场整下的桑树枝，被帮忙娘子举报。巡查人员上门搜查后，责令把全部桑枝送回林场。那年月，去林场拾柴挑草积青肥，是周边人家的常态化行为，不拦就要去，拦了还得去；不仅大人去，小孩也会去。而林场方面对这些行为，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拦截堵追，这就使周边群众的拾柴挑草积青肥，更有了青纱帐里打游击的那种色彩。

你不仁，我不义。群众对林场的警戒巡查采取了“你拦我躲，你追我逃，你紧我避，你松我攻”的游击战术，双方在这片土地上，演出了有声有色的当代游击战。

群众同岗哨人员常有摩擦，我当大队书记时，为解决这种摩擦，和他们的书记、场长打过不少交道，总的来说双方互有过头之处。

林场人员拦柴拦草拦青肥，比较蛮横武断。一次大队组织积青肥，我带头去农场割草。一路过来，无人盘问，唯独经过林场地段，非要我放下不可，怎么分辩也不行。拦草的人明知我的身份，也明知我的草不是林场割的，但故意要给我难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任性是谁也没有办法制止的。周边群众出于对岗哨人员蛮横行为的不满，常找机会泄愤报复。青年小毛晚上偷了西瓜不解恨，还在看瓜床脚上暗生绳索，从远处把床铺拉倒，看瓜人像遭到天嗔（雷劈）一样，半夜里连人带床，滚到了地上。

去林场挑草积青肥的活动，可以说是年年搞，又年年吵。学大寨那些年，公社每年都要发动好几次的积青肥活动，而每次积青肥，又都会引起一些矛盾和纠纷。那次社员杨老伯父女俩清晨前去林场积青肥，就遭到了岗哨的拦截，怎么求情都不行。杨老伯是个老军人，参加过淮海战役与渡江战役，虽已壮年，仍有血性。见岗哨人员死活不让放行，立时火冒三丈，掌掴了那个外号叫小和尚的三个巴掌。那是场部岗哨，这还了得？一帮人大呼小叫地追出来，杨老伯见势不妙，拔脚就逃。早饭后，我去大队上班，林场这帮人咋咋呼呼地吵到大队，要求追究杨老伯打人的责任。我问他们：“你们是哪里来的？有什么事情？”当他们告知杨老伯挑草打人时，我问他们有没有介绍信？这一问，他们都傻眼了。我说：“我们这里也是一级组织，你们来这里协商工作，必须要凭单位的介绍信，你们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我这一招的应对，令他们瞠目结舌，总算是回敬了他们那次的无理拦草！这帮人吃了我的酸梅子，悻悻然地走了，以后再也没来找过我。

对林场的极端做法，公社领导也很不认同。那年夏天积青肥，公社抓生产负责人老黄插在我们大队。当他听说林场有肥不让积的事，就说哪里有肥哪里积，白天不积晚上积，没有不让积的道理！那天晚上，大队动员了几个小队的人力，淌水过河积青肥，老黄也在水里泡了几个小时转运青肥。

林场的过头管理和老百姓的随意任性形成的反差，导致了双方的摩擦不断。有林场人员殴打老百姓的，也有老百姓结伙殴打林场人员的，好在没有产生严重后果，双方的领导也一直眼开眼闭。那些年，林场河里也曾不明不白地死过两个人，一个是拾柴人，一个是放牛人，拾柴的那个还是个老退伍军人。拾柴和放牛，林场都是禁止的。而林场河不深，怎么会死人？两件事，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谜！

在维护林场的日常管理方面，林场管理方也有自己的苦衷：一方面，对为数众多的拾荒者，他们罚不责众，防不胜防。另一方面，也确有个别落后群众，借拾柴挑草积青肥之名，去林场捞脚搭手，把那里的粮食、瓜果和间伐的树木拿回家，把那边的竹笋盗挖后拿去集市上出售……那些年木料紧张，有些人家用间伐的杨槐树木搭棚子，做椽子，甚至做家具，给国家财产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对这些林林总总的违规违法行为，林场方面制订了好多处罚规定，包括处罚偷盗行为的高额罚款规定。在法制建设不健全的年代，这些处罚规定对维护林场管理，制止偷盗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这些规定是不是合法，本身就经不起推敲，用它来代替法律更是错上加错。林场作为一个国营的事业单位，有权维护国家的财产管理，但对周边群众的违规违法行为，只有管理和教育的权利，没有处罚的权利。由于长期以来他们自己也无视法律，以规代法，以罚代教，己经习以为常了。他们经常跳过地方组织的行政渠道，跳过司法部门的执法渠道，擅自处罚群众的违规违法行为，延续了一系列的错误做法。

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林场果园出现零星的偷盗行为，他们派人伏击，抓到了几个前去采摘生梨的年轻人。按理说，抓到这些人赃以后，应尽快交给司法部门处理。但林场方面自作主张，既不向地方组织通报，也不交司法部门处理，就在林场里边私设公堂，对当事者进行刑讯逼供。他们罚当事者跪在三角铁上，一边抽打，一边逼供。每交代出一个人，就立刻传讯，如法炮制。这一晚，他们先后传讯了十几个人，对这些人进行了轮番逼供。有的当事者因受不了施刑抽打，还作了假交代。当地一位镇人大代表也被供了出来，同样受到了罚跪抽打的侍候。当事者们在遭受一夜逼供后，分别被处以三千元到五千元的高额罚款。一夜之间，把整个村子搞得人心惶惶。

事件发生后，我向几个当事者了解核实了事件过程，利用自己的县人大代表身份，向县人大常委会反映了事件经过，提出了严正的质询：林场的管理规定有没有法律依据？林场方面有无私设公堂传讯居民的权利？林场方面对违规违法当事人采取刑讯逼供是一种什么行为？人大代表被随意传讯体罚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林场方面有没有对居民处以高额罚款的权利？我的质询震惊了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当即立案侦查，事件的当事人后来受到了应有的处分。

这次事件的依法处理，对林场方面多年以来不依法管理的粗暴做法，对周边个别村民星星点点的违规违法行为，都有着深刻的警醒作用：村民必须遵守林场方面正当的管理规定，自觉保护国家的财产！林场必须依法管理，尊重和维护村民的人身权利！这件事情的完美处理，使林场方面结束了长期存在的带有极“左”倾问的管理思维，结束了一贯沿袭的粗暴拦截、刑讯逼供、随意罚款的错误做法；结束了双方多年以来不仁不义的游击纠葛和剑拔弩张的擦枪走火。村民的割草拾荒不再被制止了，林场的岗哨和巡查也被撤除了，林场和周边群众的关系逐渐回归到了正常状态。

随看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历经六十五年的艰辛发展，当年的东平大地上已经建成了美丽的国家森林公园。东平林场也变身为东平森林旅游园区。林场和周边群众的纠葛焦点，早已成了历史；双方长达三十多年的是非恩怨，早已划上了圆满句号；森林公园旅游事业的发展，也使周边群众享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多年来，留在人们心中的林场记事，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