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山西梆子戏班伶人的薪资和待遇

​(一)份子——伶人的工资待遇

戏班称“工钱”为“份子”或“戏份”,即戏班卖了钱,每人分一份的意思。

戏班的“份子”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常年份子”,又称“包份子”或“包银”。

伶人住了班子,不管戏唱与不唱,也要挣事先与班主定好的份子。在塞北,园馆班都是实行“包银”,一次发放。草台班中,挣“包份子”的一般都是正在“走红”的名角儿,班主为了常年留住他,才肯这样做,这类“份子”都是“大份子”。

至于对看客已无吸引力的“下了马”的名角儿,只靠“老牌子”吃饭,班主是不会给他“常年份子”的,免得他坐着干拿大戏份。

二是“死份子”,这是一种固定的工资。在山西梆子戏班中,伙房、场面、箱倌都是挣“死份子”。对于挣“死份子”的人,戏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锣鼓不响(不唱戏)没钱;一天三开戏,唱二场顶一天。

三是“台口份子”。这是按“台”来计算工钱。

三天为一台。这种“份子”一般用于草台班的艺人,他们事先与班主搞好价钱,唱一台挣多少,一台或三两台戏唱完,立即开钱。如塞北草台班即是执行“台口份子”,每唱三个“台口”(即九天),开一次“份子”。在第三个“台口”的最末一天散了夜戏,账房先生将事先用红纸包好的“份子”,分送到每个人手里。

四是“月份子”,又称“满月子钱”。挣这种份子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外路角儿新来乍到,二是与该戏班打过交道共过事,有不信任感,怕吃亏受骗,这些人事先要与班主定好挣“满月子钱”,即不管戏班一月之中写了几个台子,也不管台口写出写不出,不管戏班赔挣,我都要挣我该挣的份子。班主不能因为任何原因而扣份子。

五是“活份子”。有一些“逛班子”的角儿初来,在戏班里“试用”,由于事先对其“本事”不了解,戏份没定。大凡没划份子之前,班主有不留他住班子的权利,他也有不住该班的权利。这种人的“份子”如何开呢?

其一,此事须由班主、承事、掌班、账房共同商讨,根据其人技艺水平议定。如果本人同意就留,否则即离去。

其二,凡离去的,根据其人技艺,值多少钱则给他开多少钱。这里的伸缩性就很大了:好的班主,不亏待伶人,该给多少给多少,甚至略高些,为的是给自己戏班留个“待人厚道”的好名声;赖的班主,只图从逛班子的人身上取利,坑人利己,不给人家开戏份,只给点“烟茶钱”,以致传出赖名声,没人愿住他的班子。

其三,开“活份子”。一般要遵从两个原则:

一个是“水大漫不过桥”,再好的客人不能超过本班头牌的份子,不然,本班角儿不服气;第二是“水浅养不住鱼”,给得太少也不行,否则,好角儿不肯来住这个班子。

(二)说戏份——评定工资

“说戏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班主给演职人员调整工资。

说戏份的时间,按规矩是在四月二十三“祖师爷”寿诞之日,实际上这项工作从四月初就开始酝酿了。

为什么要在四月二十三说戏份呢?这是因为戏班正月出台,八月散班,四月正是戏班组班时间的一半,经过半年的演出活动,戏班的经济收入情况大体清楚了,戏班人员的“底细”也摸得清楚了,这样就为“以收定支”及“以质论价”的说戏份工作提供了依据。

说戏份的参加人员有:班主、承事、掌班、鼓师、琴师以及当事人。

并不是班内所有的人都需要说戏份,其中箱场底包、挣“满班子”的角儿,挣“死份子”的伶人都不需要再说戏份。需要说份子的只有三种情况:

其一,需要“长份子”的人。

这部分人一般都是二三路的角儿,而且是常住该班的旧人,也可以说是“硬底包”。这些人原来所定的份子都不是太高的,但对戏班忠心耿耿、辛辛苦苦,班主为了表彰和拢住这些人,不论多少,年年都给他们长点份子。“年年长份子”对他们自己来说,也觉得“名声好听”。

其二,需要“下份子”的人。

下份子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人当初份子定得高,他本身的技艺受看客的欢迎程度与他挣的份子不相符。二是戏班营业情况不佳,原定的份子支付不了。

下份子在戏班里是少有的情况。

其三,需要“定份子”的人。

定份子的人一般都是逛班子的,他来到戏班,由于不了解其技艺水平,份子一直没有定,每台戏开账时,他只从账房领取“烟茶钱”。现在,根据他的技艺来给他确定份子。份子定下来后,将欠他的钱(从来班之日算起,除去已领取的烟茶钱,应该补足的部分)补给他。

说戏份涉及个人经济利益问题,有时争执得挺厉害,迟迟定不下来,有的嫌少,有的嫌不公平,有的要上下左右比。遇到这种情况,就先放一放,明天再说。

说份子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先以长份子的为例。

住班的角儿觉得自己技艺好、挣钱少,想将份子往上提一提,于是他在四月上旬就跟掌班老板打招呼:“今年我不上新戏了,去年上的大伙褒贬褒贬吧!”

掌班老板一听这口气,就知道他嫌挣得少,便让他提出要长的数目。他本人提出要长30吊,并说:“如果不长,过了四月二十三我挪动挪动,过年咱再打个新交道……”凡说这话的,都是红角儿,口茬子硬!

掌班便将此话告诉承事老板:“人家提出要长份子!”

承事老板是拿大舵的,能做班主六七成主,他不同意的事,班主说了也不行。假如他看这个角儿本事平常,不给他长份子,当下决断:“别让他争,到别处也不行,除非他去抱抱班!

掌班的商量:“给他长几个吧!”

承事的若是看这个角儿好,想留下他,就与“人家口气大,起码要长 30吊”!

两个人定不下来。便去找与该角儿常配戏的人去商量(如该角儿是唱青衣的,就去找胡子生、花脸;若是唱小旦的,就去找小生、小丑):

“你们看他本事大小?!

凡是好角儿,大伙都替他说话:

“有他能多卖台口!”

“别放他走,台台要点人家的戏,大伙靠他吃饭哩”!

“人年轻,台下有人缘!“

“人家这戏好,那戏好……”

承事的心里有了底,知道这样的角儿,如不长份子他就真的走了,这里一下马就能寻到上驴处,住别的班子好处更大,能拉他“碰股子”,给他“大份子”,正如俗话所说:“嫁个后汉子,吃个肉蛋子!”于是答应给他长,但不一定他说多少就必须长多少。

在戏班里,凡是已经挂起牌子的角几不敢轻易提出“长份了”。因为一长了份子就不能落下来,份子一往下落,人们就会认为这个角儿“不行了”,是“落了架的凤凰”。比如名青衣“二毛旦”,挣450吊,不敢长到500吊。在这里长上去了,将来住别的班子达不到这数目,他就得坐着,不然就得去住赖班子东奔西走。

(三)份子的差异

山西梆子戏班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重文轻武,二是重“三大门”,轻“三小门”。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地的看客喜欢听山西梆子的“大板乱弹”,不爱看武打。他们说:“我看你打,不如看打社火去!”所以,在戏班里也流行着俗话:“武将累断头,不如我文官一两句”,文戏里,青衣、胡子生、大黑(三大门)一板乱弹能唱 20 分钟;武戏开打 20 分钟累得浑身冒汗。

著名的武小生——“响马生”魏廷玉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浑身上下衣裳湿透了,脑袋上的汗掉到脚底下,门道没占好,我这门最多挣你们三大门二路的份子!”

“十一生”郭凤英也说过:“应该看演员的艺术水平,不应论什么三大门,三小门,对这我自始至终不服气。”郭凤英与牛桂英住同一个班子,都是“头牌”角儿,牛桂英占“青衣门”拿头等份子,郭凤英则拿二等份子,只因她占了“小门”。

山西梆子与京剧不同:京剧的武旦能领班,拿最大的份子,梆子班没有这种现象。不过,什么事情都有例外,比如“三儿生”是“三小门”,由于艺术实在高超,出人头地,他与“三大门”的“盖天红”挣一样的份子。

现以民国二年(1913)行当份子的差异举倒

如下:

三大门:

头牌青衣“蛮亲”常兴业年份子 550吊;

头牌花脸“狮子黑”张玉玺年份子500吊;

头牌胡子生“小二宝”年份子 550 吊;

头牌胡子生“太平红”年份子 500 吊;

头牌青衣“玉娃娃”年份子550 吊;

头牌小生“豺狗子”年份子450 吊;

头牌小旦“十里香”年份子 450 吊;

头牌小旦“多亲”李子健年份子450吊;

头牌丑角“夜壶丑”年份子 300 吊。

此外,各路角儿份子差异也很悬殊,仍以民国二年为例(在草台班里);

头路角儿:每月 45 — 50 吊;

二路角儿:每月 26 — 28 吊;

三路角儿(指报子、院公、校尉等)每月 2吊;

唱旦的(丫鬟等)每月 5 — 6 吊;

四路角儿(龙套)每年8 吊。

生活待遇也不一样,以赶台时为例:

头路角儿,坐轿车,骑马;

二路角儿,坐行李车,骑驴;

三路角儿,步行;

四路角儿,挑圆笼。

底包工钱少得可怜,一个龙套每天挣八个制钱(当时一块白洋可换 820 制钱,10 个制钱可换一个铜子,每斤莜面价格为12个制钱,每斤白面价格为14个制钱)。那么,这些人如何生活下去呢?

底包主要是靠挣“零碎钱”聊以为生:

一是伺候角儿、卷行李、背捎马子、打饭、担圆笼、放毛驴。

二是剃头、刮脸、梳辫子、剃月亮门、按摩、正骨,有的还会扎针。

三是赶庙会时做点小买卖。

四是参加请神,得点赏钱。

按规矩,担圆笼,每年能挣五吊。剃头不是每次给钱,名角儿凡挣过200吊的拿出2吊,500吊以上的抽 5 吊,挣得少的也给几百钱。

(四)开小份——份于外收入

戏班将唱戏时所得到的各种“赏钱”,攒在一

起,到一定的时间分给大家,这类钱称做“小份”,即伶人份子以外的收入。

小份最大的来源,是点戏的赏钱。赏钱分为单赏、公赏:单赏是赏角儿个人的;公赏则作为小份由全戏班按人头分,每人有一份,其中承事,掌班、伙食头历来是要得双份的。

大衣箱的小份是需赘言几句的。他有三份小份:一是大衣箱本人挣一份小份;另一份小份是箱主应得的,也归大衣箱;三是木头娃娃(祖师爷、大师兄)有一份小份,还归大衣箱。

大衣箱所得的小份,也不是他一个人花,还得分给看庙的“老善友”,因为大衣箱住在乐楼上,颇得“善友”照顾,理应分些与他。

此外,大衣箱负责接待逛班子的人,给“祖师爷”上香,所得的赏钱不归他个人所得,而是由五个箱倌均分。

戏班还有许多其他“小份”,比如:

开箱压帖,要给箱倌“压帖钱”;

蹬跷子的旦角,要挣一份“跷子钱”;

报单子的杂役要挣跑腿的“辛苦钱”……

旧日,戏班挣小份已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庙首、商会都付小份,不过数目多寡不同而已。

(五)支班钱——预付定金

按照戏班的规矩,头年最迟在旧历十一月中旬将次年住班子的人员定下来,并付给一笔定金,名曰“支班钱”。如果光在口头上讲了,而超过这个时间未送来支班钱,则该伶人就有住别的戏班的权利。

班主在十月初,便开始研究确定现有人员的去留问题,对于准备来年继续聘用的伶人,就找他谈话:“某某老板,一年下来辛苦了,咱们处得挺不错,明年您也不必到别处找活了,咱还是原马原套,俗话说:丑不丑,一合手。人是旧的好,衣裳是新的好,摸脾知性好共事,你来我去大家都知道!”

如果这位伶人同意次年还住此班子,班主则要给他发放支班钱。按照老规矩,支班钱的数目是该伶人年份子的三成,假若该伶人年份子为600 吊,支班钱则为 200吊。

凡是领取了支班钱的伶人绝对不能再住别的班子。

从班主方面讲,支班钱不能少给,也不能欠款,如果欠款,伶人则有权退款而改住其他班子。

大凡定下来的角儿,班主都会按日按数送去支班钱的,一般不会拖欠,因为这关系到来年出台人马齐不齐的大问题。

(六)退份子(下份子)——降低工资

退份子,也称下份子,就是降低或减少伶人的工资待遇。这件事是在四月十五至二十一几天内办的。

戏班里退份子的是哪些人?

一种是挣的份子大,艺术没长进,在看客中没有多大吸引力的角儿。

退份子时,班主对他讲:“买卖情形不大好,少挣个三五吊吧!”
角儿当然不愿意:“这个份子不是一天、二天上去的,耳光、板子不知挨了多少,下我的份子不行!”

双方顶了牛说不下去了,次日再接着说。不过,最终无非是两种结局:如若不愿意下份子,就得离班;不想离班,就得下份子。

一般说来,角儿宁可去逛班子,也不愿意下份子,因为份子一旦被下去,以后再想长上来就很艰难了,即使再住别的班子,也不会恢复原份子。同意下份子的只有那些年老体衰、艺术一年不如一年的“下了架的”人,他们料得到,就是住别的班子也得下份子,那还不如在这里让人家下了!

再一种是新来的角儿,其艺术水平不值原来议定的份子,来到本地,第一炮就没打响。

出现了这种情况,角儿是有自知之明的,往往是主动向班主提出:“贵宝地土块子硬,我啃不动,退钱我走,您再请高明。”

偶尔也会有不愿退份子的人,他们在搭班来之前就使了班主几百吊钱,吐不出来,夜半夹着铺盖卷偷跑了。遇见厉害的班主,抓回来是要被吊打的。

(七)扣份子——扣回伶人的工钱

扣份子有三种情况:

一是“扣借支”。

贫穷的伶人冬三月不唱戏无法糊口,只有向戏班借支,次年开班要扣回来。怎么扣法?旧日,三天为一台戏,三台戏开一次份子。扣借支则为其开两台戏份,扣下一台的。也就是说,开一回份子,扣回三天的工钱,开十回扣回 30 天的。

二是“扣半支”。

“开半戏班营业情况不好,请角儿、买行头又加大花费,班主就在伶人身上打主意,提出以“开半支”的办法渡过难关。

逢有这种情况,伶人自然不愿意,因为“开半支”,大角儿还可以生活下去,而底包则难以度日,碰到这种“顶牛”的情况,承事老板就站出来“和稀泥”,将“开半支”改为“开七成”,待买卖有了转机再说。

三是“扣戏份”。

伶人或误场,或酒醉上台,或出事故,这都是要扣戏份的。

(八)两种待遇——“满班子”与“月班子”

“满班子”又称“长班子”,它是指伶人从正月出台到八月底散班,班主不得中途解雇,并且从始至终挣事先议定好的份子,中途不得扣钱。

“月班子”,又称“短班子”,它是指伶人住戏班,也许一个月、两个月,也许住十天、八天。住这种班子,唱一台(三天)戏,开一台的份子,不唱戏,不开份子。

伶人一般都愿住满班子,因为收入有保障。

逛班子的人或新接来的角儿,一般是月班子。譬如戏班与新角儿订了一个月的契约,唱了三天不上座,第四天也许戏班就撵你走。另外,本人也没脸呆下去了。

(九)晋中伶人的戏份子

清朝同治之前,山陕梆子艺人以蒲伶居多。

晋中戏班的伶人,一般都是每年冬天,班主托人去晋南一带“叫人”。于腊月中旬,将各行艺人带回中路,再从当地叫全文武场面和账房、写头等人,一起住在班主的戏房院内。

接着,班主亲自主持“上戏”,即各门艺人要将自己能唱的剧目—一写在戏折子上,最后综合起来,就知道本班艺人到底能开多少“本”戏,多少“会”戏,多少“出”戏。

至此,班主要当众宣布他聘任的“承事”,“掌班”以及上演的剧目,并写成“戏报”,于腊月二十左右各城乡集镇开年集、买年货的高潮中,到处张贴,借以宣传戏班的名声,求得招徕台口。

当时,晋中城乡没有戏园,解决不了冬天取暖问题,所以,艺人入班演戏以10个月为一年。即从正月初一到十月十五。

封箱后,南路艺人即可回家探亲,于腊月中旬再叫再来,以此循环,年复一年。

这个时期,伶人的“份子”,实行的是全年“包份制”。

最高一年可达800吊至1000吊,所以才有“一千红”、“八百黑”等艺名出现。

最低的也有50吊。当时,一个长工年薪仅有18 吊。

这些钱不包括吃住费,只是来往路费或穿戴、看病等,才由自己负责。

这一时期,由于晋中出现了票号,茶庄、典当行等富商大贾、经济条件优越,财主们用大量的钱雇蒲州艺人来中路唱戏,报酬、待遇都是相当优厚的。

到了光绪年间,许多蒲州艺人在晋中落户

晋中本地艺人也纷纷出现,所以,除了少数艺是从南路叫来的之外,多数是就地聘请。

每年一进腊月,承班的班主,便托打杂的携带“垫班钱”(就是人班前的预付工资),按班主物色好的人四出聘请。凡是收下垫班钱的伶人,就意味着同意加入该班,并约定腊月下旬的某一天到班主家去“上戏”。

假如正月初一有外地台口,就让大家直接到该地集中开戏;如没有,就在本村唱“亮台戏”,到时,新来的艺人,新置的行头,都要在台上亮相,并再次借机宣传本班的实力。

这个阶段里,艺人的份子已经开始以“台口”计算。

上等班子的红伶,每台能开四至六吊。

低者只开 500 文制钱。

大掌班人每台加二吊,叫做“辛苦钱”。

入班之前的预支“垫班费”,由账房先生每隔台,扣除一次,直至扣清。

进入民国,艺人入班程序如前,一般红伶可得 10 至 13 块银圆,好鼓师也挣 7块。但鉴于物价上涨,杂税增多,艺人生活多是人不敷出。

日军侵华时期,艺人最惨,许多戏班被迫解散,许多艺人被迫改行,有的去“打破锣”,有的离乡背井,流亡口外。

这时,还出现了红伶“抽票制”,即是红伶在戏园内演戏,票价就要高,而高出的部分红伶要抽回去归自己。

清代同治之前,山西梆子娃娃都来源于蒲州,叫做“地道货”。购买一个娃娃,须15吊以上。光绪初年,开始就地购买或收留流浪孤儿学戏,一般只用 6 至 8 吊,最低只有 500文。整个学艺阶段,艺徒们是根本谈不到“份子”的。

(十)叼份子

旧日,戏班专有一种伶人,从来不住常年班子,到处串台口,演一台挣一台的钱,少者十吊、八吊,多者三二十吊。凡是这类伶人,一般都是“名牌货”,他们艺术超群,叫座力很高,因而性情高傲,非是大价钱不肯出马。这些人行动自由,演戏常是三天打鱼两日晒网,唱一个月、坐两个月;这个月住张家口班子,下个月也许就跑到了大同。

光绪中时,有一位名伶,艺名叫“白菊花”。原籍直隶武清县人,高个子,挺瘦,三旬年纪,工旦行,也唱生脚、最擅长刀马戏。

他自幼在南路坐科学艺、底功、身段好,不登跷子,做戏风流。

他素日常穿一身白春绸裤褂,背插一口红穗大片刀,骑一匹白马。

“白菊花”从小喜武,交朋结友也净是好汉子,他重义轻财,与忻州“十大野鬼”交情很厚,实乃一个典型的“叼份子”伶人。

还有一个就是“红牡丹”李子健。民国二三十年代,李子健奔波于北京、张家口、绥远、包头、太原,哪里也住不长,人称他为“扫帚星”,无论走到哪里,光亮一闪而过。

(十一)戏价

一个草台班,在光绪年间戏价能卖多少?

当时忻州,戏价120吊者,就算是好班子了。

这种班子一般有六七个一天挣一吊五的好角儿,这好角儿一台戏总共挣二十七八吊,底包们也得二十七八吊。连吃带喝,以及杂七杂八开销,加在一起不过百吊,还有20吊的赚头。

“上三班”的戏价能卖到160吊。这种班子都是双梁双柱,光年份子400吊的就不下10人,所以价钱大。

(十二)烟茶钱

旧日,戏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逛班子的来到一个生班,先不说份子。逛班子的人要看看这个班子怎么样,戏班也要看看这个唱戏的水平高低。经过一段相处,双方是合卯合套,还是勉勉强强,也就品个差不多了。是走是在,是留是去,要等到四月二十三“祖师爷”的寿诞日。

在这以前,逛班子的人也为戏班出力,或当角儿,或传把子,或顶场面,总得给一定的报酬,不然何以为生呢?

所以,一台戏唱完开账的时候,要给逛班子的发点烟茶钱。发多发少,没有个准数,要看该人的能耐如何。

比如,这个人一台戏能值四吊五百钱,烟茶钱最多给他发三吊。到了四月二十三定了份子,说定了他挣四吊五,班主或承事老板就吩咐账房先生:“把某某老板的份子补起来!”

于是,从他来到戏班那天算起,每台给他补一吊五百钱,演了多少台算多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