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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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的东北农村,一般农户都住两间泥草房,泥草房分外屋和里屋。
外屋是做饭的地方,除了做饭用,还放些农具或其它生活杂物;里屋中间一个过道,分南北两铺大炕。
现在人口少的缘故,炕合二为一,通常情况下,靠南窗台一个过道,余下全是炕。
东北大炕一年四季都是热乎的,如果冬天烧些硬点的柴禾,像木柈子、豆秸之类,炕头的热度最高,无论是哪家的炕头都有“花花达达”烤焦的痕迹。
炕席是多种多样的,有用高粱秸皮儿编的,有用牛皮纸糊的,有用纤维板铺的(刷了清油)。
在过去贫穷日子里,棒劳力在生产队上了一天工,饿得前腔搭后腔,冻得透心凉,躺在炕头上烙一烙,才能凭着这充足的热量恢复体力,缓过精神儿。
炕的热量大家都很珍惜,并加以充分利用,一点都不让它白白浪费。
尤其是遇到灾年,每口人能分得380斤返销粮,这些返销粮基本是“瘪瘪瞎瞎”的苞米粒,还湿乎乎的,只好把火炕当烘干机。
白天掀下炕席,苞米均匀摊在炕上,晚上睡觉前收拾起来,第二天白天再摊上。为的就是将湿粮弄干,去磨坊加工时多出几个米。
炕的功能不是一般的多。
淘孩子过冬穿的棉袄、棉裤都是用大人穿过的破旧衣服毁做的,棉衣里儿补丁撂补丁,这给虱子和虮子提供了繁衍生息的条件。
妈妈在我躺下睡觉时,拽去我的棉衣,在煤油灯前抓藏在里面的小动物,可天天抓天天有,咋也抓不净。
愤怒之下,妈妈想出冻死它们的方法。
那就是,夜晚,妈妈把我的棉衣翻过来,用炕苕帚猛劲冲着外面的雪地扫一阵,而后把棉衣扔到房上。
早晨,妈妈再把冻了一夜的棉衣取回来,平展地铺在热炕头上,用大被捂上使劲烙。
当我起来穿时,棉衣已是热乎乎的,热大劲了,直烫我的肚皮儿。
一次,我把爸爸湿鞋垫悄悄放在炕头,让热炕将它烙干。
早晨起来,爸爸知道了,好感动啊!他双眼露出温情,掀掉我身上的被子,照我的小屁股蛋儿上使劲啃了一口,之后,抱起我使劲稀罕。
爸爸啃的倒是不咋疼,胡茬子戳屁股戳得我心里直痒痒。我手挠脚刨“咯咯”地在被窝里笑,笑得直打滚儿。
爸爸乐着,双手拄着炕和我顶起了老牛玩,他哞——哞——哞,学着老牛的叫声,把我逗得“咯咯”笑。
炕体现着礼节与尊重,如果有亲朋好友来串门,爸爸妈妈就会把客人请到炕上坐,并把烟笸箩推到客人跟前,让客人卷上,抽着。
可爱的小花猫也会随着烟笸箩的移动蹦蹦跳跳。
炕头当然是一家之主睡觉的地方,我家的一家之主就是爸爸。
然而,一旦爷爷或姥爷来我家,爸爸会主动把炕头让出来。你等其他人就没有这个尊贵待遇了。
白天爸爸去上工了,这才能轮到妈妈当炕头王。她和左邻右舍的婆娘唠嗑,“叽叽嘎嘎”的,有时说上乐子事儿,她们笑得前仰后合,大腿拍得“叭叭”响,这时的炕头简直成了唱戏的大舞台。
妈妈最烦前院的刘大屁股,她屁股一粘我家炕头就不愿动弹,磨磨叽叽贼能唠嗑,不仅耽误了妈妈干家务,更主要的是嗑唠得有股骚气。
刘大屁股扭扯又来了,她是个自来熟,不用人让,一翩腿就上了炕头,不管妈妈有没有兴致,她是满嘴跑火车,什么东家长李家短,什么老母猪拱酱栏子,家雀扑棱房沿子,什么三只蛤蟆六只眼,一顿扯咕。
妈妈一看她没有走的意思,想出一个办法,偷偷往灶坑里填了几块木柈子,这下炕头上茬了,烙得刘大屁股直欠屁股,可能真的是屁股大膘厚,她没咋地儿的样子,嘴上依然说些妈妈不愿意听的话:“你家老爷们儿弄的炕够热度,这要是和你家那口子呼上一觉,那真是瞎子闹眼睛——没治了(好极了)!”
妈妈看她想入非非,有霸占炕头的心思,一来气又往灶坑里填了几块木柈子。
不一会儿功夫,就听刘大屁股“妈呀”一声,一个高蹿到外屋地,慌慌张张直喊:“不好了,你家炕着火了!”
可不咋的,炕头冒烟了。妈妈顾不上刘大屁股,舀一瓢水浇在炕头,就听炕头发出“滋滋”的响声,这炕是真够热的了。
第二天,刘大屁股一瘸一拐来向妈妈诉苦:“你家炕头睡不得,昨天我坐一小会儿就把屁股烙下一块皮儿,没皮儿那疙瘩直冒油,好疼啊!”
炕,是东北人滚烫跳动的心脏,谁家遇到困难事儿,上级领导来看望、来慰问,东北人会十分感动。
如果来的人双手能摸摸家里的大炕,看是热是凉,这种举动会让东北人感动得受不了。
东北人认为,你那关爱倍至的双手温暖了他寒冷的心,抚慰了他心灵的伤痛,他会浑身颤抖,泪如雨下。
炕,哺育了东北人,它火辣辣的热量铸成了每个东北人粗犷豪放的性格。有这种热量的使然,东北人的心里总像有一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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