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对玉米种植非常关注，从1953年到1955年，短短两年时间，苏联玉米种植面积从350公顷猛增到1800万公顷。但赫鲁晓夫仍对此仍感到不满意，他提出要在1960年使玉米的种植面积达到2800万公顷。为了达到目的，赫鲁晓夫仿佛“懂王”附体，以“没有人比我更懂玉米”的态度甩开农业专家和农业部官员，亲自下场指导玉米种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玉米运动，赫鲁晓夫因此也被中国网友戏称为“玉米晓夫”。一个核大国的领导人，每天日理万机，为何对种玉米这件事如此热衷？

赫鲁晓夫

二战后的苏联几乎与美国平分世界，他的强大一度让整个欧洲震颤不已。但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竟然被农业问题长期困扰，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苏联有广阔的东欧平原，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第一个实现载人航天的国家。国内既不缺乏发展农业的条件，也不存在资本主义对民众的剥削压榨，在科学技术方面又是领先全球。然而事实却是苏联民众长期为吃不饱饭发愁，而这正是赫鲁晓夫放下其他国家要事，执意要到田间地头推广玉米种植的原因。

在沙俄时期，俄国一直作为欧洲大粮仓，向欧洲国家出口了大量粮食。为何到了苏共执政时期，俄国的农业生产就不行了？难道代表进步的社会主义还不如落后的专制主义，当然不是。苏联时期俄国的综合国力远超沙俄时期，1945年二战结束后，苏联更是达到顶峰，其控制的势力范围让历代沙皇都望尘莫及。但唯独农业例外，一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补上这个致命的短板。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俄面对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三年的战争已经耗尽了国家资源，民众迫切希望停止战争，过上有面包的生活。对于前一个要求，尽管和平的代价是割让大片领土给德国，但咬咬牙也能接受，等实力恢复了再夺回来嘛。但对于面包，苏共确实难以办到。在电影《列宁在1918》中，由于物资紧缺，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将一块面包推让给妻子，坚定的说道“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一幕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但熟悉苏联历史的人都知道，要实现这一希望，还要等很长时间。

十月革命的胜利

不同于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苏共是通过在大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夺取的政权。中国***在执政之前就已在农村地区耕耘多年，经历了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长期摸索总结，至执政时，中国***已经有了一套发展成熟的农业政策。苏共没有经过农村的历练，十月革命成功后，苏共只在几个大城市建立了政权，在广大的农村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于是当苏共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而宣布进行土地改革时，既没有成熟的土改政策，又缺少可以执行土改政策的基层公务人员。结果就是土改很快发展成了骚乱，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

在农村陷入骚乱时，俄国**势力也纷纷掀起叛乱，内战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趁机出兵干涉。焦头烂额的苏共领导人只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先集中力量组建红军，发展军事工业。不仅没能及时处理农村问题，还在农村实施余粮征集制，以强制手段征粮供应军队和工厂。

余粮征集的对象虽是富农和中农，对贫农免征。但在当时广大贫农刚从地主那里分来土地，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农业生产的主体仍是富农和中农。他们存粮越多，被征收的也就越多，生产积极性一下就降下来了。为了完成征粮指标，苏共制定了严格法律，敢有藏匿粮食或**征粮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10年以上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本就残破的农村经济几乎崩溃，大饥荒四处蔓延，各地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但面对农民的起义和诉求，苏共一味的以反革命的理由予以镇压。

余粮征集

对苏共而言，他们的执政基本盘是城市工人与士兵。如果城市和军队陷入饥饿，苏共就是下一个临时政府。1921年2月初，由于粮食匮乏，苏共下令削减彼得格勒、莫斯科的粮食定额，减少工人的粮食供应。这在工人中间引起巨大的不满，**活动不断。3月初，十月革命的中流砥柱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也爆发了动乱，苏共高层震动。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迫害布尔什维克，每到困难的时候，列宁常说：“不行的话，我就去找水兵！”那时的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有自己的军队，是水兵们的全力支持才有了革命成功。然而革命还不满四年，水兵们就站在了苏共的对立面。

严峻的形势迫使苏共不得不确定了牺牲农村，保全城市的政策。为了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粮食进行分配，防止粮食流入市场，苏共还废止了粮食的自由贸易。列宁认为“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但粮食贸易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比资本主义的历史要长的多，是不可能禁止的。

在城市中，征集来的粮食大量被投向军队和重要工厂，普通城市居民只能凭证领取很少的食物，急需购买粮食的渠道。而在农村，农户家里的存粮几乎被政府无偿征收。为了不让自己一年辛劳成果打水漂，农民们更愿意通过黑市出售粮食。一边有需求购买，一边有意愿供给，于是大量粮食绕过了征粮队，开始在城乡间自由贸易，“背口袋的人”大量出现，农民、城市居民以及投机商人背着一袋袋粮食在城乡间来回穿梭。

一开始，这种背口袋的行为曾得到主管国民经济的李可夫、拉林等人的支持，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推出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措施——“一个半普特行动”（一普特约为16.38公斤），即给“背口袋的人”发给到产粮区去的铁路特许通行证，但只准许一次性地背运一个半普特的粮食。之后又制定了背口袋的具体限额数量：每个“背口袋的人”每次背进城里的粮食和食品的限量是：不得超过8公斤食品（其中包括不得超过4公斤烤面包），2公斤肉，0.8公斤油。

政策实施后，私人背进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粮食比粮食人民委员部计划采购的多一倍以上。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供应城市的粮食约有一半是由“背口袋的人”运进城里的。但是，这一政策随后被否决，政府机构组织各种征粮队，在车站、码头、路口进行搜查和拦击，严厉打击走私、贩运和背口袋的活动。

1921年，内战即将迎来胜利，苏共高层也认识到了农村的问题。在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承认了在农村问题上犯了错误。3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征集制》的法令，宣布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额应根据农户的具体情况确定，对贫苦农户可以减免，对恢复农业生产得力的农户以减税作为奖励手段。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物资，但交换只能在地方范围内。

苏俄击败外国干涉军

3月28日，人民委员会又颁布两项法令：《关于1921—1922年粮食实物税的总额》和《关于在已完成征集制的省份进行自由交换和买卖农产品》。法令规定，1921—1922年的粮食税总额为2.4亿普特（比原定的余粮征集额减少近一半），准予在完成1920年余粮征集的44个省份中，撤消所有的武装征粮队，粮食和饲料可以自由交换和买卖。

随着农业领域的解封，列宁在工商业领域也做了适当的调整，推出了新经济政策，即国家不再管理全部的工业企业，只管理一定数量的最重要和最大规模的企业，其余的企业均可出租给合作社、联合体或者私人经营。新经济政策的出台激发了苏俄的市场活力，物资紧张的凭证供应制被取消，商业税收成了苏俄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和民众达成了双赢局面。

不过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得到苏共中央的完全支持，就连列宁本人也认为这只是一项纠正“战时共产主义”错误的政策性工作，并不能长期推行。列宁指出，虽然新经济政策有效的发展了经济，但随着小农经济的成长，俄国的资本主义也发展了起来。到最后，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要“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斗争。

简单来说，就是苏共高层放弃了从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想法，认识到其中会有一个过渡阶段。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在过渡阶段向资本主义妥协让步的政策，让步的目的并不是给资本主义留出一席之地，而是为了大农业，大工业，真正社会主义的发展。至于用什么政策取代新经济政策，如何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列宁留出了一个灵活的空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继任的斯大林废止了新经济政策，推出了争议极大的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

斯大林模式正式开始于1928年，但这并非是斯大林个人的拍脑袋行为，而是在斯大林执政之前就已若隐若现。1923年，新经济政策形势正好，工业产值大幅提升。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销售危机”，大量工业产品卖不出去了。出现滞销的原因很简单，刚起步的苏联工业化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导致产品成本居高不下。西方国家又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苏联的工业产品无法流向世界，只能在国内市场消化。

与工业产品价格奇高形成对比，农业产品价格极低。苏联政府企图在国内市场形成工农业剪刀差，一方面通过压低初级原材料的价格来降低工业产品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低价收购粮食再高价出口来换取工业化急需的资金与设备，即牺牲农村经济利益来反哺工业。这与在内战时期实施余粮征集制一脉相承。

农民们自然不愿意把粮食低价卖出去，对价格高昂的工业产品也毫无兴趣，他们需要的是价格低廉又实用的各种轻工业产品，但苏联政府却只重视重工业。这就造成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农民们用脚投票，纷纷放弃农业生产进城务工，导致农业产能严重下降。另一个是私商黑市盛行，农产品脱离了政府掌控，私自进行贸易。

没有农业支撑的工业就是空中楼阁，对于苏联这样被封锁的国家更是如此。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这些新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苏联的工业化就将半途而废。如果没有工业化的支撑，被资本主义列强环伺的苏联迟早要被侵略。因此苏联必须放弃新经济政策的诸多自由措施，继续集中精力发展工业，尤其是与军事相关的重工业。在内外压力下，集中力量发展工业成了苏联的政治正确，许多的反对高速发展工业的领导人被斯大林借机打倒，权力逐渐集中到斯大林手中，再也无人能够阻碍苏联朝着工业化大步迈进。

斯大林视察汽车工厂

1928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在编制计划指标时，苏联高层主要是有三个考虑：一是延续了战时国民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具体的指标是：在五年计划期末，要拥有300万人的军队，要有3000辆坦克、3000架飞机。二是要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赶超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三是斯大林决定在农业实行集体农庄，而农业的集体化生产需要大型农业机械，因此农业机械工厂也是一五计划的重点。

大规模农业生产理论上是比个体农户生产效率更高，但在实际情况上并非如此。拥有大农场的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无一不是殖民地出身，是殖民者将当地人屠杀殆尽后才得到了大片土地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在苏联这样的原生民族国家，要想将个体化农户生产转为集体农庄上生产，是一个不小的挑战。1927年，由于农村的阶级斗争趋于激烈，在新经济政策中发展起来的富农遭受重击，引发了又一轮粮食危机，工业化也因此受挫。

当时不少主管官员都勇敢的向斯大林反映了农村的真实情况，苏维埃基层干部简单的把共产主义看做无差别的均贫富，一味的把阶级斗争、打到富农当成首要任务，至于如何提高农业生产率、让农民过上富裕日子，则是无人问津。现阶段以与美国竞赛的方式快速实现工业化是不合时宜的，必须向农业和轻工业做出适当倾斜，然后再逐步实现工业化。但斯大林并没有听从这些建议，而是提出了集体农庄制度。

在斯大林的设想中，集体农庄就是一个大型的“谷物工厂”，通过组织农民进行集体化生产来提高产量。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不再是小农个体户，而是“谷物工厂”的员工，集体农庄产出的粮食只有少部分作为薪酬发给农户，其他的则直接由国家征收。如此一来国家就可以绕过个体农户进行征粮，征粮效率大大提升。1929年，斯大林一声令下，农业全盘集体化轰轰烈烈的展开，至6月为止，全国已有57000个集体农庄，集体化农户占农户达到了100万户，在下半年，又有240万户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达到了340万户（当时的农业总户数是2450万）。

农民加入集体农庄

集体农庄的快速铺开让斯大林更加坚信自己的政策，他预言：“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即使不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粮国的话，也会成为主要的产粮国之一。”为了尽快达到这个目标，如同五年计划中的其他项目一样，农业集体化也制订了具体指标，如果不能完成指标，当地的干部就会被认为无能甚至是革命立场不坚定而遭到处罚。于是在中央的压力下，农业集体化继续狂奔，在1930年年初，加入集体农庄的只有20%多一些的农户，而到了3月初就达到了50%以上。然而在狂飙突进之下却是一大堆问题，农业集体化不但没有达到粮食增产的预期，反而大幅下降。

造成农业集体化成果背道而驰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大量农民，尤其是富农和中农不愿意把自己的生产资料充公，拒绝加入集体农庄。苏维埃干部为了达成指标，对富农、中农阶层大肆迫害，没收他们的生产资料，强制迁移到边远的移民村。到后来农业集体化运动完全变成了一场剥夺富农的运动，各个地区都定下了指标，必须打倒一定数量的富农（富农的比例被定为占总农户3%—5%）才算完成任务。

在向下执行的过程中，各级干部又层层加码，实际执行过程中“富农”的比例要大得多。在许多地区，被剥夺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富农”数达到了农户总数的10%—15%。局势又回到了新经济政策之前的状态，农业生产力遭受重击。

其次，广大的贫农虽然有意愿加入集体农庄，但干部们并没有将贫农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为了吸引农户加入，有些干部信口开河，说加入集体农庄就会有拖拉机和贷款，一切都会有的。结果农户加入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只是干部的任务指标罢了。

审判富农

最后，加入集体农庄意味着失去了私有财产和自由，农庄所有的农产品几乎都被国家征收，可以说集体农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版的“农奴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拒绝栽种超出生存所需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宰杀家畜以防止它们被国家征收，以及逃离村庄。

1932—1933年，斯大林盲目农业集体化的恶果开始显现，一场大饥荒席卷全国，尤以乌克兰的饥荒最为严重。作为苏联的粮食主产区，斯大林对乌克兰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格外重视。到了1932年中，70%的乌克兰家庭已经被集体化，而同期全苏联的集体化程度只有60%。乌克兰的谷物产量占苏联全国总量的27%，却被要求上缴占全国总量38%的粮食。

这让乌克兰人民不堪重负，最终导致了在乌克兰总计有近4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死亡人数超过了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1934年。斯大林终于愿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意缩减国家收取的谷物量，并勉强让步，允许农家拥有一小块田地种植蔬菜，饲养一头牛、一头猪，以及至多10只羊，农民终于得到喘息之机。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新一任领导人，一上台就打出了否定斯大林模式的旗号，开始为农业集体化松绑，放松对集体农庄庄员的各种限制（取消在耕种自留地方面的不合理限制并减免税收，取消在物质刺激方面的不合理限制等），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本质上赫鲁晓夫与斯大林是同一类人。

赫鲁晓夫与斯大林

斯大林要显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赫鲁晓夫亦是如此，而且要比斯大林做的更快，更好。斯大林模式折腾了这么多年，苏联民众仍在饥荒与温饱之间来回徘徊，赫鲁晓夫不仅要让人民吃饱，也要吃好，肉蛋奶一样都不能少。要生产充足的肉蛋奶，就要发展畜牧业，于是产量高，又能做畜牧饲料的玉米就成了赫鲁晓夫的心中首选。

早在1949年，时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就开始推广玉米种植，并大获丰收。被调任为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兼莫斯科第一书记后，赫鲁晓夫又在自家的菜园和周边的农庄进行了播种玉米试验，都取得了满意的成果。几次实验的成功让赫鲁晓夫对玉米寄予厚望，认为只要推广玉米种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而盲目的推广玉米种植与斯大林盲目的农业集体化一样，都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

苏联土地广袤，各地气候环境相差极大，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适合玉米种植。赫鲁晓夫拒绝农业专家的建议，一意孤行的在全国推广玉米，玉米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张又挤占了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结果导致许多地区的玉米因水土不服大量减产，原本的冬小麦等作物因种植面积急剧萎缩，民众的口粮都成了问题，玉米运动彻底失败。赫鲁晓夫因此被民众嘲讽为"古古鲁沙"，即俄语里的"玉米棒子"。

玉米运动宣传画

总体而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与调整是有其历史功绩的，历史冤案被**、农业生产也有所改观。但问题在于赫鲁晓夫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个人，并没有意识到整个国家存在的种种问题，结果就是斯大林虽被打倒了，他赫鲁晓夫又站起来了。就已玉米种植为例，赫鲁晓夫自认为他是惟一懂农业的行家里手”，除了他，任何人不得过问农业，农业的中央主管部门实际上是被架空了。

地方上对于发展农业不是凭据中央主管部门的指示和计划，而主要是听赫鲁晓夫的讲话和看他的眼色行事，他的任何一句话都会成为发展农业的最高指示。这与之前斯大林的“一言堂”并没有什么两样。在推广玉米种植的过程中，又对地方下硬性指标，与斯大林推行集体农庄的做法完全一致。结果就是苏联的发展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玉米没能拯救苏联农业，赫鲁晓夫也未能将苏联拉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