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个乡巴佬
我的故都，就是一个乡巴佬！
我的故都最早溯及北宋元丰年间（1079-1085）福建安溪黄姓的一对朴实的兄弟携妇将雏，逃难至此。兄弟二人见此处虽荒无人烟，但背靠柴狗洋、东坑岭茫茫大山，脚踩东坑涧，谷地长远开阔，依山傍水，水草丰茂，是一处可供丰衣足食的风水宝地，便在此结庐开村。两兄弟中的长兄在出山口立足，结草庐，採山货，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小弟则顺东坑涧而下，在距兄长约五、六里的开阔谷地掘土为舍，筑沟渠，修驿道，务耕织，通商旅。两兄弟所居之地被各取一个跟主人一样质朴的村名：“上铺”与“下铺”。上铺、下铺遥相呼应、互为帮衬。后来福建泉州的吴、林两姓族人也迁居至此，两铺之地便迅速蓬蓬勃勃。再后，自元代封都，汲今千年，此地便一以贯之：廿四都。
廿四都，我的故都，没有高贵的血统，就如同一个双脚裹着陂塘泥水的老实巴交的乡巴佬。 我的故都并不是世人公认的名都，拿不出什么惊世骇俗的玩意儿可以邀誉于人，留名于史，不会让人产生壮怀激烈之感。
中华文化，灿烂辉煌，煌煌五千年，茫茫九州地。随便拿一本书翻翻，或者随便外出走走，你就会发现，能撩拨起你万千感慨的壮丽山川、故都名城，多得不可胜数。
我的故都，简直就是穷小子一个。
我的故都没有苏杭的天堂美景，也没有像桂林那样的迷人山水可以“甲天下”；也没有平遥、扬州那样的富甲一方的财富可以泽披后世，惠及万方；更没有北京、南京、西安、洛阳、开封的历史、文化底蕴来播传内外。我的故都的名气离这些钟灵毓秀的神山名府实在有点遥远，——就连市内区里稍有名气的青山秀水也与我的故都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颇有仙风道骨的龙虎山偏就坐落在鹰潭境内，奇险灵巧、无山不龟的圭峰居然飞入弋阳，而遍布奇峰怪石、漫卷云海雾涛的三清山则公然傲立于玉山、德兴之间；更有甚者，区内颇有名望的红军岩、白花岩、九仙湖、九仙山、大小丰、四道洋、悟道尖均为岭底独揽风骚；而鹤山的赤峰岩、排山的天桂岩、社后的灵鹫寺、河北（广丰境内）的博山寺无一不是丰溪大地的妖娆胜景，虽近在咫尺，但这些响当当的家当，竟一点儿都没落在我的故都。
但话虽如此，我的故都，无论高贵还是贫贱，都是我儿时的乐园，岁月匆匆的脚步在我的脑海留下了一张张永不磨灭的印记。上溪滩、大盘潭，老街巷、大操场，下铺尾、灯笼桥，躲猫猫过家家，青石板滚铁箍，跑街街钻巷弄，蛩音不断，回声犹在。我的故都是我一辈子都牵萦梦魂的父祖之地，这里有我剪不断的生命血脉。长大后，我告别故都外出求学、成家、创业，游南走北，即使是月黑风高夜，枕边落一枚故园的篱落莓苔、黄蝶菜花，便可安然入梦。
我的故都只是一个小村庄。写故都春秋得从廿四都大操场开始着墨。大操场没有一个“甲乙丙丁”或者“子丑寅卯”的正当八经的名，就被原汁原味地叫做“大操场”。可是，这里曾经是廿四都的心脏
——环绕大操场有公社革委会、村委会、医院、戏台、福利部、代销店、中心小学和一个象征性的车站，大操场的每一个神经点的跳动直接调节着这个小村庄的日升月落。
其实，廿四都的的大操场只是一个面积不到1000平米，小而简且陋的方形土夯操场。
可是，大操场是我儿时的骄傲。那时，方圆几十里的村庄能有个晒谷场就非常了不起了，都没有这样气派的大操场，甚至连我那时走得最远的最洋气的城市广丰县城都没有。虽然大者不大，可是我觉得用“这里曾经是廿四都的心脏”来比之，还是有点不够妥帖，有点儿操之过简，“心脏”只是突出了她一时的生活功能，我以为假如放眼一代人或几代人的生命孕育与延续，大操场就是我们永远的生命之胎。
四五十年前，在大操场看电影可称得上是廿四都人最隆重的精神盛宴。那时候，廿四都没有电影院，公社就统一安排在大操场放电影。电影一般是每周一次，遇上重大节日可能会加演。我家就在操场边，看电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有各种渠道获得当晚放电影的第一手消息。放映人随和厚道，廿四都无论老幼都喊他“老金龙”。老金龙做事的那个被叫做“电影队”的破旧低矮的房间就在公社对面，离我家约150米。电影片子都是在上午课间操时间由班车送到大约距我家100米的车站。下午第二节课下课后，我往往是第一个回家把长凳子搬到大操场靠近放映机最中心的位置。我的第一条凳子摆出，就等于发布了晚上看电影的海报，点燃廿四都乡亲对精彩的“晚宴”的憧憬。慢慢地，家家户户就会自觉地把自家的凳子搬出来摆上，正中间留下一块10平米见方的空地，等待主角老金龙出场。整个过程有点像一个国画高手，有点兴奋但还是耐心地一笔一笔勾画，一层层，一圈圈，画成一个外圆内方的大操场观影图。
晚饭过后，大操场就渐渐欢腾起来了。在电影放映前，电影场是小伙伴们新式“武器”的展览会。伙伴们都会把自己最近琢磨了电影或者连环画中的枪械装备样式后自创自制的各种“武器装备”带到现场，简直可媲美珠海航展，各种“枪械”应有尽有，款式丰富多彩：有纸板折制的长枪短炮，有木头削成的飞机坦克，甚至还有泥捏的左轮、驳壳枪。在所有的玩伴中，少华訚、荣荣仔他们家的装备是最丰富的；烧酒瓶（杨小平）确是非常善于搞创新，他的腰上扎着用废纸折叠的腰带，形象很像电影《侦察兵》里的郭锐，大家羡慕极了。当然，这时间，大操场更是一个自由的、欢乐的游乐场。我的玩伴们自发组织的活动五花八门，热闹非凡。有的独自一人滚铁箍；有的在三三两两跳格子、打纸墩、打铜钱；最激烈刺激的当然要数“中国抓美国”的游戏，这种游戏还有文戏和武戏之分，文戏就是通常的躲猫猫，武戏那就要分成两派进行“武力”对决。如果是在冬天，伙伴们还会用百雀羚盒子埋在火熜的炭火里炜豆子吃，那也是必做的趣事。
当“晚宴”的主角老金龙来到操场，伙伴们的各种游戏就迅速收场，我就马上回家招呼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请他们入场观影。电影开播时，大操场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场地中间坐着的基本上是我们廿四都人，站着外圈的大多是从五里十里外来赶热闹的。看电影的过程是安静而热烈的，村民们好像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牵着，有时全场大笑，有时又会跟着唉声叹气，有时还会伤心落泪。电影散场，很多人还会对着空屏幕眷恋一番，似乎有一种“恨不到天明”的遗憾。我家里看电影最投入的要数我奶奶，老人家不仅是个电影迷，还是一个故事迷，看过的电影我再跟她讲十遍二十遍，她仍然新鲜如乍。所以，每天晚上讲故事是我在被窝里不断重复的必修的功课。事实上，我奶奶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小学三年级时参加比赛，得了全校第一名，讲的故事就是天天在被窝里彩排过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有奶奶不可磨灭的功劳。
小时候过年，是很有年味的。记得那时的春节，是大操场欢乐的时间最长的时节。
年关将近，各家各户打扫卫生似乎是一件小事。可你千万别这样想，在当时，可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就拿我家来说，择一个晴日，姑姑们带着我兄弟几个把家里所有的桌子、椅子、长短凳子都搬到墙头尾的小溪里去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放在门口晒干；家里的门板都是必须用水冲洗得一尘不染的。回想起来，故都的人是最乐观的，在那么艰难的岁月里，即使是一间破破烂烂的几近颓圮的老旧房子，也要很隆重地换上新的面貌去迎接新年。现在的孩子简直无法想象当年大操场家家户户洗家具、晒家具热火朝天的场景。如今，村子里的人，家户户都过上好日子，一栋栋房子、一件件家具都是新的，天天都像是在过年，过年又像是平常日子，节省了洗洗刷刷的功夫，但过年时也少了洗旧迎新时的欢腾、幸福、热切的体验。现如今，物资越来越丰富，年味越来越淡了——杀年猪的伤感，没了；杀鸡宰鹅的紧张，也没了；蒸灰碱糕的那股碱水味，更闻不到了；祭祖祭神时特有的凝重与虔诚，也越来越难得一见了。过年，假如只剩下吃的喝的，就会像一棵掉光了树叶的枯枝老树。然而，小时候的年，虽然穷，可有趣，令人回味。
舞花灯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故都年味劲最足的一个活动。每年的正月初一上午，四方的花灯都来到廿四都大操场举行一个盛大的灯会。大操场一大早地就挤挤挨挨地聚集起新年出行的乡邻，村民们见面互祝新年，小孩子的口袋里都装着些零食或者零碎的花炮，大家都准备好用最快乐的心情迎来一年崭新的日子。八点钟光景，花灯陆陆续续进场，操场上彩旗飞舞，锣鼓喧天，鞭炮震耳欲聋。廿四都的狮子灯、上铺的龙灯、余村的鸡笼灯、下西山的板凳灯和上孚村的花轿灯都是名噪一时的。这些花灯风格各异，舞狮子灯最为激烈，狮子形象栩栩如生，或摇头摆尾，满地滚动，或腾挪跳跃，昂首抖尾，虎虎生威，威风凛凛；龙灯也是很有气势，舞动起来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首尾相应，游走飞动，节节相连，连绵起伏，似有飞龙在天的感觉；鸡笼灯和板凳灯虽然没有狮咆龙哮的气势，却是好比舞台上插科打诨的丑角，也必不可少，舞灯者滑稽的动作逗得大家异常开心；上孚村的花船灯更是我特别喜欢的——我妈做姑娘时就是远近有名的花仙子，不过花船灯确实别具特色，站在花枝招展的花船中的美丽的花仙子姐姐摇晃着花船，唱着好听的歌曲，就令人特别的难忘，歌声、喇叭声、锣鼓声、喝彩声响成一片，渲染着廿四都人欢腾的新年。
可惜的是，我家的兄弟几乎没有空闲完整地凑这份热闹。1980年后，我家是远近闻名的万元户，生产经营抓得特别紧，我家兄弟站在门外稍稍翘首一望，妈就会在身后意味深长地说：“秋，看看这个又不会饱——咱带弟弟回家。”我和弟弟们就带着无限的不舍，乖乖地回到堆满了面粉的案板。
更遗憾的是，这廿四都精彩的正月闹花灯后来就渐渐湮没于经济大潮中，现在已无影无踪了。
不过，这大操场最独到的景致还是要数这操场空地与瓦与雨的组合，那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感受到的最具震撼的盛典。
那时，环绕大操场的房屋基本上都是泥瓦结构、石瓦结构或砖瓦结构的单层房子，中间围着一块泥土夯成的空地。这块空地东北角有一曲径经过公社革委会门前通向下铺尾；东南角连通一条老街，从我家与中心小学之间开始蜿蜒向南；西南方向有一小路经公社卫生所连接七队；西北方有一稍宽的车道通向五四公路，车道大致分开吴、林两大族群——这四条粗细不一的腿正好架起一个的简陋的舞台。紧环操场四周的房上的黑瓦，层层圈圈，圈圈层层，千面锣、万面鼓，别具气象。三月春暖，阴雨霏霏，撑一柄油布伞，在操场微湿的泥地里漫步，玩泥戏雨，淅淅沥沥，淋淋漓漓，云情雨意中又单纯得没有半点非非。夏日至，雨就下得更富有变化一点。要是雨来得慢，由远而近或由近及远，滴滴点点，梳梳密密，琴声筝意；要是雨下得紧，“刷”的一声，万乐齐奏，骤雨过，锣响鼓奏，檐雨垂帘。夏秋之交，是操场最热闹的时节，稻农忙着晒谷，烟农忙着晒烟。那时的雨显得特别信守时约，几乎是在下午三点许，刚刚还是丽日悬空，突然就乌云蔽日，整个操场顿时成了一个沸腾的世界——喊人声，骂娘声，孩子们兴奋的呼喊声夹杂着“轰隆隆”的雷声响作一团；扫稻谷的，挑稻谷的，扛烟叶的，还有帮忙的、赶热闹的孩子穿梭不停。收完稻谷、烟叶，大伙就站在屋檐下看雨的舞蹈：最早掉落泥面上的雨滴是最有趣的，点点雨水裹着泥土溅起，在偌大的操场上如无数个琴键，此起彼伏，又如千千万万个精灵舞者，伴着“呼呼”的风声和“噼里啪啦的”雨声；一会儿便是大雨如注，操场四围檐雨如瀑——这时间，总会有三五个剥了皮都会跳的玩伴，在雨中的操场上狂奔，狂风，暴雨，奔嚎，真有千号响万马嘶的狂野，这雨味就来得更浓，更猛，更野——构成一道廿四都大操场雨中奇景。
冬天的雪花是穿了礼服的雨，那更是一份要令现在的孩子们羡慕嫉妒恨的精彩——去年冬天，为了带孩子看雪，我竟然驱车追到三清山，才感觉到一点薄薄的雪意。我的童年，每年冬天可以尽情地观雪、赏雪、玩雪、听雪，对雪的享受是可以饱足的。我家北面正处老街北街头，站在屋檐下，操场美不可言的雪中美景尽收眼底：操场上整天铺着一方厚厚的雪褥；各家的屋檐挂着冰雕玉琢的檐凌，晶莹剔透；屋顶上的瓦积满了雪，白皑皑，亮晃晃，碎玉琼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灰蒙蒙的天空则是整天不停地飘扬飞洒着半花半絮半雪的凝雨寒酥。那时节，只要你愿意，邀上几个玩伴，在操场上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那不过是随时都可以上演的廉价的安徒生童话剧。
我家东面正对东山尖，在我家逼仄的阁楼上打开窗户，东山尖银装素裹扑面而来，在蒙蒙飞雪中，静静地面对披一身雪白长袍的东山尖，你顿时就会明白什么是虔诚！要是在夜深人静之时，睡在我家阁楼里，屏气凝心，用心灵感觉茫茫天宇间隐隐传来飘雪“瑟瑟，瑟瑟”的柔声细语，这极柔细的雪语会把你带入一个恍如琼台玉宇的梦境中去。
可是，现如今的大操场路面已经硬化处理，四周的房子都是钢筋水泥的小洋楼，高低不平，参差不齐，生活水平自然是天翻地覆，但曾经的雨趣雪韵如一杯平平仄仄的流觞永远停泊在我童年的曲水里。
现在每到冬天，我便常常回想起当年，在大冷的天，父亲中午下班回家，站在自家屋檐下，他在工作围裙里双手捂着一个火熜，一边跳抖着身上、脚上的积雪，一边不停地嘘着气：“嘘——冷噢！嘘——冷噢，冷得瑟，冷得瑟......”可惜，时光如斯，不舍昼夜！
行文至此，我这生命之胎到底是廿四都还是廿四都的大操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那个简近乎陋的年代里，这生命之胎始终蓄养着一股浩浩荡荡、堂堂正正的胎气。一代代真诚、淳朴、勤劳、友爱的廿四都人孕于斯，长于斯，继又从这出发，走向每一处蓬蓬勃勃的人生佳处。
故都的五四公路是一条东北—西南向的乡级公路，我们俗称汽车路。汽车路偏东北连接五都、县城，或经五都，过桐畈，走闽浙；西南折向上饶县花厅、田墩。汽车路贯穿了廿四都，也贯串起一段酸酸甜甜的历史，就像一串糖葫芦，串起了一个个有滋有味的冰糖葫芦。
小时候，汽车路北端入村口有一横跨马路的拱门形建筑，拱门上有工农兵和红旗的雕塑以及各种振奋人心的口号——其实，这类矗立村口的拱形建筑现在到处也有，不同的是当时的那座拱形门被称作“跃进门”，现在的拱门上则一般都是写着“某某地方欢迎您！”之类的标语。跃进门在当时的廿四都当之无愧地属于地标性建筑，家中有客人来，奶奶就让我把客人带去看跃进门。可惜的是，当时我家没有照相机，不能留影；当然，也不能留下“某某某在此一游”的光辉字迹。不过，有些可能来自跟廿四都一样“高”级别地方的客人看过跃进门后会说：“我们那里也有。”
有一些跟我妈关系特别亲近的亲戚告别回家时，妈妈要拉着我一直把客人送到跃进门，甚至再走远点，送到白亭，才依依而别，颇有霸陵折柳之味。——长大后，我明白了在农耕时代，古人告别时“举手长劳劳”“长亭更短亭”的苦楚。如果再来几声凄切寒蝉，又正对长亭晚，还是骤雨初歇，那情那景，执手相看泪眼，不无语凝噎才怪呢？！——我的小姨，是我妈必送至此的。我每回想起，好像满嘴都是黄莲味。我妈出嫁后才十一个月，外婆就离世了，小姨刚满十岁。两年后，外公又狠心撒手西归，年仅三岁的小舅来到我家，年幼的小姨只能与她八十多岁的爷爷相依为命。两年后，爷爷又老去了。每次陪母亲送小姨到跃进门、白亭——那太悲伤的情景怎么也抹不掉——她们姐妹俩相拥而哭，我紧拉着母亲的衣襟不停地哭喊，那真是“白亭凄凄别，西风袅袅秋”。这是一粒苦得发涩的冰糖葫芦，但也许尝过这苦，苦尽甘来，就更是值得倍加珍惜。
我的小玩伴老船板（王福传）的父亲是以拉人力车为生的，经常要到县供销社拉货，当时五都的棺材岗，岗高坡陡，没有人帮忙，靠他一人根本拉不过来。所以老船板和他姐姐龟龟（王桂英）每次在他父亲到县城拉货时，他们都要在下午放学（那时下午上两节课）后赶到棺材岗拉车，他们经常会约上我和荣荣仔、老洪仔、烧酒瓶、桂南鳖几个闲得没事的主去帮忙。从廿四都到五都棺材岗来回近四十里地，为的就是在棺材岗的北坡帮老船板父亲把车子从坡底拉上坡顶，六七个孩子推的推，拽的拽，伙伴们乐此不疲。回想起来，这辛苦又快乐的旅行倒算得上一支烂漫的乐曲，一个流动的乐园，一座蕴含无数奇珍异宝的宝藏。
五四公路由东北向西南蛇行，曲曲折折。路的两旁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特有的由一小块一小块不规则的田地拼凑起来的田野，田野的尽处便是或远或近的断断续续的丘陵，护卫着田野的秀色。我们一行六七个顽皮的少年像一群脱缰的小马驹，我们虽然有不准踩踏田地的纪律的约束，但我们可以在砂石路上或奔或跑，或嘻或笑，追逐玩乐。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蹲在路边看小河沟里泥鳅吐泡，看蝌蚪曳尾，看水草招摇......在田野的怀抱里，我们自由地享受天与地的滋润。
沿途的田野四季都是美得不得了的。春天时，田野的主旋律是绿，当然这绿的旋律也是很有技巧、很有层次的：墨绿、油绿、嫩绿，绿中带黄，红中透绿，曲曲折折的田塍地埂又把这些儿绿们整齐地分成很有韵味的小块组合——油菜花金亮亮的，点点金黄，风姿绰约；小麦苗，绿油油，一株接一株，一畦接一畦，绿得似一块碧玉，绿得是那么鲜嫩，好像一个个生命从这里绽放，苍翠欲滴。如果在秋天，我们旅行的感受自然不同——秋天的田野，是丰收的田野，飘散着稻香的田野！公路两旁的田野里，稻谷熟了，金黄金黄的稻穗好像是在田地里铺上一层厚厚的黄灿灿的金子，微风拂过，沉甸甸、黄橙橙的稻穗有节奏地波动着，好像金色的波涛在翻滚。晚归的路上，柔和的风，挟带着稻谷的清香隐约飘来，舒畅着每个欢乐少年的心。蛙声稻浪，欢声笑语，汇聚成美妙的交响乐——这乐音就如一串风铃，永远“叮叮当当”地飘响在我的生命的门楣。
小玩伴满仔的老家在山头村，与廿四都相隔八里路，他隔三差五要到山头去放牛。每轮到他放牛时，他是一定要邀我同去的，我也是有邀必应，——其实是正中下怀，因为放牛的乐趣来得更野更狂。每当我和满仔把牛牵到山上，山岗田野就成了我俩可以自由支配的无拘无束、无天无地的乐土：我俩或纵牛自牧，抬竿捕蝉；或骑牛漫步，听鸟声千啭；或荷蓑出林，芦管吹莎；或在春风细雨中，青山青草里，日出唱歌去，月明呼牛归。可惜的是，那时我还不会吹笛，没能体验到“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的美妙。后来我学会了吹笛弄箫，可是彼时的两个牧童早已“呼儿去换城中酒”了。
我12岁那年，国家的经济政策尚未开放，我家开始经常在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摸摸地搞“走资”活动，加工好的麻花、麻片、咸条、雪花饼也都要趁月黑风高神不知鬼不觉地倒卖给五四公路两旁的一些茶摊小贩。青天朗月是最差的天气；大风大雨，霜雪严寒，冰天冻地是我们“作案”的**天气。每次都是我陪妈妈沿着五四公路到余村、廿三都、湖里销货。印象最深的是深夜过白亭，夜沉沉，人寂寂，白亭没有了长亭柳色、远客折枝的缠绵，显得狰狞恐怖，似鬼窖魔窟。特别是大风大雪天，经过白亭，我就想起四姑跟我讲过的抓小孩吃的白骨精，浑身起鸡皮疙瘩。
又过了两年，国家经济开放了，市面上经济开始活跃起来，我就利用周末或者暑假时间走街串巷卖冰棍补贴家用。我走的路线基本是外村路线。每次都是我父亲在上午八点左右用自行车把我投放到山头村，然后我独自一人背着棒冰箱边走边卖。大多时间，我一般沿山头，到湖里，绕灰山底，经廿三都，过社塘、余村，回到廿四都；有时要经廿三都、灰山底，出前洋，走东山尾，过灯笼桥，回廿四都。绕来绕去，每次大约要走四十里地，卖完一箱棒冰回到家要在下午一点以后。一个14岁的瘦小的小男孩顶着烈日，忍受着饥饿背着一只沉重的棒冰箱行走在高高低低、凹凸不平的路上，不停地叫卖。右肩磨破了皮，换左肩；脚被磨破出血，只能咬牙坚持。但是最后看到自己用汗水换来的一两元钱利润，心中有无限的兴奋和自豪。或许，当一个孩子用自己的血汗浸泡过艰辛的生活，才更懂得体贴父母，对父母的孝敬自然是刻骨铭心的，是他人无法理解的。
1979年改革的春风吹过大江南北，廿四都百业俱兴，迅速呈现出勃勃生机。在县、乡、村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廿四都人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因此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比如我家就经营了一家小具规模的糖坊店，从以前的偷鸡摸狗的夜半黄鼠狼变成了光明正大的专业户、万元户。当时廿四都的乡镇企业的建设与发展走在整个江西的前列，有镀锌厂、剪刀厂、花炮厂、酱油厂，产品远销国内外。廿四都乡镇企业在风风火火发展了十几年后，因为地理位置等因素，渐渐转营其它，但一个个土拉八几的廿四都人纷纷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各地办厂创业。一代代廿四都人的拼搏进取和开拓创新精神是这个古老乡村宝贵的财富，她濡养着廿四都每一个从田垄地沟里走出来的后代子孙。
现如今，聪慧的廿四都人已把传统的糕点和饮食做成了品牌产品。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来赞美廿四都三宝：“汽车路边，清汤、糖糕、清明粿：一碗清汤，三代情缘；一片糖糕，世代相传；清明粿圆，福禄寿全。”我觉得是非常恰当的。
廿四都的清汤，薄如蝉翼，色泽清亮，汤味鲜美；廿四都的糖糕，香甜软糯，寓意美好，曾被辛弃疾赞为“人间极品”；廿四都的清明粿，油绿如玉，糯韧绵软，甜而不腻，清香扑鼻。这些传统美食经过一代代廿四都人的传承、创新、发展、经营与推广，早已成为宴请宾朋、消遣饮食或礼送亲友的佳品，甚至已是系在我的故都这个乡巴佬头上的一条七彩的头巾。
其实，无论是“跃进门”的伤心送别，还是白亭的恐怖夜路；无论是快乐的棺材岗旅行、自由的山头牧歌，还是烈日下的长途跋涉和艰难叫卖，还有昔日村企厂房轰鸣的机械声以及今日廿四都街头巷尾四季飘香的美食，经过岁月的冲洗和沉淀，已成为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以及故都的子子孙孙永远的滋养。
故都的“汽车路”就像一串酸甜苦辣的冰糖葫芦，串起一个个奇味葫芦，让故都的子子孙孙奔走在坎坷崎岖的人生之路时不时回味；故都的“汽车路”更是一根柔韧强劲的生命脐带，源源不竭地为故都这个乡巴佬的子弟输送着丰裕的生长养分，以葆血脉永续。
生活中，感觉有些事情看起来稀松平常，其实在平常中点点含情；有些事情看起来，有悖常理，可就是把深刻的答案深蕴其中。记忆中，在大操场里举行的超大型批斗地主活动，那也是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无法绕开的。
印象中，有那么一次，中心小学门口搭了一个很大的台子，操场上来了很多车，有解放牌、井冈山、拖拉机、三轮手扶拖拉机，车上挂着横幅，插满旗子，人山人海，喊声震天——至于到底是批谁斗谁，我那时太小，就不知道了。我长大后才晓得，在那个全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疯狂年代，廿四都的批斗是外紧内松的，显然是“不彻底”的。在我小学到高中的同学里有好几个富农仔地主孙，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彻底”的歧视。平日在市面上，在学校里，他们几乎与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孩子能够平起平坐的。在那个极左到疯狂的年代，开明而智慧的队社领导所做的微微的修正，让身处困境之人如获涸辙之水。
我上小学后，学校组织了学生宣传队，经常要在晚饭后去喊口号，宣传活动庄严而隆重，宣传队从大操场列队出发，沿街从东向南再向西返回大操场。因为我经常被指定为领诵员，所以对一些口号的印象特别深刻，“打倒蒋介石”“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反修批资斗敌人，坚定不移学大寨”。说句老实话，廿四都的“反修批资”也只是停留在只“批”不“斗”的程度。比如我家当时是有名的“夜半”走资派，虽然我们家加工饼干糕点都是在晚上偷偷摸摸，送货也都是在夜深人静之后，但上至队、社，下到普通村民，谁人不知？在那个年代却没人举报，没人前来抄查，不可说不是奇迹。因此，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几乎一夜吹绿了廿四都，廿四都的村企恰似“雪被下古莲的胚芽，在等待一个绯红的黎明，喷薄而出”。
为此，我深有感慨。感慨故都人遇事的睿智与清醒，感慨故都人处事的坚持与灵活。
赵宋之时，一对难兄难弟爬山涉水，寓此宝地，以求安居乐业。我遥想千年以前这个武夷山北端山脚下的村庄，南枕武夷群山，北望赣水鄱湖，涧流潺潺，沃野膏腴，草铺横野，蓑衣卧月，她的主人是何等惬意？然而宋元明清，国运渐衰，战火四起，生灵涂炭，黎明百姓哪得安寝？
民国动荡，故都民众奔走于救国救亡，满腔热忱，义无反顾，高举工农大旗，组建广丰首支赤色游击队（后扩建为红三团），广丰县委也首创于此，方志敏也曾一度率红十军军部进驻廿四都吴家祠堂。在民族兴衰存亡之际，故都父老脚不旋踵，用鲜血染红古老的土地，用生命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十年内乱，故都在随着疯狂的大潮起落时则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淡定与从容，表现出胜似闲庭的宽容和自信。他们在坚守中等待着，一旦春来报，便是漫山遍野花枝俏。
1993年，一个智慧、勤劳、朴实、爱民的乡巴佬——廿四都村支书吴国民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名至实归。我仿佛看到这个乡巴佬从田间地头走出，与其他千百个同样来自乡野边鄙的乡巴佬一起，竟然昂首挺胸，公车入京，跻身庙堂，畅诸怀抱，共商国是！
我的故都不是名都，没有名门望族的出身，没有名山大川的点缀，没有足以传之后世的名人轶闻，只是神州大地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只是一个挽着裤腿、捋着袖子、光着脚板的朴实的乡巴佬。但这乡巴佬的一颦一笑里质朴永远包含着真诚和善良，这乡巴佬的一言一行中醇厚蕴含着智慧和果敢，所有这些，就如一枚经久不灭的胎记，标记着每一个朴实无华、励志创新的廿四都人。
廿四都，我的故都啊！你这个乡巴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