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音高体系作曲实践的分析，我们通过对一些谱例的分析实例，说明在音乐创作中音高因素基本分为三种思维方式：音阶思维、音列思维、音程思维对于引发作曲技法的出新、进而带给人们的音乐音响特质的重要性。

萧友梅与陈洪两位音乐家在世的共事时间虽然并不长久，但两人在中国新音乐发展的理想与实践方面却有着极为一致的相同与相通。音乐理想的高度合拍，也正是陈洪能够与萧友梅默契协作的重要原因。就此而言，两人可谓金兰之契、志同道合。

“人工智能”（AI）技术正迅猛地向着音乐领域进军，甚至可以预言，在未来十年内，越来越多未经人类大脑构思的音乐作品将会充斥于我们耳畔。相对于其他艺术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音乐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冲击可能会更猛烈。

评威廉 • 韦伯《音乐趣味大变迁：海顿至勃拉姆斯时期的音乐会节目单》

1750至1875年间欧洲大量音乐会节目单，呈现出了一百余年来欧洲音乐趣味的变迁过程，并解释了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原因，这既是古典音乐意识形态逐步确立的过程，也是流行音乐观念逐步明晰化的过程。

中国人对于声音的选择、制造、使用和接受，与西方古典音乐所界定的、前缀定冠词的“the music”的最大区别——对于“响器”之声的偏好。

音程的作用是“全能型”的，说音程是音乐作品构成的基础，一点也不过分。不同的技法导致不同的音乐风格，也导致音程所起到作用的不同性质。

16世纪，半音主义在意大利成为一种风尚，但却只是昙花一现，这一现象同样令人困惑。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观察，既要承认历史的总体性和连续性，也要增加对间断性、偶然性的关注，如此，才能捕捉真实的历史，才能获得历史的意义，进而才能反思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