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与主体的问题，直接影响到被殖民者对他们自己认同的看法，台湾认同在台湾历史上的形成过程，有相当的复杂性，对于定义何谓“台湾人”、“台湾地方特色”等问题，一直环绕着不同的争论。日治时期台湾画坛极力提倡发展出地方色彩，然而既要求台湾向日本“中央画坛”看齐，又欲鼓励台湾发展特殊性，其要求本身就具有矛盾、揉杂的性格。

经由检视、分析陈进作于1934年的《合奏》（图1）、潘春源作于1929年的《琴笙雅韵》（图2）这两件作品，来看台湾认同这个议题。两件作品都是为参加官展所作，都是以台湾女子吹弹乐器为主题的美人画，但两件作品中美人服装造型不同，背景陈设的处理上也有相当差异，分析其画面，可以看出两件作品包涵了不同的文化元素。陈进的台湾美人是以日本风格为基础，而潘春源所绘制的台湾美人，是由其从自身的工匠传统中，兼采各种元素，建构出合乎台展要求的台湾特色。所谓的“台湾特色”，便是在殖民者的注视下，建构台湾的文化想像。

本文尝试指出台湾画家在日治时期，经历热忱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个别画家由于对追求现代化的态度有所差异，而有不同的回应。有的将日本文化当成现代化，于是舍弃传统，拥抱日本文化；有的选择性的依其自订的“现代化”的价值与标准，将“旧中国”传统融会到“新日本”的形式与内容中。由分析这两件作品让我们了解到：日治时期的台湾美术的内涵，以及台湾对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是比我们之前所了解的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