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为现代人撰写《论语新解》，尤其注重申明“古今通义”。也就是说，无论《论语》原文能否考据出具体的历史情境，无论我们是否知道它针对某一人、某一事而发，钱先生都本着一种“人心所同”的基本理念，将两千五百年前的《论语》精神介绍给现代人，因为他相信这些精神不只是对两千五百年前的人而说，现代人也可以从中受教受益。
钱注直接沿袭朱注处不少，但都没有一一标明引自朱注。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颇不符合所谓学术规范，然而作者在自序之中早有交代，之所以不逐条列举引用出处，是为了不给读者阅读增加障碍。古注俱在，读者若想考索，并不算难。像我现在这样把两本注释对照着读，就很容易发现《新解》之中的哪些说法来自《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