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作为现代社会广泛采用的一种技术制度，能够调整和规范人们在生产、服务、贸易、消费和创造等活动中的行为和利益关系，蕴藏着巨大的技术经济利益。有利益，就会有竞争。
从国家竞争的宏观层面看，标准已成为国际经济、贸易和科技竞争的焦点和制高点。随着关税、配额等传统贸易壁垒手段逐渐弱化和退出，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等贸易技术性措施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据美国商务部统计，超过80%的全球贸易受到标准化的影响。国际“标准战”日益激烈，各国都力争在国际标准制定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以谋求本国的技术经济利益。
从企业竞争的微观层面看，标准已成为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利器。企业的优势技术、专有技术一旦经过筛选成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乃至国际标准，该技术就自然成为标准技术，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某种程度上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会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谁把住了标准，往往就把住了整个产业。
标准竞争可以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理论和网络经济学原理进行有力解释。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这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意味着我们将会长久地锁定在这一路径上，即使还存在其他更加有效的路径，因为存在转换成本，我们只好锁定在这种已经被引导的路径上。在标准制定中，往往面临多种可供选择的技术方案，一旦某种方案最终被标准采纳，掌握该技术方案的相关方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获得市场支配甚至市场垄断地位和利益。在现代通信和网络产业中，通过标准竞争获取市场利益的现象更加明显。由于存在网络外部效应，生产者和消费者更加偏好选择那些被其他人广泛应用的系统，在做出选择某一种系统而放弃另一种系统时，由于存在巨大的技术转换成本，诸如技术研发成本、标准制定成本、全社会学习成本、网络建设成本、产业配套成本等等，使用这种系统或者标准的时间越长，转换成本就越昂贵，再向其他系统转换就存在巨大障碍，出现技术锁定、“赢者通吃”现象。
标准产生的重要基础是民主，标准须经利益相关方充分协商一致，反映的是共同利益，而不是局部利益；是共同意愿，而不是少数意志。标准合作处处可见。从一个企业内部看，按专业化分工设置的各部门、各工序、各环节之间都需要协调配合，各种零件、部件、模块要组装在一起形成最终产品，这就需要管理标准、接口标准、公差标准、测试标准等来实现协调配合。超越企业范围看，企业、行业、国家之间的协调合作也遵循同样的道理，由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资源配置、产业链布局、产业分工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进行，要使产业链上下游、不同产业之间顺畅地协调衔接，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达成统一的标准，否则大范围的分工与合作将难以实现。
标准合作同样可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解释。由于世界存在不确定性，人们相互依赖是有效利用稀缺性资源的一种基本形态。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形成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促进相互合作和有效协调。标准为人们提供规则和秩序，通过共享信息、协调行动、集体决策等，减少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减少不确定性，促进了协调与合作，最终对经济绩效产生作用。以通信网络为例，若存在数量众多、标准不一的通信网络，则可能由于各自使用者较少而使网络难以被充分利用，减少市场扩张机会，此时市场上相关方将乐于合作，共同制定接口标准和兼容性标准，接入不同组件的产品和服务系统，促进技术扩散，降低接入成本，吸纳更多用户，提高社会整体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