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容易在众多研究著作中,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马达汉:前一个马达汉,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担任俄国军官,参加过1904年的俄日战争,杰出地完成了亚洲腹地的情报探险,与沙皇尼古拉二世保持了良好的私交,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俄国出生入死;后一个马达汉,则在十月革命后辞去俄国军职,回国帮助芬兰摆脱俄国而独立,直至1946年辞去芬兰总统职位为止,他几乎都在抵抗俄国的控制和入侵的岁月中度过。同时,对于不同领域的历史研究者来说,马达汉无疑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一方面是作为亚洲内陆的科学考察家,他已经开始被中国边疆史、民族史学界广泛关注;而另一方面作为以欧洲东部为活动中心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则在西方近现代史学者的笔端不断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