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扛着锄头，抬脚时锄头也高高举起，落脚时锄头锄在地上，走一步就是一个坑，女人跟在男人身后，从手中的袋子里掏出一把种子，撒向坑里……2011年，武晋初到非洲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佩雅佩雅村，看到当地农户种玉米的方式，颇有些吃惊。这种方式很传统很粗犷也很辛苦，但辛苦没能换来丰收，每亩49公斤到82公斤的收成。同时期，中国农村玉米平均亩产，是佩雅佩雅村产量的至少十倍以上。

那一年，也是中国农业学者和坦桑尼亚农户一起种玉米的开始，以密植增产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劳动集约型技术，开始在这里落地生根。

十年过去了，作为第六届中非民间论坛分论坛活动之一，“小技术大丰收10年成果现场会”11月16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教授武晋、徐秀丽、唐丽霞向新京报记者讲述了在坦桑尼亚种玉米的故事。10年间，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来自中国的“小技术”，确实实现了非洲玉米的“大丰收。

被“播种绳”改变的玉米田

非洲农业人口目前为5.8亿，以农业为生计的人口占比48%，坦桑尼亚更是有近80%的人口从事农业，玉米则是当地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当地农民们会将玉米磨成面，再做成口感类似中国发糕的食物日常食用。

“但当地农民习惯于广种薄收，田地里玉米种植密度严重不足，每英亩大概只有6000株到9000株。在这样的种植方式下，玉米的平均产量只能达到每英亩300公斤到500公斤，换算成中国的亩制，也就是大约每亩49公斤到82公斤，产量非常非常低。同一时期，我国的玉米亩产已经达到了数百公斤乃至上千公斤。”徐秀丽向新京报记者介绍道。

虽然播种方式相对粗犷，但专家们调研发现，当地玉米的“秃尖率”比较低，即玉米果穗的顶部秃尖、穗粒数少的概率比较低。“这说明土壤自然肥力的供给还算充足。”武晋讲，到坦桑尼亚是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团队首次到海外开展行动性的项目，让中国的农业发展方案在海外得到应用，探索中国发展方案在国外落地生根，也是团队去坦桑尼亚的初衷。

考虑到当地农民没有财力承担化肥与农业机械，李小云团队根据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经验，设计了以合理密植为核心，辅以间苗补苗、中耕除草保墒、培土等只需要劳力投入的一整套劳动密集型玉米密植方案。

但如何才能让当地农民更直观地掌握精耕细作的播种方法，改变过去随意估算株距行距的做法？最后是同行的周圣坤老师径直跑向当地小商铺，买回了一根绳子，亲手制作了“播种绳”，难题迎刃而解。

“绳子每隔30厘米系一条彩带，用以标记播种的点。我们在田地里插上了木桩，播种时，把‘播种绳’两头绑在木桩上，农户们按照绳子上彩带的位置进行播种，这样就确定了精准株距。行距则通过摆放在垂直于‘播种绳’的一根长75厘米的木棍确定。一行播种完成后，农户们将木桩移到地上木棍的另一端，如此往复。”武晋曾多次在田地里，拽上绳子，手把手地教农户“播种绳”的正确使用方法。

“后来，农户们都学会了自己制作‘播种绳’。”武晋说。实际上，这样的精准确定株距和行距，在提高种植密度的同时，还极大方便了后续锄草工作。

初期只有一个人愿意尝试

对于这些每天走村探户、在田间地头进进出出的中国农业学者，佩雅佩雅村的村民有些好奇，但让他们一下子就打破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传统种植习惯，用中国式精耕细作去种玉米，几乎没有可能。“刚开始在佩雅佩雅村推广农技，确实是很困难。”唐丽霞说。

在当地推广新技术的第一年，只有一位名叫沙玛的执行官员找到他们，表示愿意试一试所谓的中国技术。但前提条件是，不能在他自家的地里试种，而是在村里一块很小的公用土地里种植。沙玛是当年第一个愿意尝试新技术的人，也是那年唯一的一个。

勘查土壤状态，挑选相对优质的种子，合理的株距行距种植、定期锄草和浇水……沙玛尝试用中国技术种下了玉米，令他和当地农民们没想到的是，这一小块实验田，当年产量就提高了整整一倍。31户、44户、53户……而后几年，佩雅佩雅村新增的示范户不断攀升。中国技术逐渐在当地被认可和传播。

因为当地农民抗风险能力很低，所以玉米的收成高低，决定的是全家人的饭碗。前期当地农民不愿意在自家土地上试用新技术，唐丽霞非常理解。即便是主动站出来的沙玛，其实最初对于中国技术也是半信半疑的，而他之所以选择尝试，是因为看到了村里一条不长的主路，在中国团队的协助下，首次被修得平坦；看到村里实实在在建起了村公所，村民头一次有了议事办公的地方。

当然，局面的打开不仅仅限于一条路变平坦或是一个村公所的建立。每一位到非洲的中国农业学者，都是做足了功课的。

2013年2月至3月，徐秀丽第一次到非洲调研时，撰写了300多页的调研笔记。每天住在农场，早上六七点起床，走村串户，和农户们聊天，做访谈，晚上吃过晚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将白天的场景复刻出来，形成笔记。这是徐秀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国外调研，也是最难忘的一次。“第一年先了解在当地的中国人，第二年进入非洲农村，了解非洲农民对中国援助的观点。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他们住着最简单的房子，但对生活非常乐观。天很蓝，云朵高高在天上，下面住着一群热情好客的坦桑尼亚人。”徐秀丽说。

在更早前的实践调研中，中国技术曾因为不被当地农民接受而被迫选在土壤条件贫瘠的土地，遭遇水灾、旱灾而没能得到更好的应用。

2018年，当时做出“播种绳”的周圣坤老师再次回到佩雅佩雅村，发现全村450多户中，已经有75%的农户采用了中国技术在种植玉米，产量也提高了50%到180%不等。截止到2021年，李小云教授团队“小技术大丰收”已经在莫罗戈罗省10个村子大规模推广示范，农户们对中国技术的态度也从最开始的无人问津，到纷纷踊跃报名。

让当地农民参与其中

一张铺着大红色桌布的桌子，一位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佩雅佩雅村的村民正在桌子前对着一台崭新的台式电脑——这张照片拍摄于2011年，至今依旧保留在武晋的手机里。

2009年，武晋因为一个非洲减贫农业发展项目，第一次到非洲农村，认识了当地经营剑麻农场的中国农业发展集团，而这也为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团队来到莫罗戈罗省，与该省政府、坦桑尼亚苏科因农业大学开展合作，在佩雅佩雅村率先研发推行以密植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劳动集约型技术埋下基石。

“第一次到非洲农村，我们带了电脑等一些办公设备过去，当地人也很开心，但是到了那里，把电脑摆在桌子上，我们才发现，当地根本没有通电，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不能想象的。相反，我们带过去一些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民使用的传统农耕工具，当地农户高兴地跑来告诉我说，‘非常好用’。”

在武晋看来，在当地最难的不是没有通电的村庄、修通一条路或者深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教农民种植，而是中非思维文化的差异。“当地小学四年级教材里的一篇课文，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课文里说，小兔子发现家里没有食物了，他就问妈妈，没食物了怎么办？他妈妈告诉他说，明天会开一个party，那样的话，邻居们家家户户都会拿出好吃的来互相分享，我们就有吃的了。”课本里妈妈的答案让武晋相当意外。“如果在中国，妈妈可能会告诉孩子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勤劳致富等等，这也是中非文化差异的地方。”

“我们在佩雅佩雅村修示范路，建示范村公所的时候，当地人很自然地认为‘你要建就建呗’。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要做的项目，并不是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直接一下建好，这对于中国援外项目来说是更容易做到的事。但是，我们更希望强调的是示范作用。”武晋说。

中国曾是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接受援助最多的受援国之一。而在接受援助时，中国一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将西方援助项目纳入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以实现自主性的发展目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李小云团队在项目进行时，也正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坦桑尼亚方的主动性，希望当地人能成为项目以及自身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佩雅佩雅村，老师们试图在一些小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时，让当地农民也参与其中。“我们从一开始就避免强调资本的投入，侧重传授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我们也侧重带动当地政府人员的投入，让他们主动来做这些工作。这样的推广方式在中国农村脱贫非常常见，但是在非洲还很少得到应用。”

对于中非差异化，徐秀丽也深有体会。“受传统西方援助方的影响，当地专家和村民更倾向于用现有预算为项目服务，没有预算就不做事，比较被动。当中国团队到来时，当地人发现我们的预算并不多，他们对项目也就半信半疑。于是，我们就邀请当地人到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参观、培训，用中国遇到类似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实例，逐渐打消了当地官员的顾虑，用平行经验激励合作伙伴，说明在资本缺乏的情况下，通过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力，同样可以实现发展目标。和传统援助方有繁琐的项目任务书、严格的逻辑框架、政治上的附加条件不同，中国人的对非发展合作并不单方制定刚性的援助方案，更注重非洲当地的需求，通过共商共建，有针对性地分享中国发展经验，促进当地的发展。”

此外，徐秀丽在调研中发现，工作组原想着“小技术”种植并获得增产后，农户会自动地宣传推广中国种植技术，但当地人却告诉她，这种宣传会被乡亲们误解成炫耀；她也曾在前期调研时，对村民的年龄等基本信息进行搜集，却有当地的热心人士提示她，问对方年龄，尤其是询问老人的年龄，会被视为不尊重对方。

“很多西方援助国在当地都会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我们也去参观过。所以对于初来乍到就和当地村民同吃同住，还总往田间地头里跑的我们，农户们其实是充满好奇的。在中国人思维里，深入一线、言传身教是身为老师应尽的责任，但是当地人只把教学作为本职，并不直接服务一线生产。”唐丽霞说。

村公所开始有当地特色

黄色的墙壁、红色的房顶——如果说第一个村子佩雅佩雅村的村公所颇具中国特色，那么从第二村子瓦辛巴村开始，当地村公所等就非常具有当地特色了，因为从外观设计到颜色搭配大多出自当地村民之手。

“这意味着，我们的项目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从这一阶段开始，我们刻意退后一步，让当地政府去做。”武晋说，第一阶段主要还是靠中国专家的引导，第二阶段时，他们开始注重当地政府的能力建设。

一方面，他们邀请上级官员多次访问项目点，给村里的政府官员以执行的动力；另一方面，他们或在当地开展培训活动，或是邀请官员来到中国参观学习，实地观摩中国基层干部是如何“包村包户”的。团队里的李小云教授将其称为“技术性经验示范”之外的“制度性经验示范”。

“事实证明，当地人非常聪明，更有商业头脑。”在瓦辛巴村，徐秀丽观察到，在过去荒地上建起的村公所旁，渐渐聚集起了当地人自发修建的酒吧、商店等商业设施。同时，收入增加的农民开始雇佣劳动力，带动了周边村庄的就业。

2017年，唐丽霞再次到访瓦辛巴村时，发现当地很多人盖了新房，有家庭甚至有余钱送孩子出去上学，很多人购买了新的农具，原来村里的小卖店1个月去城市进1次货，现在每月要进货3至4次了。“以前当地人认为农业是糊口，现在发现农业也可以真正带来收入。他们也开始有针对性地保存种子用于第二年生产。当地农民有了经营农业的意识，这对整个村庄的经济活跃程度、观念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现在，参与示范的农户每年玉米收获后还会留出8公斤适应中国技术的改良种子，也就是一英亩土地播种的量，交到不曾参与示范的农户手中，帮助他们走上减贫的第一步。2018年，项目进入到第三阶段——在莫罗戈罗省的10个村中推广1000户，被称作“千户万亩玉米密植增产技术示范工程”。

蜕变与未来

“今年1月13日举行了‘小技术大丰收’玉米增产项目线上交流会，旨在奖励本项目中扎根基层提高当地民生的10名**农业推广员。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委省政府、中国农业大学和坦桑尼亚苏科因农业大学是主办单位。从活动策划到10位**农业推广员推荐，都是当地自己主动完成的，获奖的农业推广员每人奖励了一辆摩托车，以方便他们日后更好地下乡开展工作，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由此看来，10年，带动当地人自发地发展目标，可以算是兑现了。”

从2011年第一次去非洲，到2020年疫情前最后一次去坦桑尼亚，唐丽霞发现当地机场翻新了，出租车更规范了。那些在农大上学培训的坦桑尼亚同学，回到当地都成为了农业骨干，“这些都让我和同事们为那里高兴。”

实际上，十年时间，变化无处不在。电脑在佩雅佩雅村已经不是摆设，几年前，坦桑尼亚的农村开始陆续通电了，其中就包括了佩雅佩雅村。

眼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受此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团队短期内无法到坦桑尼亚去，这对每年都会往返非洲多次的项目学者们来说非常难熬。好在当地的村子也有了网络，建立了国际微信群。“Do it”，这是李小云团队与非洲同行一起创建的微信工作群名——团队通过线上与坦桑尼亚的同行、农户们时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玉米永远是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遥远的非洲，土地都是慷慨与公平的，人们花了多少心思与汗水，土地默默记录，自有回报。

“真正的非洲，和想象中的太不一样。”在中非农业合作项目推进的十余年时间里，包括李嘉毓在内的一些中国学生，通过在坦桑尼亚乡村的田野调查，改变了他们对非洲的看法，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生活细节；同时也有不少非洲年轻人，来中国的学校、乡村游历，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非洲的政府官员和农业技术骨干，仍保持着阅读中国新闻尤其是农业领域新闻的习惯。他们中，有人爱上了“非洲烙饼”，有人怀念着重庆火锅，中非农业技术合作与交流，结出的果实不仅是土地上逐年丰产的玉米，更加珍贵的种子，已经在年轻人的内心悄然播下。

专注坦桑农业 从本科延续到了博士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3年以来，已经派出6届农村区域发展（国际发展方向）本科生，去坦桑尼亚海外实习基地实习。参与实习的学生们，年龄多在20岁左右，他们需要采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以及非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将当地村庄农业发展以及中非农业合作项目的状况，用文字、图像真实地记录下来，而且要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们见证了中非农业技术交流合作带来的改变，也为在非洲村庄推广种植技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非洲是多样的、丰富的，每一座城市和村庄，都不一样。”发展研究专业博士三年级在读的李嘉毓，在2015年到2018年间，去非洲实地考察4次，第一次去还是本科刚毕业，如今她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仍是围绕坦桑尼亚的农业发展。

莫罗戈罗市城区向东26公里，是中坦两国合作支持的村级减贫示范项目所在地瓦辛巴村。李嘉毓来到这座村子，发现已经有村民的玉米地里，引入了控制作物间距，犁地、除草、培土等中国农业生产技术，通过走访得知，示范户的玉米单位产量比以前高了2.5 倍；而且由于木豆-玉米间种技术的推广，农户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还增强了应对极端气候气象变化的能力。

位于达累斯萨拉姆以西约240公里的达卡瓦镇，有一处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那里有10公顷试验田种植着玉米、杂交水稻和大棚蔬菜，有一些中国技术专家为当地村民们提供技术培训。李嘉毓走访附近村庄发现，中国种植技术在当地特别有口碑，很多村民告诉李嘉毓，采用来自中国的一整套劳动密集型玉米密植方案后，自家农田高产了。

“但仍不是所有人都选择使用高产的技术，怎样让当地的村民们愿意也能够使用更好的农业技术呢？”李嘉毓告诉记者，除了访谈当地的村民们、技术专家和官员，还需要研究支撑该区域农业运转的制度体系，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外部发展环境，来自学生们的调研与思考不断被两国的学生们探讨后提出，“时间真快！从2015年至今，竟然已经研究非洲农业六年了。”

去非洲会会朋友 结婚也随份子钱

盼着新冠肺炎疫情尽快结束，李嘉毓盼着再去非洲，而且必须顺便去肯尼亚内罗毕市，去拜访已经认识五年的好朋友克瑞斯。“他在中国呆了半年，是个‘中国通’。几个月前，他结婚，我还给他随了份子钱。”李嘉毓笑着说，克瑞斯很了解中国习俗，“他收了份子钱后，还说以后会在我结婚的时候，也要给我份子钱”。

1988年出生的克瑞斯，2012年在中国留学，现在是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东非的工作人员，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刘宝。他告诉记者，自己上次去中国还是2018年，但现在还是会浏览中文新闻。那时候去过北京、重庆、广州，虽然很喜欢重庆，却受不了重庆火锅的辣味。“刚去重庆上学那会儿，天天吃米饭。”克瑞斯说，现在在非洲住着，反而特别怀念重庆火锅的辣味了，“当年下苦工夫学中文，是希望能和中国人建立商业合作关系，没想到认识了许多非常要好的中国年轻人。”

“最喜欢非洲有种叫做‘Chapati’的饼，有点像中国的烙饼。但味道和烙饼又不一样。有非洲当地朋友知道我喜欢吃这个，会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给我做好多。”李嘉毓说，没接触非洲之前，总觉得我们和他们是两种不同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吃美食，“国家与国家的交往听来蛮宏大的，但实际上个体之间的朋友式交往，是更有温度是更真实的体验。”

1998年出生的刘懿锋是家里的独生女，当她告诉父母要去非洲考察的时候，母亲的态度有些犹豫。“那个时期，新闻报道非洲的埃博拉病毒比较严重，母亲十分担心去非洲的安全问题。”坦桑尼亚很多乡镇没有路灯，路面也比较颠簸，蚊虫很多，但刘懿锋觉得，和老师、师兄师姐们在一起，旅途就没那么辛苦了，反而平添一些日常生活中难以见到的乐趣，“如果再有机会，还会再去非洲。非洲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带给人不只是异域的新鲜感，还有一种现实生活带来的冲击感，让你特别想踏实做一些事情。”

坦桑尼亚仍有很多本地人只说斯瓦希里语。在当地调研时，刘懿锋认识了坦桑尼亚留学生埃丝特，埃丝特主动要求担任翻译员。“她激动又开心地向当地人介绍着我们，带我们品尝村里农户家的木薯，帮助大家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她还教我们怎么挑选当地的西瓜，告诉我们马赛人的独特文化。”刘懿锋说，在今年6月，埃丝特无法返回中国参加毕业典礼，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自己陪伴她走完了论文预答辩、修改、最终答辩的全程。

1990年出生于辽宁省阜新市的陈玮冰，第一次去非洲，已经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博士生了。他看着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的一些现代化建筑，有些惊奇，“非洲的有些医院、酒店，还是挺先进的。城市里的街道上，大多是行人，反而有一些中国喧嚣的城市里没有的一些平静。”

街头上，一些坦桑尼亚的年轻人开着摩托车，招呼陈玮冰搭乘，“当时我心里有疑虑，不知道坐他们的摩托车安不安全。”陈玮冰向一个见过几回面的警察询问，是否可以相信这些摩托车呢？警察说可以，没问题。“当时，我便走向一个摩托车小哥，告诉他我想到的地方。他用英语告诉我费用是1000先令，约合3元人民币。后来，他把我安全地送到目的地。最后，我们还拍了照片。”

陈玮冰说，“在充分了解之后，尽力对周围人保持最大程度的信任，那么你会发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人们可以得到很大的乐趣，这种乐趣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甚至说着不一样的语言，但可以互相信任，这不就是人性的光辉吗？”

以其他文化为镜 学会反思与珍惜

刘懿锋在2016年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在坦桑尼亚乡村调研期间，脖子部位因蚊虫叮咬发炎鼓起一个包，回国后做了一个微创手术。在2019年，已留校读研的刘懿锋又一次随团队赶赴坦桑尼亚。“从在中学历史课本中，第一次看到凝聚中非友谊的‘坦赞铁路’，到初入大学时老师所讲述的中非合作项目，就觉得一定要实地看一下，才能了解那片大陆。”

坦桑尼亚之行后，刘懿锋完成了《坦桑尼亚村级治理结构》及《坦桑尼亚地方政府设置和人员配置》报告。自己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也开始发生了改变，原因在于，“以其他文化为镜子，学会了反思和珍惜”。

“坦桑尼亚‘禁塑令’的执行惊人地高效，颁布之后，从首都到省城，再到乡镇或村庄，如今几乎很难见到塑料袋的使用。”刘懿锋说，坦桑尼亚民众的环保意识超乎自己的想象，在回国后，便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尽最大可能减少使用塑料制品。

从坦桑尼亚回国后，刘懿锋开始严格要求自己节约粮食，也总提醒身边人参与“光盘行动”。“当时在坦桑尼亚的乡村，见到一些村民，他们的一顿饭，就是从树上摘下来的一些香蕉或者几块木薯。”刘懿锋说，“当亲眼看到他们的饮食体系，我们会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食物的珍贵，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个体的幸运，会更加强化对于‘光盘行动’的责任与使命感，真切体会到节约粮食的意义。”刘懿锋谈到：“在食堂用餐的时候，现在会比以前更加注重防止食物浪费，总会主动和食堂阿姨说只要半份即可。”

用文化沟通打破刻板印象 不要先入为主

“非洲年轻人和中国年轻人要是都愿意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会变得更好。”克瑞斯告诉记者，自己游历一些国家发现，其实每个国家的人都是善良的，但人们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不了解对方，从而带来很多误解，这样是无法带来有价值有意义的交流的，建议中国和非洲的年轻人，多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很多时候，彼此之间相互了解文化背景，才是真正沟通的开始。”

坦桑尼亚青年史蒂文•塞米曾随团来中国考察，他们只去北京访问了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的乡下，我们一块吃饭。他当时说了一下他对中国的印象，他觉得北京的样子就是中国的缩略图：极度发达的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高度文明的城市人口；此外，快速整洁的高铁，也会令人印象深刻。”

陈玮冰回忆，史蒂文•塞米在描述中国的时候，完全是以北京为描摹对象。“但是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乡镇，它们和城市发展依然有很大差距。”陈玮冰说，中国很多乡镇和非洲乡村面临的问题，有些是一样的，比如都有“乡村空心化”的问题，需要引来优质企业、产业，来吸引年轻劳动力回流。

“很多人在接触其他文化的时候，或持有一种防御姿态，或持有好奇与观望，或见到外国人会因为语言交流等问题而不好意思，但是一旦开始尝试慢慢交流，有一个愿意了解与学习其他文化的态度，这种由于不理解而形成的文化障碍就很容易被打破。”刘懿锋从非洲调研回到国内后，曾先后担任商务部主办的发展中国家援外交流培训项目助理、学院的留学生助管等，“现在接触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们已经有将近200多名，慢慢会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只有在交流的基础上，才能谈理解，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与选择，永远不要先入为主地因为一些刻板印象，或者被社会舆论构建的个例，而影响自己的选择”。

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值得学习 继续留校读博

今年36岁的雷米迪乌斯•埃曼纽尔，是坦桑尼亚多多马区的行政官员，在2018年，他以平均绩点3.8分，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并获得优秀硕士毕业生称号。他去过的中国省份超过15个，“我去过河北雄安，在那看到了一座兼顾城乡发展的新城的拔地而起；去过上海，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能源会议；还去过浙江省台州市，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农业机械博览会。”

雷米迪乌斯•埃曼纽尔告诉记者，现在自己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在地方区域的派出代表，主要职责是处理、解决好人们之间的冲突问题，保证教育、供水、农业等在内的基本社会服务能够正常进行，自己在工作中，会经常运用到在中国农业大学和在中国的城市、乡镇里学到的知识，“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两年时间里，我找到了让自己不断增长知识、不断提高领导力的成长路径，那就是通过有效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条件，去解决基于个体的社会问题。作为政府官员来说，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持之以恒地坚持道德、诚信和国家精神。”

来自坦桑尼亚农村的葛卜瑞尔，在2019年于中国农业大学修完硕士课程后，选择继续留校读博士，他觉得中国青年思想开放、勇敢，“他们总是喜欢学习新的东西，他们会对未来充满乐观，并刻苦努力地寻找方法，以便使自己跟上这个时代。这些，都值得我去借鉴。”

葛卜瑞尔认为，乡村振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的发展方向之一，这需要国家打破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长期城乡经济二元论，并在推进中，始终遵守共享发展、共享未来的理念；另外，中非在农业、教育等合作项目是中非关系中友好发展的重要方面，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中非可以实现共赢发展。

“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值得学习和应用，在我的家乡，农村人们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主要只有农业生产，缺少其他产业辅助。因此，乡村振兴战略里的生计多样化理念，可能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解决方案之一。”葛卜瑞尔说。

研究非洲 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

史蒂文•塞米同时还是中坦农业合作项目在莫罗戈罗省的技术推广人员，他告诉陈玮冰，在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区，村民们普遍觉得非常好，而且作为对照组的邻村村民，看到了前一年运用中国技术增产获得更多收入的情况，也想加入到运用中国技术的行列中，但是坦桑尼亚农村也面临着年轻人流出的情况。“很多年轻人出外打工，不愿意将自己的土地照顾很好，导致土地产量不高。”史蒂文•塞米说。

2020年，陈玮冰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国际发展与国际援助相关的课程。他时常给学生们讲，“世界上70%的人口，都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研究非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个真实的世界。”

“我们不能忘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看待世界的态度，来源于网络视频、电视等，但这些信息有时候呈现出的是美化过的世界。所以，去考察非洲是接触了一面反映真实世界情况的镜子。”陈玮冰告诉记者，中非两地虽然有不同的制度、文化，但在农业方面仍面临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问题：农村人口流出，城乡发展不均衡，社会福利不健全。

克瑞斯路过过中国的华北乡村，他轻声告诉记者，“感觉中国的农村还是要比非洲村庄发达一些，那里能看到有很多人在劳作。”克瑞斯认为，现在非洲很多年轻人想拥有高薪的城市工作，而不愿建设乡村，但我认为，乡村要发展起来，还是不能离开年轻人参与。

李嘉毓觉得，非洲乡镇虽然没有像中国乡镇一样，有比较多的路灯、楼房和水泥道路，但能见到成群结伴的孩子们，在路边上玩“抓石子儿”、“弹玻璃球”的游戏。她希望新冠肺炎疫情能够早点结束，再去非洲会会那些好久没见的朋友，还有植物茂盛的村庄，大家一起工作与聊天，仍像从前那么快乐。

整整10年前，第一次见到中国学者时，当时42岁的法图玛·穆卡姆巴并不知道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在这个位于东非的偏远乡村中，偶尔也能看到外来的游客，他们浮光掠影一般地走过村落，对一切都保持着好奇心，但又从不真正深入这里的生活。

法图玛·穆卡姆巴没有想过，这些来自中国的学者，前后在这里停留了10年。10年之中，教他们怎样用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增加农作物产量，帮助他们盖房子、修整村庄，还教他们的孩子读书。

村里来了中国人

佩雅佩雅村，一个普通的东非农耕村庄，位于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村民们以农业为生，种植玉米、小麦等旱地作物。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人们靠天吃饭，每年只种一季，收成高低全靠运气。

坦桑尼亚气候复杂，既有典型的热带草原气候，也有热带山地气候，来自东部海洋的季风，同样影响着这里的气候。莫罗戈罗省位于坦桑尼亚的中部，横跨东西，兼具多种气候特征。

莫罗戈罗省省长罗阿塔·萨纳雷向新京报记者介绍，莫罗戈罗省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不仅为当地人提供食品，也是工业材料和对外出口商品的主要类型。因为多样的气候条件，这里种植水稻、玉米、小麦、棉花、蔬菜、甘蔗等作物。

和飞速变化的中国不同，位于东非的坦桑尼亚，时间的流速是缓慢的。在法图玛·穆卡姆巴数十年的生命中，村里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改变，老一辈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传到下一代依旧在使用。

曾做过很长时间莫罗戈罗省副省长的慕康果告诉记者，当地一直都有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专家和援助项目，作为本地的农业管理者，他也曾和许多援助专家接触过，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学者，像中国学者这样，频繁进入普通的农家，进入一块块农田里。

2011年，中国学者们到佩雅佩雅村考察，法图玛·穆卡姆巴还清楚地记得，来村里的中国专家很不同，他们异常关注村民们生活的细节，看自己的房子，看房子里的家具，问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情况，最爱做的是下地观察玉米的长势。

“他们考察玉米地，到家里和我们聊天，看我们饲养的家禽，好像对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东西都有兴趣了解。”今年74岁的奥马里说，他住在另外一个名叫瓦辛巴村的村庄里。和中国专家们对他们的一切都感兴趣不同，奥马里并不知道这些人是来做什么的，甚至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非洲的农技推广官

2012年，在当地一个叫“千里马”的村庄，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这里建成，正式开始投入工作。这个示范中心的任务，是筛选适合当地农业生产的技术，并进行推广。

几乎在第一时间，当时30岁的阿德里安·巴尔塔萨·鲁维耶马穆就参加了示范中心提供的技术培训。起初甚至谈不上踊跃，他告诉记者，他是被他所在地区的农业官员派遣的。

技术培训最短的要持续两周以上，最长的达到数个月。在第一次培训结束后，阿德里安·巴尔塔萨·鲁维耶马穆就喜欢上那里的培训内容。

“中国学者教给我们的技术，很多都是我们很容易就能使用的，比如如何选用新的种子，比如使用有机肥，而不是化肥，再比如密植。”他告诉记者。

阿德里安·巴尔塔萨·鲁维耶马穆的家，是一个4口之家，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农业，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不仅为一家4口提供了食物，卖出去的粮食，也换来了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对我们来说，增产，就意味着家庭境况的改善。”

位于瓦辛巴村的维罗妮卡·卢加诺，参加培训班的原因更简单一点儿，维罗妮卡·卢加诺是一位农业专业的学生，2014年，从学校毕业后，她加入了培训班，学习这些与学校里截然不同的知识。“在坦桑尼亚，许许多多的农民，都还在用粗放的方法种田，尽管农业是人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但缺乏相应的技术，使得农业的收益非常低。”维罗妮卡·卢加诺告诉记者，“我希望家乡的农民，能够用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产量和质量提升。”

玉米是瓦辛巴村村民们种植的主要作物，过去许多年中，村民们开垦荒原，几乎很少管理。维罗妮卡·卢加诺告诉记者，在当地，1英亩玉米，基本上只能收获3-4袋，“那时候，人们认为这是正常的，没有人去了解，在农业发达的国家同样面积的玉米产量，可以轻松超过这里10倍以上。我想做的，就是让我们的农民，真正学到一些增产的技术。”

收成让当地人震惊了

对于维罗妮卡·卢加诺来说，中国的技术总是非常具体。她告诉记者，在培训中，她学到了一整套简单可行的技术。

“首先是翻耕，播种之前先进行深耕。其次是种子，选择更适应干旱环境的品种，是增收的必要基础。再次，播种时，每个孔播两粒种子，孔之间的株距、行距也有非常具体的要求……”维罗妮卡·卢加诺告诉记者，在当地，从来没有人想过，种地还可以有这么精细的流程，“在过去，人们把种子随意地撒到地里就不管了，非常稀疏，如果碰到干旱，发芽率不高，长成的就更少了。”

“没有人这么种过玉米，也没有人知道这么种的效果。”阿德里安·巴尔塔萨·鲁维耶马穆告诉记者，在推广之初，农民们并不相信这些技术，也不相信他们描绘的前景。

法图玛·穆卡姆巴也是后来才逐渐采用新技术的，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基本没有人相信中国专家所说的技术，虽然有人承诺尝试，但实际上，真正播种的时候，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干的。”

在莫罗戈罗，气候的差异使得不同区域的作物生长季差异极大。播种时间最早的地方，12月份即可播种，最晚的，则要到次年的2月左右。每年的5-7月，则是收获季。

在农业技术推广的第一年，整个佩雅佩雅村，只有一个技术员按照约定使用了新技术。这引发了许多人的围观，“从来没见过那样种玉米的，太复杂，也太辛苦了。”法图玛·穆卡姆巴说，“和以前的种植方式相比，新的方法，投入的劳动要多出来很多，但收益如何尚未可知，这是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的主要原因。”

不仅是农民，在农业官员的眼中，这些技术的效果同样是不确定的，莫罗戈罗省经济与生产处副常务秘书罗莎丽娅·韦格斯拉告诉记者，“最开始的时候，技术合作，只在一两个村推广，我并不确定是否能真的有效，是不是真的能够推广开来。”

事实证明，来自中国的旱作农业技术，在同样干旱的非洲真的有效。维罗妮卡·卢加诺告诉记者，第一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获得了丰收，“每英亩差不多能有12袋左右，这刺激了许多观望的农民。”

改变的除了农田还有村庄

“从2013年第一个村子开始，到2018年增加到10个村子。这些技术的推广非常快，效果也远超想象。”罗莎丽娅·韦格斯拉告诉记者，这些技术被称为玉米增产小技术，“之所以称为小技术，是因为这些技术非常简单，既不需要规模化的农田，也不需要大机械，更不需要特别高深的专业知识。任何一个农民，哪怕不识字，也能学会，只要肯付出更多的劳动，就能收获更多的粮食”。

“以前从没想过，玉米可以这么种。”奥马里告诉记者，看到有人试验成功后，他动心了，从示范中心领到了新的种子，按照新的技术种下去，“特别麻烦，株距、行距都有具体的要求，要用绳子或者尺子量好了才能种。”

对比是强烈的，东非草原上的旱地里，两块相邻的玉米地，一块用传统方式种植，地里长满了草，遮住了稀稀拉拉的玉米，另一块新方法种植的地里，整齐而高大的玉米，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结着饱满的穗子。“现在我所有的地，都是用新方法种的，产量比以往至少高出3倍，除了自己吃、销售，还有一部分可以用来做饲料，养羊。”

奥马里如今盖了新房子，新房子里装了自来水，家里还建了羊圈。养羊的技术，也是来自中国的学者。

“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下地教我们种玉米，在村里的时候，则教我们养殖技术、教我们如何修葺村庄、整理村庄的环境卫生。”奥马里说。

砖头和水泥筑成的新房子，比土夯的旧房子更坚固，也更舒适方便，玉米增产带来的收入和养殖的收入，让这个家庭的生活，变得轻松了很多。

改变的不仅是奥马里一家，10年后的瓦辛巴村，已经完全和10年前不同了，村庄整洁，道路干净，家养的禽畜让村民们心里踏实。

10年来，每年的播种季、收获季，奥马里总会在村里见到那些熟悉的面孔，他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也知道他们到来后，会去哪里，做什么，“最开始，他们用英语和手势和我们交流，有时候有本地的官员做翻译，慢慢地，他们也学习我们的斯瓦希里语，我们也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丰收之后还有更多期待

10年以来，莫罗戈罗省的10个村庄里，玉米已经经历了3次增收，水稻、小麦、蔬菜等，同样获得了丰收。

罗莎丽娅·韦格斯拉在考虑，下一步，需要向中国学者学习什么？

“经历了10年推广，许多农民的观念已经变了。”罗莎丽娅·韦格斯拉说，在以前，农民被动地接受培训，看到高产的试验田，才开始学习丰产技术。但现在，他们开始主动了解品种改良的知识，寻找更好的种子，“很多农民主动找我们，向我们咨询新的知识和技术，不仅是种植的技术，还有养殖技术，新的装备等。”

罗莎丽娅·韦格斯拉告诉记者，来自中国的增产技术需要大量的人力，但坦桑尼亚毕竟人口较少，这也是新技术推广相对较慢的原因之一。中国学者告诉他们，在中国，还有很多小型的农业设备，比如手持的割草机，价格不贵，也很容易操作，对当地人来说，这些设备很有用，“用新的技术种植玉米，每年要进行3次田间锄草，如果有小型设备，可能推广效果会更好。”

法图玛·穆卡姆巴告诉记者，在以前，一场疾病，或许就会让一个家庭崩塌。“前几年，我丈夫生了一场大病，住院很长时间，如果在以前，我们这个家庭几乎不可能承担这些费用，但现在，疾病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债务。”

10年来，她盖了不止一所新房子，多余的被她用来出租。除了地里的玉米，她还种植了项目推广的“木豆”，这是一种极其耐旱的植物，可以食用，也可以做饲料。正是卖木豆的钱，支撑了她丈夫的治疗费用。而其他收入，则让她的儿子上了大学。

“过去几年，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希望在未来，中国的学者能继续来我们村里，我也相信，他们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知识。”法图玛·穆卡姆巴说。

知识改变命运，在非洲的小村庄中，越来越多的人真切地感受到这句话的力量。奥马里把他的两个孙子送到了学校，这是中国学者的建议，但其中，更多是奥马里自己的期待，期待两个孙子努力学习，在未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十年过去不是终点

“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我们的村子变得这么快。”今年已经37岁的维罗妮卡·卢加诺告诉记者，在她接受培训，成为本地的农技推广官以来，村子里多了很多新房子，村里的路也修好了，中国学者们会在村里举行很多文化活动，帮助孩子们接受教育，这些事情，改变了村里每一个人的生活。

维罗妮卡·卢加诺负责在本村所有农户中推广新技术，她了解村里每一家人的情况，经历的所有变化，10年中，这个原本粗放耕种的非洲村落，距离现代化越来越近了。“土地上的产出，是最直接的证据，村民们收入的提高，生活的变化，则是他们追求新知识最大的动力。”维罗妮卡·卢加诺说。

2021年初，莫罗戈罗当地政府和中国学者一起，举办了一次奖励农技推广官的活动，维罗妮卡·卢加诺是获奖者之一，奖品是1辆新的摩托车，这让经常奔波于村庄和农田之间的她，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儿。更重要的是，从新技术中获得的收入和奖励，给了她更多的自信心和对长远生活的规划。她告诉记者，她未来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自己的示范农场，让更多的人，可以在她的农场中，看到新的技术，学到新的技能。

阿德里安·巴尔塔萨·鲁维耶马穆也一同获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他正打算找机会继续读书，在过去10年中，他已经获得了农学学士的学位，希望能够在未来继续读农学硕士。他觉得，“相信硕士的学习，不仅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还可以让我有更好的科学思维、更强的逻辑分析能力，最终可以更好地解决农业所面临的问题，帮助农民减轻贫困带来的负担。”

新的学习历程，至少要在12月之后才能开启。与遥远的中国不同，12月，坦桑尼亚的平均气温能达到20℃以上，降水丰沛，正是适合播种的季节，农技推广官们，又要忙碌起来了。

从被动进入现代化进程，到大国崛起，百年历史中，苦难和屈辱渐渐远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一步步实现。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被动地学习西方，也在学习的同时真正感受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开始真正拥抱世界。

“我们不再是一个被动加入到地球村的成员，而是开始主动与世界融合，并在全球范围内，分享我们的经验，承担自己的责任。这正是我们在非洲种玉米背后一个新的大背景。”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

文化自觉 从被动到主动融入

新京报：很多人都知道，你一直在中国的农村做扶贫和乡村建设工作，但很少人了解，你也在非洲做类似的工作，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小云：大概有10年了，我和我的团队，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去非洲。每年坦桑尼亚夏季，也是当地的旱季，玉米成熟的时候，我会带着团队的同事和学生去那里，和当地干部和农民收获我们一起种的玉米，安排来年的计划。

新京报：为什么是去非洲？

李小云：中国的百年现代化，是从被动卷入开始的。这其中留下了很多屈辱的记忆。百年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的发展非常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曾经是一个被修建铁路的国家，现在，我们帮着非洲和亚洲很多国家修建铁路。这40多年的转型变化，更多人看到的是，我们国家内部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方面的变化，也看到了我们在海外的变化。但实际上，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变化，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自身对待世界的看法，我们对世界的责任等。我们在非洲种玉米这样一个看似简单技术的行动，背后的原因也恰恰在这里。

新京报：这种变化和去非洲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李小云：改革开放40多年，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天的我们，已不再是那种被动融入世界的情况了。作为地球村的一员，我们有了做出积极贡献的社会心理和冲动。这恰恰是我们走进非洲的基础。

新京报：这一变化有无具体的契机？

李小云：2004年，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意味着，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对中国的发展成果有了高度的肯定。如今六七亿人摆脱绝对贫困，这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成就，对全球来说，也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2004年，是中国与世界、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自己也开始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外部的世界。

新京报：从个人的角度，你也有类似的变化吗？

李小云：从我个人来说，2004年之前，就一直作为一个和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的专家，做过很多减贫助贫的工作。这个过程中，我是一个学习者，学习西方先进的经验。但慢慢地，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国家和世界的交流，我们自己所累积的经验，也开始可以帮助一些地方。也在那个时候，更多的中国学者发现了另外一个空间，一个和我们有类似经历，但又完全不同的空间，就是非洲。我感觉到一种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是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所孕育出来的，在这个时候，逐渐地觉醒。在过去，我们以民族主义构建国家，到现在，我们希望突破原来的空间，进入更大的世界，希望把我们自己的价值，纳入到全球体系中。中国人的“天下观”有了实践的新空间，我们希望中国的发展实践和经验与世界相互联系起来。

所以，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世界，研究亚洲，研究非洲。他们不是去做生意的，而是用思想和经验把握世界，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这是中国发展催生出的一种新文化。

身份变化 应警惕“优越感”的出现

新京报：你最初接触非洲是什么时候？

李小云：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我当时在欧洲学习，从欧洲到了东非的坦桑尼亚，去那里做实地调研。那是我第一次去非洲，当时的印象是，感觉非洲和我们的大西北很像，特别干旱。

2004年全球扶贫大会之后，我开始研究全球减贫的问题，非洲也是我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在当时，我曾做过一个中非减贫的对比研究。2008年，我再一次去坦桑尼亚，这时候，我自己的身份其实有了一些变化。如前所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一个从发展中国家出来的，是被动到西方去学习的“学生”，顺便到非洲考察调研。再一次去的时候，我们的国家相对非洲已经比较“发达”了，所以多少是带着一些“优越感”去的。这样的身份变化，我觉得像是一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身份变化”。

新京报：怎么看到这种变化的？

李小云：几十年中，不同阶段，以不同的身份去非洲，这种微妙的变化，恰恰是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中心—边缘关系变化的一种呈现。我们到非洲，不管是种玉米，还是做别的事情，其实背后蕴含的意义，远远超过事情本身。

新京报：你提到的“优越感”当时体现在哪里？

李小云：举例来说，许多在中国特别普通的事情，在那里却很难实现。比如玉米，在华北平原，亩产800斤，1000斤，甚至超过1000斤，都是很普遍的事情，农民在玉米中套种大豆等作物，也都司空见惯。但是在非洲，我们在不同的省调研发现，当地农民的玉米产量非常低，亩产只有150斤左右，高一点儿的，也就200斤。当然，他们的大学、研究所的试验田里，产量还是很高的，但农民的地里不行。

新京报：产量低的原因是什么，那里土地贫瘠吗？

李小云：并非如此。我们发现，产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种植密度不够，1亩地普遍只种1000株左右。在中国，密植的玉米，1亩地起码要种4000株。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在坦桑尼亚，没有农民懂得。所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确实会产生一种“优越感”，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非洲的农民怎么能不会。

新京报：怎样看待自己的“优越感”？

李小云：这其实是一种情绪，我自己也会反反复复地提醒自己，不能有这种“优越感”。好在，我们接受了很多教育，那些知识和观念，过去我们知道，但不理解，到了非洲以后，开始逐渐理解了，也可以更好地调控自我。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百年前的时代，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文化自觉，足够的全球意识、世界公民意识，使我们真正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

助贫增收 我们分享给非洲人什么

新京报：帮助非洲农民增收减贫，具体而言，会援助他们怎样的技术？

李小云：在援助过程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平行经验”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适合当地情况的技术。事实上，在我们去之前，已经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团队在当地做援助工作。我们发现，这些援助存在一些问题，并不能让当地农民更多地受益。

新京报：问题出在哪里？

李小云：非平行经验的传播，往往会提供很多超越非洲发展情况的方案，比如灌溉农业、机械化农场等。以坦桑尼亚为例，当地地广人稀，从道理上来说，发展替代劳动模式，确实是一条技术路径。问题在于，当地同样严重缺乏资本，也就是说，极少有人买得起拖拉机。就算能买得起，也用不起，承担不了高昂的能源、维护等成本，包括道路条件不足造成的损耗，也非常高。平行经验，就是考虑当地发展情况的基础上，采用那些最简易、最朴素、最容易被当地农民接受和采用的技术。

新京报：怎样的技术是适合的平行经验，这些技术从哪里来？

李小云：其实这些平行经验我们自己就有。中国当前的农业现代化，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我们的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7%，完全依赖农业的人口比例，也降到了20%左右，我们的主粮领域，机械化率超过了80%。我们和非洲国家已经不一样了。但在过去，我们长期有过和非洲国家类似的阶段。在农业生产劳动密集的时代，我们通过合理密植、有机肥、间作、轮作等许多技术维持了我们的生计。这些其实也是旱作地区普遍行之有效的经验。我们在非洲推广这些经验，对他们来说，是现阶段具备可操作性的增产技术。

新京报：他们会想要更好的技术吗？

李小云：很多非洲人到中国，看到我们的农业，说他们也想学，想做农业现代化，我跟他们说，这当然是未来的目标，也是很好的想法，但要有个过程，不是马上就可以照搬的，因为还不具备条件。

新京报：平行经验的推广，效果如何？

李小云：2011年我们开始在第一个村子推广，教当地人这些技术，到现在10年了。10年来，从最初只有1户采用我们的技术方案，到后来变成10户、100户，原来的1个村变成10个村，1个地区变成覆盖全省，现在变成千户万亩示范农场。10年变化，放在中国这个飞速发展环境中，变化不算大，但放在非洲，变化就很大了。

施以援手 我们自己得到了什么

新京报：10年非洲援助，你认为我们得到了什么？

李小云：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我们国家发展了，开始帮助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帮助是单向的，甚至是“拯救式”的，我们帮助非洲，是在“拯救”非洲。确实，我们的很多援助项目，对当地的帮助非常大，当地政府非常支持我们的项目。但同时，我们的帮助绝不仅仅是单向的“拯救”，这些援助项目和援助活动，给我们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学习机会。我们学习到了新的作物种植系统，学习到了非洲人如何和缺水、缺化肥、缺钱做斗争，尤其是他们食物的多样性，如何更多地获取植物蛋白等。这个过程也让我们更好地从全球视角、非洲视角去重新看待自己。非洲人是我们全球化的老师。

新京报：我们是不是在学习怎样建立全球视野？

李小云：是的。因为你每天都在和他们互动，在这些互动中，你会了解到，冲突在哪里？自己所谓的优越感是如何产生又该怎么克服？你的合作伙伴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看待你的？在相互交流中，我们会接受不同的意见反馈，不断地校正我们自己看待自己的态度，不断地学习，怎样真正去融入世界，真正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京报：这些反馈是否产生了切实的作用？

李小云：从个人角度看，我觉得收获是巨大的。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些收获，不管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恰恰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重新构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构建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个缩影。所有这些构建，都不只是简单地从政治、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进行的，必须要有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连接，在经济、社会、日常生活的场域中，通过交流和互动，来反馈到思想、精神、实践的层面，进而从这些领域，再转变到政策、战略的层面。

援助非洲的过程，恰恰是中国在一个新的全球体系中认知自我的重要扩展。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互利、看到文化交流，但并不容易看到那些潜在的东西，比如通过交流和互动，潜移默化建立起来的人道的、人文主义视角下的精神融合。也不容易看到知识分子在进入全球体系中的种种反思。而这些东西，恰恰都是非洲朋友提供给我们的，在不断地增强我们的自信，增强我们的软实力。非洲人是我们的老师，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言谈、接触，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经验，这永远是非常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