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原产美洲，在山东俗称地瓜，又有红薯、白薯、甘薯、薯蓣等不同称谓
种植业自原始耕锄农业产生以来，一直是山东农业的主要产业。明代以前，山东地区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谷、大小麦及豆类，经济作物是桑与麻。明代以后，为适应人口增长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山东的农业种植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一些产量较高、适应性较强的粮食作物，如番薯等，也相继扩大引种，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粮作的构成，形成了崭新的产业分布，为近现代山东农业种植结构与生产布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番薯原产美洲，在山东俗称地瓜，又有红薯、白薯、甘薯、薯蓣等不同称谓。明万历初、中年间，福建商人陈振龙由吕宋（今菲律宾）传入我国后，主要在南方一带传播种植。万历末，著名农学家徐光启上《甘薯疏》，全面介绍甘薯价值。
明·《徐光启像》
最早在山东向当地人民宣传介绍和主张引种甘薯的，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济南府齐东知县刘希夔。他在出任齐东知县前，曾在福建某地任职，“最喜食山薯”，对“味淡而甘，颇堪咀嚼”的甘薯深有体味。万历四十五年刘希夔调任山东齐东县后，读到了徐光启的《甘薯疏》，对徐光启总结出的“甘薯十三胜”极表赞同，认为“此诚美种可以引”。为此，他在为当地筹划“救荒策”时，曾打算“为民拟采”、引种番薯，然而最终未能付诸实践。明末著名植物学家、山东新城人王象晋在天启元年（1621）刊行的《群芳谱》中，详细说明了番薯的性能、树艺、藏种、收采、功用、制作等各方面，用较大篇幅介绍番薯的救荒作用。王象晋自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天启七年（1627）的20年间，在家乡新城县经营农业，并在此期间写成《群芳谱》。在此期间，新城县处于破坏程度均很剧烈的旱灾、涝灾或蝗灾的影响之下，因此王象晋特别强调番薯的救荒作用，并在《群芳谱》中单独列出。此后，在明末四十余年的社会动乱中，各地的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使人民难以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自然也就延缓了甘薯的传播。终明一代，虽然番薯始终未见在山东引种，但作为有“救荒第一义”之称的番薯已引起人们的重视。
明·王象晋《群芳谱》，用较大篇幅介绍番薯的救荒作用
入清以后，由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迫使人们不断谋求新的高产粮作，以解决日渐紧迫的粮食不足的矛盾。大约在乾隆初，番薯最先通过运河传入鲁西北一带种植。
随后，乾隆十四年（1749），陈振龙六世孙陈世元，利用往来于福建与山东两地的贸易机会，在胶州古镇引入番薯试种。陈世元曾长期客居山东胶州，对这一地区的“气候寒暄与土宜物性”非常了解。乾隆十二、十三两年（1747、1748），山东大部地区“凶荒相仍”，他亲眼目睹大批农民因灾荒而造成的“失业逃亡”惨状。为“以充民食”，解救灾荒，陈世元偕同伙伴，于乾隆十四年（1749）由福建运来薯种、农具及“习惯种薯数人”，在胶州的古镇“掘町试栽”。经过两年的试种，引种的甘薯“叶茂实累”，秋后“发掘，子母钩连，如拳如臂”，获得成功，于是本地农民“咸乐受种”。试种成功后，陈世元在乾隆十六年（1751）向当地官府建议推广。
乾隆年间，山东已是人地矛盾突出，自然灾害频仍，连年饥荒不绝，番薯始终成功后充分显示了其具有不择地、耐贫瘠、抗旱涝、产量高等优点，很快就引起了山东官府的重视，地方官从中认识到广种番薯可以减灾救荒。乾隆十七年，山东布政使李渭刊布《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对整地、栽植、管理、贮种、食用之法均有详细说明，尤其强调种薯之利，要求各地方官府劝民“依法种植”。山东不少州县就是在此劝种令下，开始番薯栽培。番薯的传播有赖于官府的长期推广提倡。乾隆四十一年，山东按察使陆燿颁刻《甘薯录》，教导东省之民广种番薯，以示劝导。值得注意的是，陆燿写作《甘薯录》时担任山东按察使，并不主管民政事务，所以他的行为很可能是一个地方官吏的主动作为。乾隆五十年，乾隆皇帝谕令毕沅将《甘薯录》多为刊布传钞，推广全国。乾隆五十一年，乾隆皇帝再次谕令各省“广为种植”。由于官府重视劝导，加之番薯本身具有的优势，因此很快就在“地少工薄，丰收且不敷所用”的山东东部与中部的山区丘陵地带传播开来。如在胶东半岛地区，乾隆中期，番薯就已“滋息遂繁”。嘉庆以后，这一地区的农民更是“竞种之，山田沙土，无不蕃育，所获可敌良田”，成了“几与五谷同”的重要粮食作物。在鲁中南及鲁东南一带的丘陵地区，自乾隆十七年“奉文劝种”后，“高阜沙土地，依法种植，最易生成”。乾隆中期以后，番薯在这些地区已成了“蕃衍域内”“所在有之”的“土产”，是“抵谷之半”的当家粮食品种。沂蒙山区的沙岗地“宜种薯芋”，“民间亦有种者”，其中沂水县、日照县与莒州不仅引种较早而且栽培面积较大，使沂州府在乾隆末期成为北方种薯的成功典型。总之，乾嘉时期，甘薯首先在山东的山区丘陵地带获得了较快的种植传播。
进入道光以后，山东人口突破三千万，人均耕种面积由乾嘉时期的3.6亩，下降到不足3亩；另外，由于棉花、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粮地面积相对减少，“岁丰不见盈余，欠岁则形拮据，如遇连年被灾，情状更不堪言”。因人口和耕地压力造成的粮食不足的矛盾，自道光以后愈加严重。鉴于这一状况，道光初即有部分地方官员上呈藩司，要求在粮食不足的地区扩大番薯种植。为此，山东布政使刘斯嵋颁发《饬劝种薯蓣札》，明确提出“甘薯者，乃杂粮中之一种”，把它与五谷并列，要求各地方官府“遵照将所禀情节，刊刷告示，劝谕乡民，务将番薯一项，广为栽种”，同时告诫各官府“毋得视为具文”。因此，自道光以后，番薯除在山区丘陵地带继续扩大种植传播外，此时更渐及到了平原地带。特别是在种植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较多的地区，扩大推广番薯种植的倾向更加明显。如在平度，自道光中期以后，为弥补因大量种植花生而造成的粮地不足，过去仅“最宜沙田、山田”的番薯，而“今（指道光中后期）洼地亦盛栽矣”。又如在“种花地多，种谷地少”的高唐棉区，自道光以后，也开始推广番薯，用以“增杂粮之种”。
总体来看，经过乾嘉道三朝百余年的引种推广，山东省约有半数的州县开始番薯的生产，其中东南丘陵山区种植已很普遍。与玉米的引种推广相比，番薯虽然引种山东较晚，但其普及速度却比玉米快得多。在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灾荒频仍的背景下，传统禾谷类作物大减产，番薯以其抗旱、生长期灵活、抵御蝗虫能力强等优点，成为最好的救荒作物，得到地方官吏的重视，每遇灾荒，政府就会极力倡导番薯种植。
明清时期，番薯在山东的引进与扩大种植，不仅丰富了粮作的品种，而且也促进了山区及丘陵地区的开发和对山地等贫瘠土地的利用，为缓解因人口增长所造成的粮食不足的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山东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节选自陈冬生《明清山东种植结构变化及对农业的影响》，《古今农业》2001年第2期
选文 ‖ 牧天
编辑 ‖ 牧天
审核 ‖ 子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