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张艺谋看上了莫言的红高粱,问道:“我想拍你的红高粱,800块可以吗?”莫言痛快地答道:“行啊,800块能买一头大黄牛了,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不到十分钟,张艺谋就拿下了红高粱的版权。

1986年,中国电影界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张艺谋决定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搬上银幕。那时,张艺谋刚刚在电影《老井》里崭露头角,凭借摄影与演技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而他心中早已萌生了当导演的强烈愿望。

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处于革新期,观众的口味逐渐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张艺谋敏锐地察觉到,作为导演,他需要拍摄一部能打破常规、具有民族独特气质的电影。而这时,莫言的《红高粱》正好闯入了他的视野。
 
《红高粱》以其狂野、奔放、带有浓烈乡土气息的文字风格,迅速在文学界引起轰动。小说所描绘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乡村,主角们在大自然的红高粱地里生活、抗争,充满着原始的力量与激情。


张艺谋读到这本小说时,被书中那股独特的生命力深深打动。小说中,红高粱不仅仅是一种作物,更是一种象征,一种对自由、抗争和命运不屈的象征。张艺谋立刻意识到,这部作品将是他作为导演的完美选择。
 
于是,他辗转打听,终于与莫言见面。那是一次简短而直接的会谈,张艺谋没有多余的客套,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想将《红高粱》拍成电影的愿望。800块钱,是当时张艺谋为版权付出的代价。

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个数字微不足道,但在当时,800块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足够买一头大黄牛。莫言没有过多的犹豫,他知道张艺谋有着深厚的艺术追求和强烈的创作激情,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张艺谋的请求,还表示:“你随便改,完全信任你。”
 
张艺谋拿到版权后,立刻投入到剧本的打磨中。作为一部小说,原著篇幅宏大,人物众多,要将其精髓浓缩在有限的电影时长内是极具挑战的。

张艺谋决定将重点放在女主角九儿的故事线上,通过她的命运来展现家族的兴衰和时代的变迁。九儿是一个敢于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电影界,展现这样一位充满野性和独立精神的女性形象无疑是大胆的尝试。

张艺谋希望通过这个角色打破传统女性形象的束缚,赋予她更加鲜明的个性和力量。
 
为了拍摄出最真实、最具冲击力的画面,张艺谋带领剧组前往陕北进行实地取景。他们在那里种植了上百亩红高粱,等待作物成熟,只为在电影中呈现出那片生机勃勃的红色田野。

这片高粱地不仅是电影的重要场景,更是整个影片的情感象征,象征着生命的顽强、命运的抗争以及民族精神的坚韧。

在那片红高粱地里,九儿与余占鳌的爱情故事展开,他们的情感在战火与动荡的背景下迸发出强烈的生命力,充满了戏剧性与张力。
 
在演员的选择上,张艺谋也颇费心思。为了找到能够完美诠释九儿的演员,他经过多番考虑,最终决定启用年轻的巩俐来扮演这个复杂而富有生命力的角色。

巩俐当时并不是广为人知的明星,但张艺谋看中了她身上的那股原始的、未经雕琢的质朴气质。事实证明,巩俐的表演让九儿这一角色活灵活现地展现在银幕上,成为影片中最亮眼的存在。

与此同时,张艺谋还找来了姜文饰演男主角余占鳌,这位角色需要表现出粗犷、勇猛和带有几分野蛮的男性力量,而姜文的硬朗气质与角色不谋而合。
 
拍摄的过程极为艰苦,电影团队不仅要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还要努力追求艺术效果上的完美。张艺谋对影片色彩的运用尤为讲究,他大胆地采用了红色作为影片的主色调,这种色彩充满了视觉冲击力,与影片的情感基调完美契合。

红色的高粱、红色的嫁衣、战争的血腥,这一切都在红色的主旋律中得到了升华,使影片不仅仅停留在视觉的层面,还在情感上深深震撼着观众。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与拍摄,电影《红高粱》终于在1987年上映。影片一经推出,立刻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观众和评论界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红高粱》不仅是一部成功的电影作品,更是一部带有强烈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1988年,影片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高荣誉——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史上首次在国际电影节上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也标志着中国电影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张艺谋通过《红高粱》确立了自己在电影界的地位,他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红高粱》不仅成为中国电影的里程碑,也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寻根之旅,引领了更多电影人从民族文化中汲取力量,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作品。
 
这部电影所传达的,远远超越了简单的情节,它将个人的命运、家族的兴衰与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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