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夜晚，我们一家人坐在洞子里剥玉米。突然间一抬头，我看见头顶的玉米架倒了，歪歪斜斜，顺着墙一边滑行式的扭曲，做了一个累了的动作。仿佛人困乏了要睡觉。

“伊伊……”像一个哑巴一样，我发了一连串的伊字语音。

爷爷突然也看见了，接着父亲，母亲以及奶奶……他们都看见玉米架倒下。玉米架已经倒了，顺着墙，倒在地上的玉米堆里。仿佛那是他们的父母家人。

爷爷笑着抱怨我：“你这孩子，架倒了就说倒了，伊什么吗？”

我笑，父母也笑，姐姐以及奶奶都笑。

我的反应很迟钝，后知后觉。如果我当时说出来，他们会急忙把玉米架扶正。那些架好的玉米就不会掉在地上，让人忙活二回。

思维是没办法改变的。从小我就反应迟钝。

那晚天气凉。秋天，我们又是坐在洞子口。洞子就是连接大门的那个敞口窑洞，晚上大门一关，就像个窑洞。只不过是敞口。

那晚天应该下着雨，记得很凉，也有微风。放在兔房上的灯火光一明一灭，扑闪扑闪的。好像也要睡觉。兔房和玉米堆打着对面，洞子只留个走人的一脚宽过道。

我很瞌睡，不敢说。父亲和爷爷又一次支好玉米架，把哪些掉了的玉米重新搭上去。

我的后知后觉，有时感觉傻乎乎的。那时，望着玉米架倒下，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砸了人怎么办？”

就是说不出。后来，我们家也种玉米，而且种得很多。玉米也不往屋里拿，连秆子挖回来，旋在杏树底下，一大旋一大旋。

看着那些苞谷䄭旋在杏树底下，我很高兴。常常和堂姐以及别的孩子，在那里面藏猫猫。苞谷秆围拢一起，上面紧旋，底下却是离得很远。一个孩子钻进去，那是完全能藏住的。旋很多，钻进去，很难找到，不知藏在那一旋。绕着杆子跑，一圈一圈，就是不知道人藏在那个旋窝里。最后，我们有两个方法，要么笑着跑出来，炫耀自己藏得深对方找不着。要么故意在里面弄出点动静，让对方找見，表示认输。

日子不经过，年轮像扩散的风。

那时候，我们都爱长辫子。把苞谷线抽下来，编成三股麻花辫，然后接在自己短短的头发上。走起路来故意一拧一拧身体，或者晃晃头，让那些长辫子动起来。仿佛自己是一个美丽的大姑娘，有着一甩一甩的长辫子。

很喜欢长辫子，特别是看着那些大姐姐们，把长长的辫子用手一握，然后潇洒地从肩上甩了过去。那动作很美，迷人。

我家大姐在我心中就很美。皮肤白皙，辫子长长。最主要的是，那时候很崇拜她。我很小的时候她就上中学了，我没见过她上小学。听他们说，大姐上学早，六岁左右。

大姐是在文革期间上的学。她是左撇子。开学写字用了左手，挨了老师一个耳光，她跑回了家。后来，又被奶奶送了去。一个耳光，让她改了左手写字的习惯。

苞谷旋上的玉米线我们编头发那是用不了多少的，我们就把那些线分出来，一样一样堆在一起，找一片干净的地方摆摊，像集市上那些卖丝线的妇人一样叫卖。

“快来看看，我的丝线好，五色的，七色八色都有。”

或者：“丝线，好丝线……”

自娱自乐。

那些苞谷线真的好看，绿的娇生生翠黄绿，仿佛新出的柳叶芽随风舞。还有红的，仿佛那个巧娘染的桃红，深深浅浅不一。还有那些马鬃红，颜色深，也耐看。还有一些深色的，我们叫它鸡屎红，那如同咖啡色。只不过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么洋气的名词。

有些线仿佛染色巧娘忘了它，没来得及给染色，季节就催着收获。因此，这些苞谷线是白色的，嫩生生粉白。

秋天，仿佛是一个趣味横生的季节。天气清冷，我们玩的却高兴。

后来，长大了，我家玉米秆还是旋在杏树上。那时，我们已经不稀罕长辫子了，更不会去摆摊卖丝线，藏猫猫的想法更没有了。

我们心中只想着怎样剥玉米，什么时候剥完。我和小姐姐两个人剥，每天一人剥一堆，然后被爷爷或者父亲挂上苞谷架。

苞谷架像一个横梁，又像院子里一座金色大桥，两三个支架。有一年，父亲突然不搭横梁了，他在院子里立了很多柱子。玉米像人一样，一个一个聚在一起，成了圆柱形。金黄的柱子杵立院子中间像一道道风景，很好看。

很多年过去了，关于玉米的记忆，一点一点在我脑海里淡忘。我几乎忘记了农村，以及农村的那些乡间生活。

奶奶过世了，那年她九十多岁，一家四世同堂。弟弟感慨地说：“今年的苞谷还是奶奶一个人剥的。”

父亲说：“你奶这一生，把力出完了。”

农民的后代除了撒把力气，一生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做为农民后代，我们将沿习他们的传承，一生高举农业精神。

如今远离乡下，但我的心中依旧镌刻农业梦。故乡，玉米，苞谷秆，以及那些玉蜀黍线都将成为我生命的一份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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