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来到北大荒

作者：冯敬兰

1968年6月13日一早，刚过18岁生日的初中女生我，背着书包去学校，不是去上课，而是去集合，统一坐专列开拔，奔赴遥远的北大荒。我是66届初中生，毕业大考刚过，正在复习中等着升学考试呢，文革不期而至。在学校闲呆了整整两年，文革初期的革命激情早就变成了无所事事和极不耐烦。今天就要和学校道别了，以后不可能再回来，我的心里却没有一点儿留恋。

“天天不上课，学生不像学生，教员不像教员，这世道咋乱成了这样？”母亲操着一辈子不改的河北老家口音，经常地唠叨，反复地抱怨，有的话如果被人告发，根本就是“反动言论”。我最不爱听母亲说话，觉得句句不入耳，常常在她数落我时用手指使劲塞住耳朵，看着她嘴唇不断地磕打，声音却变得遥远，我有种幸灾乐祸的窃喜。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幼年失怙，哥哥姐姐都已成年，母亲带着我艰难地苦捱着日子，对我的疼爱近乎专制，呵护到事无巨细的地步。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是那样强烈和不可阻挡，我巴不得到一个母亲找不到的地方，永远不回来。

这是文革中积压的老三届学生的第一批毕业分配，听说有保密军工厂、首都钢铁厂、棉纺厂、麻纺厂的名额，最不济还有大集体的西城红卫服装厂。不过，大多数名额是北大荒的国营农场，从1963年起北京就不断有学生被分配到那里。

如果想赖在北京，我也有理由，我一直免修体育，同学老师都知道我有青春期妇科病，苍白失血的小脸就是证明。我出奇的消瘦，168公分高， 47公斤重，长腿细胳膊，扁平胸，细脖子挑一大脑袋，搁现在这叫“骨感美”，那时同学们没人叫我名字，都叫我 “麻杆儿”。

我在毕业分配表里只写了三个字：北大荒，我知道写别的也没用。如果我去不了北大荒，没准儿下批就得去内蒙古、山西的农村插队。我是没有父亲的孩子，母亲拉扯我的艰辛点滴在心，18岁的人应该自己养活自己了，最干脆的独立就是去北大荒，每月起码有30块钱的薪水！

早晨出门时，我坚决不许母亲和姐姐送我，几乎是跑着离开家门，连头也不回。9点钟学生们准时集合，和我一批去北大荒的同学共120名，都是66届初、高中毕业生。10点钟我们将在北京站和全市上千名中学生汇合，其中有与我们“配对”的35中，我们是女校他们是男校。

这一天，这一列火车，标志着文革中北京市中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接我们的大公共汽车来了，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好的大轿车，前面的两块风挡玻璃特别大，挺像蜻蜓的大眼睛。我们唧唧喳喳地拥上汽车，快乐地挤坐在一起，汽车就鱼贯驶出了校门。永别了，北京师大女附中，永别了，我们的中学时代！

汽车在西长安街开阔的马路上奔跑，经过了西单、六部口、新华门，经过了与新华门隔街斜对的石碑胡同，我的家就住在那里。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下意识地回头张望。我一眼就看见了母亲，58岁的母亲坐在胡同口的花岗石灯座上，正茫然四顾。我坚硬的心哗啦一下就碎了，眼泪急涌上来，喉头也梗得几乎窒息。我急忙回过身来，使劲吞咽着眼泪，不让同学们发现。

那一瞬间的回望刻骨铭心，永远、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多年来只要想起，无不泪流满面。母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哪知道那几年娘是咋想你的？那是抓心哪！”少年时我把感情粗糙、心肠冷硬当成了坚强，不知多少次伤害过母亲。只有当我做了母亲，只有当我失去了母亲，我才懂得了怎样的想念叫做“抓心”。

那天三十出头的姐姐追在后面把我送到学校，就被我忘到一边去了。等我们到了北京站，姐姐和许多为我们送行的亲人们、同学们，像刚刚参加了赛跑，竟也同时到达！站台上人声鼎沸，在歌声、笑声、哭声和什么也听不清楚的叮咛中，火车缓缓移动了，直接开往北大荒的北京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站。这一去，就是几千里，人生的大幕从此拉开。

记忆里，那时的六月没有现在这么热。火车出了山海关，天气就凉快起来。一日三餐，午餐是大号铝饭盒装好的大米饭、红烧肉，以往从不接触的男中／女中的同学，在一个车厢里同吃同住，度过白天又迎来黑夜。一切感觉都是新鲜的，令人兴奋的，没有挥之不去的离别愁绪，没有对未来的灰心绝望。就像是去远游，是一次下乡劳动，大家唧唧喳喳，说不完地说，闹不完地闹。

天亮了，谁喊了一声：该起来了！车厢里有了骚动，干嘛呀，我刚睡着。又一人惊奇地喊起来：才三点多呀，太阳怎么就出来啦？原来东北的太阳比北京出来得早哇！

经过了许多城市——以前只是从地理课本上看到这些名字：锦州、沈阳、公主岭、四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最后， 1968年6月15日午后，在黑龙江省东部边陲一个叫“迎春”的小站，我们下车了。我在日记里写道：“下午到达迎春车站，人们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小雨下个不停。卡车把我们拉向四队驻地，黄土公路颠得厉害，我的脑袋不时地和老表的相撞，我们跟摇煤球似的，晃来晃去很好玩。总场欢迎我们的人，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大心，上边写着忠字，我们都觉得很新鲜。”

更详细的记忆也许并不准确，然而却是清晰的。在没有站台的小站迎春，沙土地湿漉漉的，一溜大卡车队列整齐地等待我们。上千北京学生迅速下车，集结完毕，爬上各自归属的“解放”或“嘎斯”，奔向八五二农场。一路上经过了一片片树林子、草甸子和水泡子，满山遍野都是绿，浅绿和深绿交相辉映，乔木和灌木连绵不绝。公路是沙土的，低洼处汪着一坑一坑的雨水。

到了六分场境内，车辆已经不多，每过一个生产队，车队就会减少一辆，许多小孩子争相把鲜花扔到继续前行的车厢里。北大荒的人真好哇，还给我们献花呢！我的第一封家信里，就兴奋地说了这事。后来才知道，六月正是草甸子里野花盛开的季节，白的芍药，红的百合，黄的金针，紫的马兰……还有大片大片的矢车菊和蒲公英，满眼全是。

终于，汽车驶进一个聚居点，在一栋红砖大房子前面停稳，小孩子们立即围了过来，看来他们已经等了好久。这个坐落在广袤田野中的生产队，叫六分场四队，以后就是我们的新家了。红砖房子是大食堂，也是全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有的集会和重要活动，都在大食堂里举行。

食堂后面，是成片黑黢黢的茅草苫顶的土坯房，食堂前面，有两座新落成的灰色小房子，分列东西，墙壁是荆条抹泥，房顶是灰色机制瓦，这就是男女生宿舍了。队长老邢浓眉大眼，留着小黑胡子，是1956年集体转业的铁道兵，他有些歉疚地说，这个马架子是临时的，等到秋天，同学们的新宿舍就盖好了。

一些老职工帮着，把行李卸下车，抬进宿舍。一溜大通铺，18个女生依次排开，打开行李卷，支好蚊帐。晚饭是炒韭菜，白面馒头。韭菜碧绿，馒头比碗都大！吃完饭已经八点多了，天色才渐渐暗下来。没有电，宿舍里点的什么灯，已经想不起来了。我们太困了，脑袋一沾枕头，就睡过去了。青春的睡眠是安静的，没有鼾声和梦呓，只有腿长个大的蚊子贴着蚊帐盘旋，翅膀震颤的声音，或许是那个夜晚最为响亮的声音了。

第二天，队里召开欢迎大会，授给我们每人一个忠字牌（即用红电光纸裱糊的心型纸板，有碗大小，中间贴一个黄色的“忠”字），戴在胸前。宣传队还表演了忠字舞。，只有进入黑龙江，才沿路看到这个阵仗，边疆省份发明的“忠字化运动”还真不一般，太好笑了。会后，每人领到一把锄头，从此，我们就是北大荒的人了。

北大荒的“大”，除了辽阔还有气魄。每个生产队的耕地都是几万亩，地块以数字排列，叫一号地、二号地，一块地号几千亩，播种、收割全部是机械化作业。机械不能干的活，人才去干，譬如玉米和大豆要用人力锄草间苗，一块大豆地横3000米，竖2000米，眼看着不远，半天锄不了一根垅。譬如麦收秋收，粮食进了场院，翻场收场、装袋入囤，连喘息的功夫都没有。譬如连阴雨中的小麦地，大雪埋没的大豆地，都要人力收割，站在没踝的稀泥或没膝的雪地里弯腰挥镰，滋味真不好受。

我们初来乍到，正是麦收季节，每天都有几十吨小麦从地里拉进晒场，从早上三四点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那不是干活而是打仗。一看天边有可疑云朵漂移过来，经验丰富的场院保管员就招呼大伙儿赶紧收场，连队上空响起紧急钟声，后勤人员跑步赶来，连刚卸套的驴马也牵来加入战斗。起先嘻嘻哈哈的我们，往往不等把小麦收拢苫好，大雨就瓢泼般砸下来。北大荒的天空瞬息万变，优秀的场院保管员就是气象专家，我们队的保管员、老铁道兵李顺义还是全国劳动模范呢。

天热活忙，人人汗流浃背，有次我不听老同志劝告，穿了件半袖衬衫，结果两臂的“阳面”晒出了累累水泡，水泡融合，大个的赛过鸡蛋，火烧火燎夜不能寐，就那样也没有误过半天工。把小麦全部摊平，它们晒太阳，我们躺在阴凉地的片刻，别提有多舒服了。

到连队过了大约半个月，副指导员老董（山东支边青年，当年27岁）找我谈话，说队里决定让我担任气象员和出纳，气象员只要6小时一次去气象站记录风向、风速、温度和湿度就行，出纳的主要工作是发工资和日常的资金收支。气象站在大野地里，半夜的查看实在犯难，我既怕鬼又怕狼，虽有要好同学陪着，也止不住心里发毛。出纳的活儿不难，我第一次发工资，从分场领来钱，不懂得要事先点好装袋，而是当场数钱，来一个发一个，好在最后亏得不多，就几毛钱。这些工作都是“业余”，一做完我就上场院去干活。

一个月后，小学校开学在即，连里又决定让我当小学老师，立刻着手准备开学的工作。看到同学们天天晒得面红耳赤，衣服后背全是白花花的汗碱，累得不言不语，一头栽在铺上，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亏心事。有天下工后，趁大伙儿去食堂打饭的空挡，一个同学对我说：麻杆儿，你知道同学们说你什么吗？你根本就没过劳动关，怎么能当老师？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当晚就去找指导员，坚决拒绝去小学校。

1958年转业的解放军前军官，胖胖的孙指导员听完了我不当老师的理由，呵呵呵地笑起来，像哄小孩儿一样拍着我肩膀说，女同志干会计和教员，是咱们这里最好的工作，队里让你干是对你的信任啊，当然，也看你还小，长得这么单薄，重活你哪干得了？我说我没过劳动关，老头儿说，劳动关可以慢慢过嘛，等你长结实了再大几岁也可以过嘛。

我负责教一年级和六年级。一年级的新生是我挨家挨户招来的，一共30人，最大的12岁，最小的5岁。5岁的小姑娘叫小燕，长得特别可爱，脸蛋上两个小酒窝，天生一副笑模样。妈妈起初不同意小燕上学，才5岁，大名还没起嘛，就去上学？我说大名叫海燕好不好？苏联作家高尔基有篇散文就叫“海燕”，她妈妈一高兴，就把女儿交给了我。马德花也是我上门招来的，她是个皮肤白皙的小姑娘，一头棕黄的头发天然卷曲，粉嘟嘟的脸蛋，胖胖的小身子，跑起来摇摇摆摆的，憨厚可爱，像个洋娃娃。

马德花6岁多，显然比小燕“成熟”，从我去她家招生的那天起，就成了我脚前脚后的小“跟班”，给我拿粉笔，帮我擦黑板，上课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做完作业总是想第一个让老师看。一年后当我辞职不干后，马德花几次跑到宿舍看我，总是追问：冯老师，你咋不教我们了呀？眼睛里满是遗憾和不舍。

开学了，边疆的学校也在百废待兴中。我教的“复式班” 有一年级新生30个，六年级老生3个，是3个老师中学生最多的。没有课本和教学大纲，每天教什么，没人告诉你，全凭自己编。一年级还好说，从1、2、3和A、B、C开始。六年级就很伤脑筋，只能从毛选里挑短文，再编些应用题，算做语文和算术两门。还教体育和音乐，体育就是大小孩子一块玩老鹰捉小鸡，音乐课就是唱革命歌曲。上课了，给一年级讲课时，六年级就抿着嘴笑，像是上边来听课和检查工作的领导，给六年级讲课时，一年级的孩子就大眼瞪小眼。

有时看到他们交头接耳，拉起一个厉声问道：“你们在说什么？”小孩子转身指着六年级：“他们说冯老师的外号叫麻杆儿。”真是的，哪里有什么师道尊严？如果看我气急败坏，大孩子反而像家长似的安慰我说，冯老师别生气啊他们不懂事。3个六年级的大孩子都十五六了，我干脆让他们仨做助手，分片包干指导一年级。几个月下来，大孩子虽没长进，小娃娃们却有了不小的收获，会做简单的算术，学会了汉语拼音和一些汉字。当然，也有几个小孩子把字写成蝌蚪文，特别是12岁的那个男孩，幼年得过大脑炎，他总把一个字分开写在两个格里，愣把中文弄成了日文。

一年以后，我坚决要求去农业排劳动，孙指导员被我闹得烦不胜烦，答应可以考虑我的要求。新学期开学在即，一个晚上，全队在大食堂集中收听最新指示后，孙指导员再次宣布让我当老师，我嚯地站起来，大声宣布坚决不当老师。老头儿非常恼火，手里扬起上级党委对教师名单的批文，严厉斥责我必须服从命令。散会后，与会者照例集合连夜**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拦住指导员，和他大吵大闹。第二天，我就被派往农业排劳动。

写到这里，我真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同学中许多是“老高三”“红五类”、共青团员，而我，出身不好、初中文化、白丁一个，凭什么总是受到“优待”？领导明明是出于对我的爱护，不让我做重活，把最好的工作给了我，我却执拗偏激，蛮不讲理，毫不领情。当我懂得感激和感恩时，那些关心爱护过我的北大荒前辈们，已经下世了。

转眼到了1970年，已经整编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北大荒各国营农场，按照上级指示将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运动，从基层抽调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队。春节刚过，地里没有活，每天半天政治学习。排长让我们班抽一个人参加工作队，曾经批评我没过劳动关的那个同学说，让麻杆儿去吧，她能写，算盘打得也好。大伙儿说，行！麻杆儿去吧。第二天，我就带着铺盖卷去了团部（总场），从此离开了我的连队和我的同学们。

工作队起用了大批文革中靠边站的干部，都是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军官，不少人打过仗、入过朝，刚届中年，在我眼里，他们就是北大荒的头脑和智库，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也许因为我在北京最好的女中接受过一流教育吧，童子功好，什么都知道一点，也有一定的能力，他们都很欣赏我。运动后期，我被留在团部直属商业连当文书。商业连统管全团的商品批发、零售、收购和其它服务业，在物资匮乏的年月里可以说是最好的单位了。文书负责管理文件和职工档案、户籍，协助领导处理各种日常事务，是个重要岗位，我出身不好又是白丁，连想也没想过会让我当文书。

老连长李振奎是解放战争中在河北家乡入伍、1958年转业到八五二农场的正营级军官，他对我是否团员，出身怎样并不看重，充分给予了我信任和尊重。看我能写会画，有一点雕虫小技，特地让工人把单位门口一块几米长的墙壁抹平涂黑，任我写写画画。我把黑板报办成了一个小杂志，每当更换新的内容，都会引来很多人看，成为商业连的文化窗口。

左2、3是当年我们连队的副队长夫妇，副队长是1958年转业军官

当时党团组织的发展工作已经恢复，对我家庭出身的函调如石沉大海，入团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不久，商业连老指导员病逝，来了新指导员，是从1966年集体复员兵中提拔的干部。可以感觉到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嫌他总板着脸，屁股又沉，老连长那么忙，他却整天坐在办公室翻报纸，真够没眼力界儿的。

有一次，从边远的三分场来了一个小伙子，进门就找领导“批奶粉”，说小孩出生20天了，奶不够吃，天天饿的哇哇哭。奶粉是紧俏物资，批准权限在连领导。指导员慢条斯理地盘问人家孩子出生几天了，为什么奶水不够……临了说：“嗨！我告诉你个好办法，不用喂奶粉。”人家急忙问喂啥呢？他说：“喂苞谷面糊糊，准保让你孩子长得结实。”那个小伙子急了，说刚出生哪有喂这个的？指导员严肃地说：“我小时候家里特穷，就喝苞谷面糊糊，哪有奶粉？！”那个小伙子再三央求，指导员也不松口。人家走后，我说：“刚出生的小孩，怎么咽得下玉米面糊糊？”指导员说，你咋知道咽不下？我小时候就吃那个，比讨饭强多了。我说赶明儿你有了小孩就给他喝玉米面糊糊得了。

有一天，新指导员对我说：“你的函调材料回来了。”我激动的心砰砰直跳，我已经22岁了，别的知青都在争取入党呢，可是我还没有入团，真是很没面子的事啊！指导员说：“你爹是畏罪自杀的，哎！你妈没告诉过你，你家和***有仇吗？”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早已原谅了指导员，因为他也年轻啊，却无法忘记他阴郁的表情。我说：“我母亲说他是盲肠炎死的。”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我，又问：“你以前真的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的。父亲的死是我难以启齿的秘密，在政审表格中我一直写着“因盲肠炎去世”。我父亲在肃反运动中自杀，那天正是他41生日，而我还不到6周岁。

父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祖上先后有二十几位在十八、九世纪考取过功名或是国子监的贡生。先祖们的事，家谱有详细记载，我家乡光绪年间修的地方志上记载有多处，父亲的高祖父是道光年间的武举人，武举人的胞弟是武进士，授蓝翎，后为道光皇帝的御前侍卫。父亲的家族辉煌了大约一个多世纪，在20世纪前半叶逐渐败落。父亲28岁参加八路军，曾经担任过察哈尔解放区蔚涿宣区的粮秣委员和副区长。他为什么要畏罪自杀？为什么选择41岁生日？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疑问。

后来，老连长告诉我，你那函调我看了，你父亲参加过国民党，不算啥大事，再说你那么小，懂个啥？后来我终于入团了。（1989年我回老家巧遇父亲旧识，担任过蔚县政协主席的长辈，问起父亲参加国民党的事，他说，国民党1948年最后一次撤退时故意把许多人写进黑名单丢给我们，你父亲就是这种情况。父亲去世多年，我知道真伪已无考。）

在八五二农场（后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3师20团）商业连工作的二三年里，是我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休息，什么叫做男女有别，什么叫做个人利益。我眼到手到，悉心做好份内份外的一切工作。

入冬要拉取暖煤了，我白天上班，夜里跟车去煤窑挖煤（农场的煤窑是露天的）；年底发布票了，我利用星期日，顶着“大烟泡”（狂风夹雪）把布票送到各家各户，一天之内把事办完；连里自盖家属宿舍，我把本职工作放在晚上，白天跟车拉砖、拉石头，到工地挑砂浆，上房顶钉檩条铺油毡……没有我不能干的活。即使生病了，煤气中毒了，只要不倒下，就咬牙坚持工作。

在劳动中，一个弱不禁风的小“麻杆儿”终于长成了身心健康的大姑娘。我还经常和团支书、上海知青唐坚（现为哈尔滨理工大学教授、北大荒知青联谊会秘书长）一起组织青年学习马列原著，给全连职工宣讲《***宣言》等。

2006年7月回到连队，住过的房子已经被拆

1973年初夏，大学开始恢复招生，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我是66届，又是北京名校学生，最拿手的就是考试，我信心很足。考试结束后不久，辽宁知青张铁生反对考试的***发表，考试成绩立即作废，改由群众投票选举。商业连4位合格候选知青中，只有一个名额，我得到了最多的选票。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钢铁学院电冶炼专业，因为我特别喜欢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里面的女主人公伊斯克拉，就是一位炼钢工程师。

我在十拿九稳的兴奋中等待着入学通知书。一天早晨，同宿舍的哈尔滨女知青小李子问我：“小冯，你父亲是被枪毙的吗？”我大吃一惊，问谁说的？小李子又问：“你哥哥是国民党兵，关在监狱里？”我更吃惊了，说：“我二哥当过解放军，还是***员呢。”小李子告诉我，某某前几天忽然来上班了，她在商店里挨个柜台说，不能选你上大学，你父亲被镇压了你哥哥关在监狱里你思想反动是个大学迷。

某某是现役军人、总场机关组织股长的老婆，不到30岁，以前在老家当过生产队的妇联主任，随军来到八五二后，安排到商业连当调拨员，该女子一直以“国家干部”自居，非常骄狂。前不久因为休完产假有半年多没上班，被扣了工资大闹办公室，拍着桌子对老连长破口大骂、恶毒诅咒，我气不过，惹了她。那个女人忽然来上班，显然是冲着我的。

我听小李子一说，立刻去找指导员，他既然兜里揣着我的函调，就应该主持一个公道。我说：“某某到处造谣说我父亲被镇压哥哥蹲监狱，你知道这不是真的。” 指导员冷冷反问：“为什么你非要上大学？不上大学就不能干革命了吗？”我被问的哑口无言，知道了他们是一伙儿的。指导员作为党支部书记，决定重新选举，这次不再经过全体投票，而是由班组长推荐。在指导员亲自主持下通过了新的名单，我名列最后。

我气得一下病倒了，发烧、半边脸肿得张不开嘴，连续几天不能吃饭，走路都直打晃，还坚持工作。我的好朋友唐坚、小李子和许多老同志都鼓励我要挺住，团支书唐坚在全连大会上义正词严地为我争辩，质问指导员为什么听任谣言蔓延？有的老同志冒着受打击报复的风险跑到团里反映情况。

很快，团里派来了工作组，了解和解决问题。正值中共中央下发了（1973年51号文件）保护知识青年的文件不久，针对我上大学出现的反复成为当地打击知识青年的一个事件。在工作组的召集下，商业连第三次群众推选大学生，我再次名列第一。因为延误，大学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我被当地的齐齐哈尔医士学校录取。

1973年8月，我离开了八五二农场。老连长李振奎和知青战友唐坚、小李子把我送到迎春火车站。5年前，我正是在这里下了火车，开始了我的青春旅程。

作者：冯敬兰，1950年生，祖籍河北蔚县。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下乡黑龙江宝清县852农场。1978年辗转河北任丘华北油田，1991年调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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