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大使：我现在入睡前经常问自己，二三十年后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判我们？我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是否为中美关系发展而不遗余力？我经常拿这些问题问自己。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强化中美合作、构建更加强劲双边关系的巨大机遇。首先是要合作抗击疫情，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药物，努力拯救生命，保障民生和就业，恢复经济增长，恢复世人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其次，双方还要恢复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朝核、伊朗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只要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中美合作就大有可为。
鲍尔森：大使先生，欢迎来到播客访谈节目。去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很显然，未来40年的美中关系将会变得大为不同。目前，我们两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5%左右，还是全球军费支出最多的国家。我们都是雄心勃勃、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都在关注美中两国如何相处或针锋相对。在双边关系紧张时刻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你的工作并不轻松。我一直很尊重你的专业精神和沉着冷静，尊重你代表中国政府努力了解美方对两国关系看法并寻求共识的努力。首先，我想从你如何开始个人职业生涯这个问题谈起。你生于1952年。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你二十多岁，见证了许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你是如何成为一名外交官的？你的外交职业生涯是如何开始的？你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受到身边事物影响的？
关于国家安全问题，任何国家都会有国家安全问题，这并非新问题。很多人一直关心国家安全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回顾过去四五十年历史，中美双方在深化和拓展双边关系的同时都妥善处理了国家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中美双方的国家安全利益因双边关系发展而受损。实际上，发展双边关系有利于国家安全。如果彼此交流越来越多，双方就能更好相互理解，知道对方是如何思考的、对方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方优势和弱项。这样你才知道同对方如何打交道、如何降低风险、如何促进互惠合作。这应是我们从过去四、五十年历史吸取的宝贵经验，为什么要改变它呢？
撤稿原因称，图6A中的GST-BAD面板的一部分在图6B中的GST-BAD面板中被重新使用。另外，图6C中的p-BAD-S112，p-BAD-S136和HA-BAD面板的一部分在图6D中重复使用。撤稿原因中还提到，作者表示，图像的使用不影响整体结论。
鲍尔森：回顾这段经历，你最满意的是什么？
崔大使：中国外交政策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在当今世界通过发展同各国关系来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满足人民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国对美政策是明确、一致、连贯的。如你所说，去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明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50周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自始至终希望同美方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而非对抗关系，希望双边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照顾彼此关切、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自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的本质，从未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丰富、更深入、更复杂、更全面。双方在很多早年难以想象的领域开展了合作。比如，你任财长期间中美共同倡导了二十国集团的进程，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在尼克松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抗击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美两国省州和城市之间、企业之间、机构之间也开展了良好合作。总之，我们之间已开拓了越来越多的合作领域，同时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分歧。实事求是地讲，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和经济制度等差异，中美之间难免存在分歧。但我们必须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两国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传染病、自然灾害，中美均无法独力应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中美应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也是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
本身是律师的全国政协委员简松年认为，按初步证据来说，郑文杰及刘康的行为已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因其行为已涉触犯香港国安法第29条中“请求外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和敌对行动”罪行。他建议，香港警方国安处可就他们的行为再发通缉令，一方面能表达立场，另一方面当能成功缉捕他们时能够加重刑罚。
鲍尔森：展望未来，美中关系是否有什么问题让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你认为未来美中两国最大风险和最大机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