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理论模型构建和分析为先导，在科学构建“五通”指标体系并进行有效测度基础上，利用9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1-2017年的样本数据，采取中介效应模型对“五通”的中介作用进行机制检验分析。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可以通过“五通”作用机制，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从“五通”分指标层面的作用机制看，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可以起到及时的促进作用，但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促进作用还未显著呈现；第三，从基于分类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看，“五通”政策的作用机制，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实践效果，要强于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实践效果；在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的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要比向“一带一路”沿线的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促进效果显著；在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地区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要比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洲国家和地区的促进效果显著；此外，在中国向亚投行成员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要好于向非亚投行成员国的促进效果。在中国迈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发展的新阶段，文章的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