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什么情况下可以认为是“为保存资料之必要”而可重制馆藏著作？
许多图书馆在推动“数位图书馆”计划时，由于市场上数位的内容有限，因此，将图书馆原有的纸本馆藏数字化、网络化，是许多图书馆希望采取的方式，因为可能可以透过著作权法第48条第2款的规定，在没有取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下，依合理使用的规定进行重制。但是，接受图书馆所提供服务的使用者，与著作出版市场的消费者，在一定情形下会产生大量重叠的现象。图书馆提供接触、使用著作的服务愈方便，读者在市场上购买著作的可能性就愈低，以致于产生图书馆服务与著作销售的替代效果，也无怪乎著作权人会产生反弹。
网络知名的Google公司于2004年底公布“Google Print Library Project”，拟与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史丹佛大学、纽约公立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合作，扫描各图书馆内之全部藏书，预计使约1500万本的图书数字化，未来将可提供书籍的全文检索服务。此计划一提出，即遭到出版业界来自著作权方面的质疑，并陆续有出版社提出诉讼，导致Google不得不暂停此一计划，调整该计划之方向，先就已逾著作权保护期间之图书进行数字化。这样的案例，也可以反映出图书、期刊等业者在面临图书馆依本款进行数字化的疑虑。然而，由另一个角度来看，欧陆国家为对抗网络世界英语化的问题，在Google数位图书馆计划的刺激下，也决定自行推动图书馆数字化，以避免因为网络查询所得多为英文文献，而使欧陆不同语系的特殊文化、学术影响力等在资料量的竞争下被边缘化。而在我国，又应该如何解释图书馆为“保存资料之必要”之重制范围，确实值得进一步思考。
著作权法第48条第2款，仅规定于“基于保存资料之必要者”，图书馆得重制其馆藏著作，至于如何判断“必要性”，并非由图书馆服务提供的角度出发，而必须了解到本款是一种为了平衡著作权人与公共利益间的规定，须综合考量馆藏著作的性质、重制的方式、数量、市场状况及其他相关因素，始得决定馆藏著作是否有重制的必要，或是否可以某种特定方式重制。
以目前国内图书馆运作的现状加以观察，报纸以微缩胶卷的方式重制保存已行之有年，由于报纸所使用的纸浆偏酸性，与空气接触面积大，容易老化变质，加上报纸装订、翻阅较不易，因此，报纸以微缩胶卷的方式复制、保存，一般认为属于本款所称之“为保存资料之必要”，并无争议。目前争议比较大的部分，是在于期刊有书籍的重制的部分。期刊的部分涉及馆际互借或远距的文献传递服务的问题，比较复杂；书籍的部分，则另外会涉及数位重制与电子书的发行的问题。
图书馆能否以期刊使用量大，经常造成期刊的毁损为由，主张依著作权法第48条第2款规定，以数位的方式重制期刊论文，并以数位的方式提供服务？笔者认为期刊的数字化问题，由于期刊有一定程度的时效性，当其发行期间经过后之一定期间，期刊购买或取得的管道即相当有限，因此，即令图书馆将其数字化，亦对其市场销售不致产生太大影响，因此，如果图书馆就已发行超过一定期间的期刊，以“保存资料之必要”为由进行重制，确实有主张合理使用的空间。然而，可以“重制”并不代表可以透过网络提供服务，无论是互联网或图书馆的内部网络，若将数字化的著作放置在服务器上，供其他电脑的使用者浏览或下载，都涉及“公开传输”的行为，著作权法第48条并没有就“公开传输”设有合理使用的规定，故图书馆即令数字化后，亦仅能以单机的方式提供服务。
至于在书籍重制的部分，由于书籍销售的期间较长，尤其是在网络无店铺销售的年代，有许多出版很久的图书，仍然可以在网络上购买。且书籍在印制时多以长期保存为目标，其纸质较佳，若非确实有毁损的状况，要以著作权法第48条第2款规定主张“重制”，恐怕有相当程度的困难。即令出版社并未发售“电子书”的版本，亦不构成图书馆可主张自行进行数位重制的理由。因此，就书籍的部分，除非已取得著作权人的同意，否则宜就著作财产权保护期间已届满的书籍进行重制较为可行。
事实上，图书馆为保存馆藏资料进行重制“必要性”的界线何在，永远是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而变动。理想的状况应该是由代表著作权人、出版界利益的著作权中介团体，与代表社会上庞大利用人利益的图书馆，就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出适当的准则，以供参考。目前由于国内缺乏运作良好的语文著作中介团体，在这个理想的达成上非常困难，可以想像短期内图书馆与著作权人、出版界的磨擦也很容易发生。对于图书馆及从业人员而言，依著作权法第48条第2款规定进行馆藏资料的重制，所需要的经费也相当高，通常是大型的计划专案，因此，建议可由图书馆界整体讨论规划，评估其著作权的风险后再行处理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