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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一天下午，毛主席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里，查看朝鲜战场的最新局势。
此时聂荣臻元帅推门进来，打断了毛主席的工作。他递给了毛主席一个急救医疗包，主席感到非常疑惑，没有明白聂荣臻元帅的用意。
主席询问道:“荣臻，你这么着急地递给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聂荣臻元悲愤地回答道：“彭德怀元帅发电报告诉我，我们送往前线的军事物资出了大问题。很多战士用完后，都出事了。”
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生气，并下令立即成立调查组，彻查此事，不放过任何一个凶手。
那么，聂荣臻元帅递给主席的这个急救医疗包究竟有什么问题，救治战士们不成反而害了他们呢？这批军事物资为何会出现纰漏，背后又会牵扯出什么大案呢？
露出马脚
抗美援朝时期，由于欧美各国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我们的军事物资都必须要依靠民营企业制造。
政府便将订单交给这些私企，委托他们制造加工。
因此由各地生产的一大批军事物资和医疗用品，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前线。
1951年底，身患重病的彭德怀元帅不再适合前线作战，组织上准备换陈赓将军接任。但在离开战场前，彭德怀还是放心不下前线的战士们。
在部下的陪同下，他来到部队的野战医院，看望在战场上受伤的志愿军们，同每一位伤员亲切地握手交流。
在和一位被截肢的伤员交流时，他了解到这名战士仅仅只是腿部中弹，并没有伤到骨头和要害，原本把子弹顺利取出来是能够完全恢复的，但其却被截掉了一条腿。
彭德怀元帅以为这应该属于医疗事故，马上把院长找了过来。他生气地质问院长为什么那位同志的腿会变成这样。
院长无奈地说出其实那位同志不是个例，医院里有很多轻伤患者，基本都快康复出院了，病情却突然恶化，伤口被严重感染，有的甚至发展成重症最后牺牲。
而医院正是为了保住那位战士的命，才选择了为他截肢。院长向彭德怀元帅介绍完情况后，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急救包，打开后递给了彭元帅。
彭元帅拿起急救包一看，结果发现里面的药品都十分劣质，纱布棉签看起来都像是被别人用过的，而且还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元帅马上就明白了院长意思，这批急救包存在着严重问题，它们的质量是完全不过关的，才会让那么多伤员用了以后加重病情。
他感到十分的震惊，究竟是那些资本家如此的丧心病狂，竟然残害志愿军战士。于是彭德怀要求院方马上摧毁这些害人的东西。
然后他第一时间给中央发电报，报告了这一重大问题。聂荣臻元帅收到消息后，立即找到毛主席要上报此事。
当时毛主席接下聂荣臻递过来的医疗包有些不明所以，聂元帅马上将事情一五一十告知了主席，并说：“
主席你手里拿的这个急救包也是被掺了假药的。”
。
听罢，毛主席拿起急救包里的假药仔细观察，愤怒地拍打桌子，然后把急救包重重地丢在地上，立即下令成立专案组来彻查此事，并要求犯事之人一个都不要放过。
在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的协助下，中央调查组赶赴这些药品的生产企业上海大康西药房展开调查，并发现这家药店背后的老板王康年有重大嫌疑。
也正是这时，王康年公司的会计董渊前往调查组所在地，递交了揭发王康年犯罪行为的检举信。
事情起因是在1951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派遣干部前往上海，去购买一批医疗物资。
当时闯荡商界多年的王康年，通过自己发达的人脉关系网得知了这一消息，
他觉得这是个发大财的机会。
他马上托关系找到了负责采买的干部，通过哄骗欺诈，拿下了这一个价值三亿的大订单。
但他并没有花心思去采购材料投入生产，反而拿着骗来的钱去做投机生意。
王康年根本没把采购药物的事放心上，到了和部队约定的交货时间，根本交不出货来。他东拼西凑才勉强从别处搞到仅有订单量一半的货物，抱着侥幸的心理便交上去了。
在货栈工作的马维善和滕仲年在清点货物的时候，发现货物根本没有交齐。他们让王康年马上把货物补齐。
但王康年却依旧选择了撒谎，他称自己还有一批货物在广州，要过两天才能交上。
然而两天后，马维善他们催促王康年交货，王康年又以广州那边的货物在路上耽搁了为借口，依然拒绝交货。
此时马维善提出一个建议，他让王康年就在上海重新采购药物，把差的药物补齐。
王康年眼看赖不过去了，只好不情愿地购买了一批便宜的药物应付交差，部队急需的抗生素、消炎药等却一样都没有买。
面对工作人员的再三催促，王康年表现得一点也不着急，反而厚颜无耻地淡定说道：
“朝鲜路途远，他们一时半会也用不上，这事我能拿得稳。”
由于前线战事紧张，志愿军采购员只能先将第一批货物送往前线，并要求王康年赶紧把剩下的货物短期内交上来。
1952年的1月5日，志愿军战士从安东发电报，催促王康年在十日之内，必须把全部药品物资交齐。
这次王康年想出了一个万分歹毒的主意。
他从杂货铺买来很多珍珠米粉和玉米粉，把这些粉末倒进孟山都厂生产的阿司匹林粉药瓶里里，
用根本没有药效的东西来代替前线急需的“孟山都厂阿司匹林”。
而且他还将没有经过消毒的针剂，以及已经被检查出存在质量问题的医疗器械全部打包装箱，用来应付采购员的检查。
他根本不采购战士们在电报中提到的、那些前线最急需购买的药品，如黄凡士林、血压器、消发啶粉等。
为了将更多的款项揣进自己的荷包，他只购买了一些便宜的满鱼肝油、当归素等去滥竽充数。
他将这些残次品送上前线，去毒害志愿军的生命。自己反而拿着钱，到处做非法生意。
他的恶行让他公司的很多员工都看不下去了，大家纷纷站出来举报他的不法行为。1952年的2月4日，调查组核实完员工们举报的信息以后，将王康年正式抓捕归案。
被捕后，王康年主动交代了自己所有的犯罪经过，他不仅侵吞了上亿国家资产，还拉拢、腐蚀了多名党员干部。
上海市人民法院严肃地审理了这起性质恶劣的案件，最终将王康年判处了死刑。
但王康年这种黑心资本家在当时并不是并不是个例，还有很多负责生产军事用品的企业干着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龌龊勾当。
调查组的同志们也明白，他们必须要把这些的新中国蛀虫都挖出来。
同志们仔细检查了运往前线的物资，发现给战士们送去的牛肉罐头很多都是馊的，鸡蛋粉都是用臭鸡蛋做的，大米也是发霉的，还有军鞋也是没穿过就鞋底开裂。
而且有些企业在做压缩饼干时，不仅用劣质发霉的面粉，还拿根本不适合人食用的石碱充当苏打粉。
人吃了这种有毒的饼干，身体也会被损伤。
还有的企业在给前线战场做防滑链时，把国家好的钢铁自己偷偷藏起来，用一些根本不合规的废铁来制造防滑链，还要索取高额加工费。
当时的朝鲜地区非常寒冷，而且基本都是雨雪天气，他们送到前线的防滑链却大部分都用不了。
没有能用的防滑链，我军的行进作战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大大加重了我军战士的伤亡。
本来志愿军们在武器装备方面就落后于美军，美军配备的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装备，我们的军人却还用着已经落后淘汰了的枪支。
在前线，战士们吃着过期发霉甚至有毒的食物，实在没有粮食的时候，大家为了充饥连树皮都要吃。
他们穿着有质量问题的草鞋，脚都被冻得皲裂，却还是坚持克服艰难的条件，为了保卫祖国而浴血奋战。
这让全国人民大受感动的同时，也强烈要求上级领导严惩这些发国难财的资本家。
于是，在中央领导的带头下，全国各地开展了一场检举并抓捕不法资本家和贪官的“五反”、“三反”运动。
开展反贪污运动
所谓“五反”就是1951年底由中央发起，在全国开展的严厉打击私营工商业者不法行为的斗争。具体指的就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而“三反”就是在党内开展的，针对的是全国党政机关干部。强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随着斗争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越来越多的黑心资本家和贪官都被揪了出来。
牛肉贩子张新根和徐苗新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抓住的典型代表。
当时前线战士们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作战情况也非常的艰辛危险。
尽管当时国家经济落后，物资极其紧张，但为了犒劳辛苦的志愿军们，给他们补充营养，让他们的生活能够稍微得到改善，
党中央还是下令花大价钱购买牛羊肉罐头送往前线。
军区将制作军用牛肉罐头的事情，交给了上海的一家民营企业来做。这家公司叫做益民工业公司，公司的员工在收到指令后。，前往市场选购新鲜牛肉来进行加工。
张新根和徐苗新知道这个“商机”后，马上拿钱贿赂了当时的上海后勤司令部官员杨伯卿。
他们商量后，决定由杨伯卿出面向益民公司的采购职员施压，张新根则负责给这家公司的采购负责人送高额好处费。
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益民公司将这个牛肉采购大单委托给了他们
。而益民公司负责人在他们俩这里收购的牛肉基本每斤都高达上千元，普遍高出市场价好几倍。这让他们俩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从中获取了几个亿的利润。
更可恨的是，他们不仅恶意抬高收购价格，买来的牛肉也根本不符合政府要求的标准。
政府要求采购的是黄牛肉，他们却用大量的水牛肉和马肉代替。
要知道当时每斤水牛肉比黄牛肉便宜了几百块，而马肉的价格甚至连黄牛肉的一半都不到，他们把中间的巨大差价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后来他们的野心越来越大，良心也被彻底腐蚀。
张新根直接把病牛便宜收来，将病牛表面腐烂发臭的烂肉用刀剔除。
然后他们将病牛肉放在工业稀硫酸里浸泡，延长肉的保鲜期，使得这些肉看起来色泽鲜红。最后再给肉涂上牛血，放进冻库冷藏，让这些肉看起来和正常的牛肉一样。
当卫生部的工作人员来检查用这些肉制作的罐头时，用肉眼根本看不出来是有问题的。
于是这批烂肉就这样被送上了战场，送到志愿军的手里。
牛肉罐头在战场上属于稀缺资源，能分到每位战士手上的都没几罐，大家都很珍惜祖国人民给他们提供的这些物资。
尽管战士们也吃出来了这个罐头的肉有问题，但他们不舍得浪费这么宝贵的东西。
他们也只是觉得应该是从国内运过来，路程太遥远了，才会有些变质，没有想到竟是自己的同胞故意偷工减料。
张新根和徐苗新这两个奸商辜负了志愿军战士们的信任，让大批同志在吃了牛肉罐头后出现了腹泻中毒的情况，也由此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
部队将情况报告给调查组，罐头的出产商益民公司很快就被揪了出来。经过上海公安局的进一步调查，背后的真凶张新根二人也很快浮出了水面。
警方第一时间将他们逮捕，并查封了他们制造黑心牛肉的黑作坊，收缴了赃款。
同时，对于收受了他们二人钱财的益民公司相关负责人和官员，也做出了严厉的处分。
随着“三反”和“五反”运动在全国的火热进行，更多的不法企业被揪了出来，而这家企业就是位于武汉汉口的富华电机棉花厂，他们厂的总经理叫做李寅廷。
1951年，中南军区向社会招募企业，将原材料交给他们，委托他们加工制造朝鲜战场急需的医用棉花、以及用于止血包扎的三角巾。
李寅廷的棉花厂也接到了军区的订单，军区将一批质量优良的好棉花交给了他，让他抓紧时间制造符合前线要求的医用品。
但贪婪的李寅廷看到值钱的好棉花，瞬间起了歪心思。他把部队发下来的棉花全部据为己有，去收购了一批质量低下的旧棉花。
这些棉花甚至是从垃圾堆里回收的，根本达不到医用标准。
而对于这么脏的棉花，消毒杀菌本来应该更严格，但李寅廷为了省钱，却完全不对这堆烂棉花进行消毒。
他将这些劣质棉进行漂白，制造出来的医用棉都沾满了细菌，还散发着异味。
他厂里的员工也都看不下去了，表示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使用。但无耻的李寅廷声称：
“这是军区因为经费紧张，才让我这么做的，我也是遵照的上面的要求。”
他辞退了大批不愿意干这种丧尽天良之事的员工，然后依旧每天成批加工、漂白那些烂棉花。
将烂棉花做成的三角巾和医用棉打包起来全部送往军区，最后由军区官兵送到前线医院。
军区负责质量检查的人员也早就被李寅廷用钱收买。
李寅廷还拿着倒卖军区优质棉的赃款，到处挥霍投资。
他天天在家数着沾满了战士们鲜血的赃款，而可怜的战士被敌人的炮火击伤后，还要在医院里被他送去的毒棉花摧残。
很多战士用了他们厂里生产的东西后，伤口感染地更严重了，甚至有人因此丢了生命。
李寅廷的丑恶行径，引起了人民的强烈憎恨。人民一致要求严惩李寅廷，给可爱的志愿军战士赔命。最终李寅廷被判处死刑。
武汉公安在抓住大奸商李寅廷后，乘胜追击又在当地抓到好几个发国难财的资本家。
1952年，这场为了治理抗美援朝战争后方的****乱象，而发起的全国性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贪官和奸商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们党领导及时发现了这些不法资本家的恶行，避免了更大的悲剧发生，为前线的人民志愿军的作战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没有让为人民流血牺牲的战士们寒心失望。
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有人铤而走险大发国难财，公然挑衅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也有李寅廷这种人，把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口罩重新漂白加工，高价卖给老百姓。
然而不法商贩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被绳之以法。以前发战争财的奸商和今天发新冠财的无耻之徒，都是要接受人民的审判的。国家要长治久安，就不能容忍这群社会蛀虫。
每一个人在国家困难的时候，应该像可爱的中国志愿军一样，想着去保护建设祖国，而不是自私地从中大肆敛不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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