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植物｜上海棉花往事，未完待续_新浪财经_新浪网

前面提及白玉兰的“市花”身份，而“棉花曾是上海市花”的旧闻也引发了人们的兴趣。棉花作为棉纺织业的象征，同近现代上海的兴起息息相关。据统计，在棉花当选市花的后一年（即1930年），上海产业工人共有28.5万人，其中纺织行业独占20万人之多。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上海共有纺织企业4552家，棉纺锭占全国总数高达47.23%。

而从今日的上海地区看，棉纺织品也曾是中国重要的外销货物。英人所云“南京布”（“nankeen”），其织造实则多在松江。棉花对上海经济贸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申报》上关于选择棉花作为上海市花的理由，亦充分显示了这种经济上的考量：

棉花为农产品中主要品，花类美观，结实结絮，为工业界制造原料，衣被民生，利赖莫大，上海土壤，宜于植棉，棉花贸易，尤为进出口之大宗，本市正在改良植棉事业，扩大纺织经营，用为市花，以示提倡。

然而，在形成重要的工业部门，或是成为货品远渡重洋之前，棉花首先是一种植物。

据学者考证，宋朝末年以前，棉花种植技术即已传入现今的上海地区。不仅如此，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不仅详解了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方法，还对当时上海县的棉花种植情况作出了一番估计：“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现代的历史学者，综合嘉定、宝山、青浦、奉贤等县的文献资料，认为明清时期上海地区棉花种植“以松江府辖上海县，太仓州辖嘉定、宝山、崇明三县为多”，仅此四县棉田面积总和已达300余万亩，占耕地面积比率约为50%，盛时可能高达70-80%。数百年来，棉花与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结下了深厚缘分。

徐光启《农政全书》书影

歌谣中的棉花

如此高比率的棉田种植，意味着棉花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因此获得文化上的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海上文人收集和创作的竹枝词中，汇集了不少同棉花有关的诗句。“三冈沿海极平沙，不植蚕桑不艺麻。”（丁宜福《申江棹歌》）“地接三冈一道斜，采无桑叶绩无麻。”（顾翰《松江竹枝词》）“此种江南遍地栽，沪田万顷辟汙莱。秋成不是闲花木，合受春来雨露培。”（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均描绘棉花种植之广，甚至还有的将种植要领径直写成口诀（同前）：最是棉田不厌肥，细舂豆饼散斜晖。灰和鸡鸭猪羊粪，第一河泥尺厚围。

棉苗最忌密连根，根浅茎长枝莫繁。不耐风潮还怕旱，希科盈尺老农尊。

脱花要趁节黄梅，时里锄头胜膏培。但得一回锄落地，棉长三寸好身材。……

同其他农作物一样，棉花的生长和收获，也要“看天吃饭”。“最怕风潮八月半，侬家全植木棉花。”（丁宜福《申江棹歌》）还有谚云：“棉花是白蛇精，最怕八月里龙现形。”中秋前后的降水影响棉花采收，是以“占睛课雨听田家，远近村庄笑语哗。少妇人厨忙未了，小姑催伴捉棉花。”（陈松《槎浦棹歌》）而在辛勤忙碌的种植之外，“牧童放犊水之涯，布谷声中雨似麻。待趁新晴天气好，手携小锉削棉花。”（陈松《槎浦棹歌》）则描绘了一幅放牛削棉花的小景。当然，竹枝词中也有述及棉纺织的。“木棉花绽夜初长，村舍篝灯纺织忙。争似红楼富家妇，豚蹄烂熟劝郎尝。”（程兼善《枫溪棹歌》）是抓紧抢纺织的景象；“素风衣被遍他乡，春绢秋罗漫较量。织得吴绵云样薄，侬家妙手有丁娘。”（顾翰《松江竹枝词》）“浦东佳布例称尖，纺织工须细洁兼。侥幸丁娘遇朱老，百年声价为诗添。”（叶廷琯《浦西寓舍杂咏》）它们描写的都是松江的“丁娘子布”，康熙年间的《松江府志》卷四记载：松江“东门外双庙桥有丁氏者，弹木棉极纯熟，花皆飞起，收以织布，尤为精软，号丁娘子布，一名飞花布。”

文人记载如是，歌谣在民间也绵延不绝。关于这一点，不仅史籍有所记载，而且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也多有传抄。1961年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上海卷）和1987年的《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收录有从上海县、崇明、奉贤收集的《棉花山歌》，实际流传的版本则更多。此外，晒花、拣花、轧花、弹花衣直至纺纱、织布、售卖各个环节，都有歌谣存证。

此外，还有关于或涉及棉花的民间故事。其中最为首要的，当属关于黄道婆的故事。而《托花鸟》（杨浦）《姑嫂鸟》（上海县）叙说的故事，既将鸟鸣与棉花的除草、收获关联起来传授农谚，人物本身的悲惨经历也与棉花关联。甚至还有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说，人们在叙说其故事的时候，也不由自主为之安插上棉田与捉花（摘棉花）的本地情景（如《张良的死》，虹口）。民俗学者指出，江南棉稻区乡村民众，不仅生计依赖棉花，生活与节庆也随着棉花种植节律展开，夏秋两季的民俗与棉花种植和收获的节奏息息相关，冬春的闲时则属于纺织与休闲。

未尽的棉花往事

棉花的故事并不随着工业化进程而结束，棉花自身演变亦未曾终止。《中国棉花品种志》（1981年版）记载有以“上海”命名的农家品种“上海莺湖棉”一种，“小叶棉”“上棉1号”“宝棉114”“奉棉160”“长605”等多个品种也都在上海选育。直到1990年左右，随着城市扩张、农田消失，棉花种植才在上海的土地逐步消失。1986年的一项研究认为，“应在八十年代逐步缩减近郊粮、棉、菜三夹种地区”，“在九十年代逐步缩减或甚至于取消近郊各县的棉花种植”，大致符合事实走向。例如，上海县在1985年作出了减少棉花种植面积的决策，到1992年撤销上海县建制时，已不再种植棉花。

2021年底，上海宝山。澎湃新闻记者周平浪图

尽管如此，学生时代学农采摘棉花，仍是数十年来上海市民的一项共同回忆。作为重要的农业产品和工业原料，棉花承载的往事，既让人联想到近现代的壮阔历程，又显示出上海这座城市难以抹消的江南底色。

而同棉花一样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则是其中蕴含的对“生产”的关切：不论农业的种植，还是从手工业到工业的织造，生产的概念对上海的诞生具有历史的关联，同时也赋予其作为一座城市的基本资格。

如此看来，重要的或许不是棉花曾经获选市花的往事，而是由此折射的“生产”在当今城市中的某种命运。当棉田万亩与“母亲工业”都已成为栋栋高楼和工业遗迹，当“纺织”的辛勤让位于“时尚”的亮丽，甚而城市的诸多生产功能都被疏散到“边缘”，让“生产的城市”取回其应有的注目和尊严，不是一种“怀旧”、不单事关这座城市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尊重，更是为了此间每一个耕耘的生产者。

（作者朱恬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