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石河子的棉田

说到棉花的用途，很多人都能说出一些，但要说它是一种具有军事用途的战略物资，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事实上，棉花真的是生产军火的基础性材料之一，一个国家的棉产量会直接影响其军工生产和国防安全。

1953年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拟在石河子开发亩产籽棉100斤的丰产方（农业工程示范方）2万亩，为论证其可行性，特邀请了一个棉花专家前去会商。这个专家对新疆的情况显然很熟，他结合棉花生长发育的要求，历数石河子的气候、土壤、降水、灌溉等条件，进行了近两小时的分析后，发表了肯定的意见，让兵团领导吃下了”定心丸“、将这个大面积植棉计划付诸实施。

当时请去的棉花专家叫做俞启葆。俞启葆，字遂初，1910年6月14日生于江苏省昆山县一个农民家庭（和浙江绍兴的俞启威家非近亲）。

1934年，他从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毕业后留校作了助教，其间从事棉花遗传育种研究，并发表了在国内外产生影响的论文多篇。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中大西迁重庆。此后，他走出实验室步入棉区，开始研究解决抗战军民的衣被问题。1938年，随着南京、济南、开封、武汉等地的沦陷，中国的集中产棉区除陕西关中外，均被日军占领。

1940年3月，经中央棉产改进所棉花专家冯泽芳举荐，他被调入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接着，被派驻陕西农业改进所，与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开展棉花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俞启葆

俞启葆工作照

当时，他在十分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取得了多项造福子孙的科研成果。那时，从重庆寄来的薪俸虽然数目可观，但通货膨胀太严重，等到他收到时，也就往往只够填饱肚子，衣着花销无钱支付。

夏季棉田闷热难耐，他就把唯一的长裤剪成短裤；秋冬天气寒冷，他就短裤外裹一件夹大衣，照旧在田间观察、在室内试验。有一年深秋，一个学校请他讲课，他就是穿着这套大衣裹短裤的特殊服装走上讲台的。尽管生活如此困难，他还把陆续获得的3000元奖金，接济了连饭也吃不饱的穷苦人家。

1945年初，俞作为留美实习生前往美国，但包括指定学校的导师在内，美方相关学者事先都已了解到他的学识，自忖业不如人、均无意收他为徒。于是，他就利用这段时间考察了美国所有棉区。

期间传来抗战胜利的喜讯，他急切地想返回祖国、利用自己的知识回国效力。一踏入国门，他便奔走呼号，希望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尽快实行，并说服母亲把自家的田地分给了穷人。接下来，他马不停蹄地去鄂、湘、赣、苏、浙、冀、晋、豫各省棉区考察，力图发展棉花生产，尽早解决国人的穿衣问题。

然而，他的梦想，很快在蒋介石政府的独裁、卖国和内战政策面前碎了一地。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国统区一浪高过一浪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使他逐渐认清了“只有***才能救中国”。

因而，南京解放前夕，当国民党军警欲挟持他和所在的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同事去台湾时，他们相约：决不离开大陆，保护好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技术研究室主任、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副院长，像一架开足马力的机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为陕西、西北，乃至华北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俞启葆和陕西醴泉烽火农业社王宝京交谈

由于长期奔波在农村，生活无定，加上过度劳累，他的身体日渐衰弱，到了1975年初发展到进食不畅的地步。家里人劝他看病他不听，组织做他的工作也做不通，在他的日程表上，仍然把每月每日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

直到那一年的7月，他出现了下肢浮肿、咽不下饭的严重情况，被医院诊断为胃癌晚期。但即便这时，他在病床上主要考虑的还是工作。他先后同各研究所的45位科研人员谈话、给十几位在外地蹲点的人员写信，还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的王鸣岐教授，请他帮助陕西农科院搞好红矮病的研究。

甚至在他病危时刻，还召来长期跟随他研究的郑剑芸和温茂萱，口述了题为《论中国棉种改革——兼论今后我国棉花选种》的论文。当工作上的事全部安排完了，俞才想到嘱咐自己的家事。

1975年9月12日清晨，他以微弱的声音向夫人和儿子、儿媳说：“我过世后，不要向组织提什么要求。”就在那天的晚上，俞先生与世长辞。

在新中国的建设时期，有很多很俞先生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苦学力行、严谨治学的精神和只讲奉献、不思回报的道德情操，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容、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步。让我们记住俞启葆这个名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