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回河南又逃出（下）——不比不知道
我将杨郎与老家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比较：
杨郎虽说粮食不够吃，但却都是麦子，糜子、谷子等正儿八经的粮食；河南基本没有什么正经粮食，全靠红薯充饥。
河南的小孩们上学从没有吃早饭一说，书包里装两个生红薯，饿了拿出来在衣服上蹭一蹭土就吃起来；杨郎的小孩也从没有吃早饭一说，但书包里装的却是煮熟的土豆，饿了就掏出来带皮吃下去。
河南招待客人用杂面做一碗汤面片儿，里面既没有菜也没有油；杨郎接待客人让你吃细白面做的面条儿，碗里即便没有猪肉臊子也有酸白菜。
河南种棉花，家家都织布，人们的衣着比较齐整，卫生习惯也比杨郎要好，大冷的天，也有人在井口用棒槌槌洗着被单和衣物；杨郎的农民衣衫褴褛，一件棉衣从新到烂，从来不拆洗。
比来比去，我给河南的打分明显低于杨郎，当然落户的想法也在悄悄地消退。
河南与杨郎不同，亲属回来上工也给记工分。我到家的第二天就与二婶一起去上工，干的活儿是翻粪堆，我一如在杨郎时一样非常卖力地干着。一起劳动的妇女都夸我干活不惜力，二婶见状也非常喜欢，竭力劝我别走了，帮她给家里挣工分。她说：“你留下不走，咱家就多了一个劳力，村里的人就不敢欺负咱家了。”
原来，因我二叔在外边工作，二婶好歹也算个有钱花的干部家属，这就势必遭到村里人的嫉妒。与村里人关系处不好使二婶很孤单，所以她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来成为她的左臂右膀，为她壮点人气。唉，我是回来寻求庇护的，那里能承担庇护别人的责任呢？
为了劝我不走，从没有出过远门的二婶还口口声声说：“咱家日子还不赖吧？全国哪儿都没有咱河南好，你看，只要有红薯，就饿不死人。”
我听了感到非常悲哀，“饿不死”就是农民的最高追求和最大骄傲吗？
不顾二婶的多次劝留，我决计要走了，并且要带走我的小弟。可怜的小弟在我母亲死后就寄养在二婶家了，他也在农村老家呆怕了，听说我要带他走，兴奋得上蹿下跳，顽皮异常。
二婶给小弟缝了一身厚棉衣，又给我买了一块咖啡色布料，外加一块白色细条纹的家织粗布。我的三个舅舅每家各给了我一块粗布衣料。我姐弟两人带着这些非常实用的礼物踏上回程的路。然而在洛阳转车时，又被小姨挽留了下来。加之固原正在防地震，父亲便写信让我姐弟俩在老家多呆一段时间。
我与小弟在洛阳住了一个月。我对小姨和姨父仔细分析了河南与宁夏的各自优劣，说了我执意要走的理由，他们也就同意了我的决定，临走小姨把她的两件七成新的衣服和一条七成新的裤子给了我，还给了我一双旧皮鞋，一顶毛线帽子和二十块钱路费。
我与小弟启程时正值四月上旬，河南气温已经转暖，但西北的气温依然很低，小弟还穿着二婶给做的粗布加厚棉衣。当我们坐的长途客车喘着粗气爬行在甘肃境内的山路上时，看到公路一侧有几个只穿着破棉袄而没有穿裤子的男孩，在寒风中裸着黑脏精瘦的光屁股打闹玩耍。
莫言所言不假。这本是大西北农村常有的景象，但八岁的小弟见此情景却吃惊得忘乎所以，他大声地对我喊着：“大姐快看，赤脊梁，光屁股！赤脊梁，光屁股！”惹得一车人都回头笑着看他。
我将小弟揽在怀里，告诉他，这里气温低，农民不种棉花，所以孩子们没有裤子穿。小弟听了很惊讶。
一年后，我带小弟到我插队的杨郎玩，他又见到了同样的“赤脊梁，光屁股”，这次小弟不再表示惊讶了。
这一趟回老家没能找到出路，但让我高兴的是，拿回的布料和衣服能解决我几年的问题，直到走出杨郎，我再也没有花钱添置过衣服。而我每年所领的布票和棉花票都被我卖掉了。那时候，一尺布票可卖一毛钱。
一九八五年暑假，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初见成效。我带着女儿到长江三峡旅游，返程时绕道河南郑州和洛阳，我又去看了二婶。这次二婶给我和女儿做的是白面条，一点红薯面都没有掺，但还是一根下饭的菜都没有。我端起碗感到没有一点食欲。
偏偏我的二婶还在一旁骄傲地说：“闺女唉，你那年回来咱家可受症（受贫困），现在全国随他哪儿都没有咱河南的生活好吧，你看咱们顿顿都吃的是白面。”
我裂了裂嘴，做出一个非常难看的笑容。这时我真想说，像咱家这样顿顿白水煮面条，现在来说恐怕是全国最差的日子了，但我终于没有说。
孤陋寡闻的二婶只知道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从前作纵向比较，不懂得与其它地方横向比较，所以自我感觉良好。我为她感到悲哀，但转而又想，她生活在自己假想的幸福中，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二婶活到八十多岁，心梗去世，去世前一点罪都没有受，真算是善终啊。
我将杨郎与老家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比较：
杨郎虽说粮食不够吃，但却都是麦子，糜子、谷子等正儿八经的粮食；河南基本没有什么正经粮食，全靠红薯充饥。
河南的小孩们上学从没有吃早饭一说，书包里装两个生红薯，饿了拿出来在衣服上蹭一蹭土就吃起来；杨郎的小孩也从没有吃早饭一说，但书包里装的却是煮熟的土豆，饿了就掏出来带皮吃下去。
河南招待客人用杂面做一碗汤面片儿，里面既没有菜也没有油；杨郎接待客人让你吃细白面做的面条儿，碗里即便没有猪肉臊子也有酸白菜。
河南种棉花，家家都织布，人们的衣着比较齐整，卫生习惯也比杨郎要好，大冷的天，也有人在井口用棒槌槌洗着被单和衣物；杨郎的农民衣衫褴褛，一件棉衣从新到烂，从来不拆洗。
比来比去，我给河南的打分明显低于杨郎，当然落户的想法也在悄悄地消退。
河南与杨郎不同，亲属回来上工也给记工分。我到家的第二天就与二婶一起去上工，干的活儿是翻粪堆，我一如在杨郎时一样非常卖力地干着。一起劳动的妇女都夸我干活不惜力，二婶见状也非常喜欢，竭力劝我别走了，帮她给家里挣工分。她说：“你留下不走，咱家就多了一个劳力，村里的人就不敢欺负咱家了。”
原来，因我二叔在外边工作，二婶好歹也算个有钱花的干部家属，这就势必遭到村里人的嫉妒。与村里人关系处不好使二婶很孤单，所以她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来成为她的左臂右膀，为她壮点人气。唉，我是回来寻求庇护的，那里能承担庇护别人的责任呢？
为了劝我不走，从没有出过远门的二婶还口口声声说：“咱家日子还不赖吧？全国哪儿都没有咱河南好，你看，只要有红薯，就饿不死人。”
我听了感到非常悲哀，“饿不死”就是农民的最高追求和最大骄傲吗？
不顾二婶的多次劝留，我决计要走了，并且要带走我的小弟。可怜的小弟在我母亲死后就寄养在二婶家了，他也在农村老家呆怕了，听说我要带他走，兴奋得上蹿下跳，顽皮异常。
二婶给小弟缝了一身厚棉衣，又给我买了一块咖啡色布料，外加一块白色细条纹的家织粗布。我的三个舅舅每家各给了我一块粗布衣料。我姐弟两人带着这些非常实用的礼物踏上回程的路。然而在洛阳转车时，又被小姨挽留了下来。加之固原正在防地震，父亲便写信让我姐弟俩在老家多呆一段时间。
我与小弟在洛阳住了一个月。我对小姨和姨父仔细分析了河南与宁夏的各自优劣，说了我执意要走的理由，他们也就同意了我的决定，临走小姨把她的两件七成新的衣服和一条七成新的裤子给了我，还给了我一双旧皮鞋，一顶毛线帽子和二十块钱路费。
我与小弟启程时正值四月上旬，河南气温已经转暖，但西北的气温依然很低，小弟还穿着二婶给做的粗布加厚棉衣。当我们坐的长途客车喘着粗气爬行在甘肃境内的山路上时，看到公路一侧有几个只穿着破棉袄而没有穿裤子的男孩，在寒风中裸着黑脏精瘦的光屁股打闹玩耍。
莫言所言不假。这本是大西北农村常有的景象，但八岁的小弟见此情景却吃惊得忘乎所以，他大声地对我喊着：“大姐快看，赤脊梁，光屁股！赤脊梁，光屁股！”惹得一车人都回头笑着看他。
我将小弟揽在怀里，告诉他，这里气温低，农民不种棉花，所以孩子们没有裤子穿。小弟听了很惊讶。
一年后，我带小弟到我插队的杨郎玩，他又见到了同样的“赤脊梁，光屁股”，这次小弟不再表示惊讶了。
这一趟回老家没能找到出路，但让我高兴的是，拿回的布料和衣服能解决我几年的问题，直到走出杨郎，我再也没有花钱添置过衣服。而我每年所领的布票和棉花票都被我卖掉了。那时候，一尺布票可卖一毛钱。
一九八五年暑假，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初见成效。我带着女儿到长江三峡旅游，返程时绕道河南郑州和洛阳，我又去看了二婶。这次二婶给我和女儿做的是白面条，一点红薯面都没有掺，但还是一根下饭的菜都没有。我端起碗感到没有一点食欲。
偏偏我的二婶还在一旁骄傲地说：“闺女唉，你那年回来咱家可受症（受贫困），现在全国随他哪儿都没有咱河南的生活好吧，你看咱们顿顿都吃的是白面。”
我裂了裂嘴，做出一个非常难看的笑容。这时我真想说，像咱家这样顿顿白水煮面条，现在来说恐怕是全国最差的日子了，但我终于没有说。
孤陋寡闻的二婶只知道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从前作纵向比较，不懂得与其它地方横向比较，所以自我感觉良好。我为她感到悲哀，但转而又想，她生活在自己假想的幸福中，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二婶活到八十多岁，心梗去世，去世前一点罪都没有受，真算是善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