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故事讲述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中国大陆，警钟长鸣。

图片来自网络 白宝山

白宝山连续做了四案，都逃避了警方的打击，他不把杀人当一回事，而且毫不顾忌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白宝山多次开枪打死打伤军人和警察，除了与巡警交火是一场遭遇战外，其余的全部都是有预谋的进攻性质的犯罪。那时白宝山已经成为了一个冷血的动物，一部血腥的杀人机器。他的残忍在于当他确定了某一攻击目标之后，无论是谁阻碍了他，他都要把对方在肉体上消灭掉。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再次犯案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以外，当然有着他自身更深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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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白宝山因为盗窃被判刑，这造成他家庭的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累。他认为这个判决有些过重，影响到了他整个前程，于是他把这笔账算到了法律和社会的头上。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刑四年。在服刑期间又被揭发出了另一件事情，他因为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的玉米被主家给发现了，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的头部一下，结果他又被判抢劫罪加判有期徒刑十年。白宝山不服气，在判决的时候他就认为法律对他不公正，他也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就被判了重刑。对此，白宝山耿耿于怀，服刑期间他在监狱里还反复的研究刑法，以弄清什么是盗窃罪，什么是抢劫罪，认为他充其量是盗窃，不应该以抢劫罪来量刑，这件事情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那么事实是怎么样的？

经过仔细阅读相关材料，可以说量刑尺度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当时的标准，我们只能历史地看待。另一方面，事情也不像白宝山所描述的那样简单，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白宝山早年的两次判决书。1983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实行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主要事实如下：

1982年12月，白宝山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衣物两件，价值人民币十元。

1983年1月21日，白宝山和张某连续撬锁三起，盗窃天鹅牌坤表一块，旧皮夹克一件，真丝被面两块，尼龙双人蚊帐一顶，尼龙自动伞一把，女士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人民币500元钱。

1982年12月16日，白宝山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一辆，价值人民币110元。

据此，白宝山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1985年，白宝山在监狱服刑两年以后，被揭发出犯有余罪，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宣行字第157号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白宝山1982年12月17日夜，在古城前街某号院内偷玉米三书包，被事主郝某发现被追至门外，白宝山用木棍猛击郝某头部，致使其颅骨线型骨折，然后头皮裂伤，缝合了九针。

二、1982年底，白宝山伙同白某在石景山综合收费场一间车间里，盗窃手推车外胎170余条，车轱辘两个，价值人民币3150元。

三、1982年的8月8日，白宝山伙同石某盗窃牡丹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台。

四、1983年1月至3月，白宝山伙同石某等人盗窃工厂仓库内的管件阀门160件，价值1900元，偷到圆木一根直径40厘米，长七米，销赃以后得款500元，全部用于挥霍。

据此，白宝山被判抢劫罪五年，盗窃罪七年，决定执行11年，与前盗窃罪四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自1983年3月8日起至1997年3月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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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1982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的职工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所盗窃的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显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的时候，不断得到加强。

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1998年3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的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已经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那就要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了我20年，那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以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有能力杀成年人，那我就杀孩子，能杀多少我就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服刑改变了白宝山的人生道路。家庭没有了，妻子女儿也失去了，白宝山成为了一个孤独的人，成了被遗弃者。在狱中他每每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可怜，对不起儿女。，白宝山出狱以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并没有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女，这更说明他在心里极为重视他们。那时他还没有钱，也不愿意给儿女留下这么一个落魄的印象，将来出现在儿女面前的将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父亲，他想留给他们一大笔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