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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于玉米的来源问题，人们普遍认为玉米为外来作物，发源于美洲大陆，在哥伦布发现***后传入中国。

中国引入外来物种的历史源远流长，最典型的莫过于西汉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此后，蚕豆、芝麻、核桃、葡萄、石榴等物种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

玉米的原产地在美洲，最开始普遍认为它是从东南海路传入我国的。但其实玉米的传播，还有其他路径，比如西北陆路和西南陆路。

作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玉米传入我国的经历，可谓是多姿多彩。

一、明清方志记载下，玉米的繁多别称

玉米从原产地美洲传入中国后，由于传播过程漫长，加上中国地大物博，以及语言的差异，导致玉米在中国拥有五花八门的别称，笼统统计就有上百种之多。

在明末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就记载道：

“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薥秫（zhú shú），盖亦从他方得种。”

在书中明确将玉麦、玉薥秫作为玉米别名。

值得一提的是，玉米的玉麦别称，也写做御麦，在嘉靖末年田艺蘅《御麦》诗序中提到“以其曾经进御，种于西苑，故曰御麦”。

因为玉米最初是上贡给皇室的贡品，种植在北京皇家西苑，为皇家所有，被称为御麦。

后来玉米流传于民间种植，在万历年间扬州诗人汤有光的《晚集益卿司徒池上渔钓有作》中写道：“御麦来从塞，侯瓜种满田”。

描写的就是园中所种玉米和甜瓜的景观，在王世懋《学圃杂疏》中称其“圃中可植”。

这时的玉米，更多是被人作为观赏植物种植。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玉米虽然能食用，但最开始引进时味道并不好。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

“可煠炒食之，炒拆白花如炒拆糯谷之状，米甘平。”

在这里称玉米味道“甘平”，从药物的角度来看，可能属于味道一般。

王世懋在《学圃杂疏》中也觉得：“西番麦……煮食之味亚芡实”，可以说在明朝人的食谱中，玉米的口味确实不佳。

玉米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那就是珍珠粟。

清康熙时期，广东的《阳春县志》中记载：

“珍珠粟：正二月种，五六月熟，每一本结实三包，每包裹子数百粒，状若石榴子而黄，亦有一种红色者，宜园圃中种之，生熟俱可食。”

珍珠粟这个别称，后来也成了广东各地的玉米统称。

清朝乾隆时期的福建地区，根据《福宁府志》的记载：

“番麦，干似蔗而叶柔，苞从心抽结，如榴味，一名玉米。太守李拔教民广种，可充饥，亦可作酒，传为李公麦。”

其中对于玉米的描述，可谓是十分贴切，人们将玉米称为番麦，又因为当地太守李拔在任时，大力推广种植玉米，称之为李公麦。

从李拔大力推广这一情节可以得知，在清朝乾隆时期，玉米还没有在福建地区广泛种植，大致处于一个推广试种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玉米在中国广袤土地上“遍地开花”，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主食之一。与此同时，还有玉米在不同地方的称呼，如：包（苞）谷、苞米、御粟、苞粟、御米、玉高粱等。

二、玉米的来源：反东南亚海路等传统视角下的西北陆路

新航路开辟后，美洲大陆独有的作物迅速传遍全世界。

传入我国的新事物也有许多，其中以大航海时代下的东南亚海路，以及南亚陆路的传播途径最为广泛。

对于玉米的传播途径，人们也普遍认为是从这两条路径传入的。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可靠或者说并不全面。

关于玉米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嘉靖年间。

在嘉靖十四年，即公元1535年的《嘉靖南畿志》记载道：

“花果园在城南，姜菜园散在城隅，香稻田、番麦厂并在城东，以享宗庙。”

这里的番麦指得便是玉米。

而玉米的来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

而在田艺蘅的《留青日札》中提到：“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

王象晋的《群芳谱》中称玉米“出西番，旧名番麦”。

在明朝的文献中，普遍认为玉米“出于西番”，所以将玉米称之为番麦、西番麦。

而所谓的“西番”，在明朝人叶向高的《西番考》中记载道：

“西番，古吐番地，本羌属，凡百余种，散处河、湟、江、岷间。”

一般来说，传统吐蕃之地指得是四川西部、云南西北地区。

而古吐番地的范围也比较宽泛，在唐中晚期，吐蕃消灭吐谷浑，其领地范围占据中国西北相当大的土地。

明人眼中的西番，不仅仅指吐蕃，还包括传统西域异族番国，根据雷礼的《都御史陈德文传》记载：

“陈德文……三十年使西番撒马儿罕等国，开通西域。”

陈德文出使的“西番撒马儿罕”，在今天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

田艺蘅《御麦》诗中“御麦曾经种籍田，移来西域中兴年”，指的便是玉米来源于西域。

汤有光《晚集益卿司徒池上渔钓有作》诗也称“御麦来从塞”，一般来说，“从塞”多指西北边塞。

由此可见，玉米有极大可能来自传统西域之地。

而明嘉靖二年至八年，天方、撒马儿罕等“西番”的国家，频繁派遣使团来明朝朝贡，其中便有可能携带从欧洲获得的***作物。

总而言之，玉米可能就是由这些西亚、中亚使团来华朝贡带来。从《嘉靖南畿志》的记载来看，最晚不过于嘉靖十四年。

此外，玉米的植株形状和生长习性，明显与我国传统大小麦有很大差异，但在命名时却称为番麦、西番麦。

以“麦”作为名称，引人深思，或许是同为粮食作物，语言上的翻译问题。

经过北京、南京的皇家宫廷种植园栽培成功后，田艺蘅在《御麦》中提到“吾君不宝殊方贡，异麦重教四海传”，说明嘉靖帝并不独享玉米，还将其传向民间。

三、玉米的快速传播，清朝人口危机下的现实需求

在明朝时期，玉米的传播范围十分有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玉米“种者亦罕”。

可能是因为口味、作物未改良成功、小冰河期温度低等问题，玉米在明朝并没有被广泛种植，这种情况直到清朝中期才得到改变。

在清初顺治时期，山东《招远县志》记载道：“田畔、园圃间艺之”。

玉米只是大田边、蔬菜地小规模种植，传播十分缓慢，与明朝的情况相比也没有太大改变。

不过到了乾隆时期，玉米开始被大规模推广种植。

前文提到的《福宁府志》记载：“太守李拔教民广种”，可见玉米作为粮食开始被朝廷重视。

之所以兴起大规模种植玉米，与清朝大量人口的增加有着极大关系。

清朝中期，中国人口从原本明朝的一亿多，不到两亿的人口，一瞬间膨胀到了4亿，到达古代人口数量的高峰。

随着人口增长，粮食需求大于供给，粮价上涨迅速。

底层人民为了满足基本温饱需求，选择以“价视米贱而耐食，食之又省便”的玉米作为主食。

此外，为了生存，底层民众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提高单产；同时扩大耕地，来增加粮食总产量。

与其它粮食作物相比，玉米耐旱，且在丘陵山地中也能生长，产量还不低，也不占用其它耕地，种植玉米可谓是非常划算。

在人口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大量人口开垦丘陵山地来种植粮食，玉米得到广泛种植。据《遵义府志》记载：

“岁视此为丰歉”、“富人所唾弃、农家之性命也。”

玉米快速传播、大规模种植的背后，是清朝人口危机下的底层民众为求生存的现实体现。

结语

总的来说，玉米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在传播过程中的名称也可谓繁杂。

对于玉米的引进来源，虽然前文列举西番为传统西域中亚地区，但就其引入途经，也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作为单一的传播途经。

在万历后期以后，甘肃、广东等地也有后续传入的记录。玉米进入中国的路线，也并未排除东南海陆、西南陆路等途经。

但不论如何，玉米最终传向了民间，作为外来高产作物之一，它与土豆有效地缓解了清朝的人口危机。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外来物种逐渐成为中国的传统主食之一，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饮食文化。

参考文献：

《农政全书》

《明史》

《本草纲目》

《御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