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陈德起

整理/王玲

我从1961年参加工作，到2006年退休，除前11年的商业工作外，后35年都在D政部门工作。1972年任沧县张官屯公社团委书记，1974年任公社党委副书记，1976年开始先后任大褚村、王祥庄、望海寺、穆官屯、纪家洼公社书记。1992年调县直党委工作。如今40多年过去了，但公社期间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以大学习促进大落实，一年四季不间断

文革期间，公社各项工作讲究政治挂帅，要求干部群众思想革命化，以革命精神为党工作，这叫“抓革命，促生产”。当时人们的政治敏感性非常强，顺口溜说：“左一个坑，右一个坑，掉到哪个坑里都说不清。”上级的命令是严肃的，下级必须执行。公社每开展一项工作，首先要吃透上级精神，掌握政策。公社党委经常开会学习，党委会议、党委扩大会议、村党支部成员会议……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任务紧迫还要连夜开“飞行会议”。1978年，为贯彻全党全军学习济南军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县委晚上召开“飞行会议”，并要求公社连夜传达。各公社书记骑自行车赶到县委，开完会又摸黑返回公社组织召开会议进行传达，散会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人们总是绷着政治那根弦。

当时是“贫下中农跟党干，革命干部按照指示办，四类分子最好管，不好办的是三类半”。“三类半”是指那些村里调皮捣蛋，“蒸不熟、煮不烂”的刺头，自称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局，难死法院。有一位“三类半”气得公社书记撂了挑子。一天，公社书记召开村干部会议，一位村干部反映本村的一个社员的事不好办，总是捣乱。公社书记说：“教育教育他。”村干部回去后对那位社员说：“公社书记说了，你再捣乱就教育教育你。”结果这个社员主动找到公社书记接受教育。公社书记说不教育他，社员不愿意，就天天缠着他接受教育。书记在单位，他在单位，书记回家，他跟着到家，书记去县里开会，他找到会场上，生生把个公社书记腻歪得称病不上班了。

那时候，许多老干部学习抓得紧，思想确实过硬，堪称“思想革命化”。1973年前后，在张官屯公社任党委书记的张金山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解放后，先后在河北省、沧州地区、沧县检察院工作（行政16级），为了家乡建设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老伴也是一位老党员，国家干部。三年自然灾害时，国家有困难，党号召全党支援农业，他让老伴写申请退职还乡务农，户口非转农。因为他有病，老伴来公社照顾他。他怕搞特殊，自己不起伙，坚持到公社食堂就餐。每当食堂改善生活，怕同志们买不上，自己总是最后一个买饭。

1973年，因石油会战占地，给公社8个招工指标，他全部分给了公社和社直单位其他干部的子女招了工。自己的儿子从部队复员回来，找到父亲要求招工，他对儿子说：“父母把你养大成人，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一辈子不给党添麻烦，让我办私事，我没这个权利。我有经济条件帮助你，没有条件，你应该自食其力，让我说话，我不说。”儿子哭着回到农村老家，后来，在公社机电站上了班。

他1976年离休时，国家拨给计划内的1.5立方米木材用来回家建房。当时木材的市场价格是计划内木材价格的两倍多，但他考虑国家有困难，没有要计划指标，自己在市场上高价买了木材盖了5间房。木材不够，门框是用向日葵杆捆成把子做成的。

以抓管理促进大丰收，上下齐心忙生产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带有浓重的行政命令色彩。公社党委管农业生产非常细，生产队种什么、怎么种、种多少、怎么管理，都要管，而且大会讲，小会谈，有布置，有检查，种上以后还要实地看。你不干，他不干，书记挽起袖子带头干，看你干不干。公社管生产，大致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定粮食生产目标要求；二是在遭受自然灾害时，弥补农业损失；三是催种催管。

1975年上级提出了粮食产量“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亩产指标。上纲要是亩产400斤，过黄河亩产600斤，跨长江800斤。按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这些指标很难实现。那时的麦子产量很低，小麦的当家品种叫“小红芒”，亩产100斤，本地玉米锤叫“一把抓”，亩产200来斤，高粱亩产100多斤。水利条件差，化肥少，优种几乎没有。但当时的人们具有“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各级领导坚决听党的话，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完成党的任务。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各级领导想了很多办法，一是改善地力，深翻土地，养猪积肥；再是引进优种；还有就是学习外地经验，改善种植方法等等。

为了改善地力，上级要求深翻土地，动员社员家家多养猪，公社办养猪厂，多积肥，松软耕地，多施农家肥。深翻土地到什么程度呢？那真是被逼出来的绝法子。所有的男女劳力、中小学生，在春冬两季集中到一块几十亩大的地里，一趟趟、一排排分段分工，像挖沟一样干得热火朝天。人们先把阳土挖开 一米多宽放到一边，然后往下挖一米多深，挖够深再按先填阴土后填阳土的顺序把沟填平，这种填法不影响当年耕种。这样一米一米的来回翻，直到整块地翻过一遍。翻地时有工程员监督，用尺子测量，深度不够，再重翻。

养猪积肥，是公社要抓的一项重要工作。每家每户都要养一头猪，有能力的鼓励多养。这项工作既增加社员的家庭经济收入，又达到积肥的目的，是一件好事。但是，当时家家的粮食不够吃，没有多余的粮食喂猪，喂猪是靠一些刷锅的泔水拌些糠麸、青菜之类的，将近一年喂一头猪，长的不大也不肥，经济效益不好，但不失其主要意义——积肥。其他的积肥方法如把柴草埋在坑里发酵沤肥，把麦秸铡碎拌上牲口粪，堆成梯形，表面抹一层泥发酵。但当时柴草是人们生火做饭的主要燃料，用于积肥的东西不多，自然积肥的效果不理想。在积肥活动中，涌现出一些无名英雄，有些人起早贪黑，大街小巷拾猪狗粪，拾满一筐头倒在生产队的粪堆上，不留姓名。也有个别人深更半夜到生产队的粪堆上偷粪，背回自己家，然后再交给生产队去换工分。

引进优良品种，是提高粮食产量的有效方法。但是，当时优良品种几乎没有。上级引进一种杂交高粱（也叫多穗高粱）推广种植，每个生产队都要种几十亩。这种高粱秸秆有一人来高，长圆型的大穗子沉甸甸的，株距小，亩产能达到五六百斤，算是高产作物。比本地的红高粱、白高粱秸秆矮许多，社员又叫它“老头高粱”。这种高粱虽然高产，但有两难：一是难吃，二是难拉。用这种高粱面蒸的窝头或饼子瓷实、夹生，味道不好，咬一口嚼半天，像一嘴生面子很难下咽。吃下去不好消化，易干燥，大便也很受罪。杂交高粱不好吃，秸秆却是甜的，每当收获季节，都要引来许多小孩子尝“甜棒”，很受孩子们喜爱。

引种大麦，大麦是酿制啤酒的原料。穗大秆粗，播种密度大，长好了每亩产量能达到四五百斤，属于高产作物。但是，作为口粮也不好吃。用大麦面烙饼、蒸馒头吃着粘，有异味，远不及小麦面香甜可口。不过大麦面也有一种好吃的做法，是“吃炒面”。就是把麦子在锅里炒熟，磨成面，抓一把放在碗里，倒上水，放点糖，用筷子搅，越搅越糨，吃起来像芝麻糊，香香甜甜的，小孩子最爱吃。大人中午干完活回来，吃饭前也要吃上一碗，清凉解暑气。

上级推广种大麦，有的村顶着不种，公社干部一再催促，村干部觉得过意不去种上一些。大麦是喜水喜肥的作物，肥力小，水质差，肥、水跟不上，根本长不好。当时，化肥尚属稀罕之物，拨到每个生产队的化肥是少之又少；浇麦子用的是浅井的水，浅井水水质咸而且不够用，浇上几水，地给浇板了，麦子长得稀稀拉拉，秆短穗小，达不到预计的产量。收割时，拔，拔不动；用镰刀割，割不上手儿，只好用镰芟，耙子搂，社员称之为“地爬子”麦子，播种大麦不受人们欢迎。

“土里捂，六百五”，“一根针，八百斤”，这是当时上级为完成种麦任务扩大种植面积，推广种“土里捂”提出的口号。北方农民有种“土里捂”的习惯，是在天旱无雨的播种季节进行播种，以待时雨。在那靠天吃饭的年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一级压一级的强行大面积播种，对于种地行家的农民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种子长时间捂在土里，会发霉变质，有白扔种子的风险。尤其冬小麦，冬小麦在秋分前后播种，入冬前麦苗要完成分蘖，来年长势才好。“土里捂”小麦在入冬前即使生了芽，分不了蘖，像一根针似的没有好收成，何谈800斤。上级让种，就得执行，往往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1977年县委提出一年建成大寨县的目标，引进推广“宽垄密植”、“双株玉米”种植法。“宽垄密植”，是指株距特别小，行距有一米来宽的种植方法。“双株玉米”是采取点种的方法，每两颗种子一窝，长出的苗是两棵在一起。这两种种植方法的共同之处就是密植，垄距宽，通风透光，按说是有科学道理的。据说种植成功的地方，亩产能达到600-700斤。但那需要有一定的水肥条件作保证。褚村公社当时在王芦庄、刘码头两个生产条件比较好的村进行了试种，其它村子也提倡，不强调非种不可，试种的结果都不理想，也就自行消失了。

1977年是个涝年头，公社机关干部全部下村，指导和帮助生产队“挖沟、导渗、治泥坨”。干部吃住在村和社员一起排水、积肥、整地，为了使农业少受损失，有的干部家里孩子有病，都顾不上回去看看。为了抢种小麦，公社组织各村抓紧时间耙地，这叫“治泥坨”。因为地湿，耕地扯大泥条子，遍地是大泥坨子，没法播种。全公社4000多亩待播地，治泥坨成了一项艰巨任务。褚村地面上的土质有个特点，叫做：早晨软、晚上硬、中午耙不动。就是晚上还适合耙地，公社派干部下村组织各村夜晚耙地，一时间遍地灯笼火把，人喊马叫，煞是壮观。

以学大寨促进大跨越，完不成任务不回家

1977年，农业学大寨运动达到高潮，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轰轰烈烈。农业学大寨，是1964年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来的。主要是学习大寨“改天换地，治山治水，建设稳产高产田”的经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对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

农田基本建设主要任务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做到水、田、林、路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干、支、斗、毛渠配套成网，提高蓄水能力。打井办电扩大地下水灌溉面积。

农田水利建设最壮观的当属“根治海河”。“根治海河”是党中央毛主席1963年提出来的一项战略任务，以后成为各地区每年必有的一项工作任务。每年秋季各生产队出工搞大工程，农闲全体出工搞小工程，春季3月份再出一次。上下级有完备的组织体系。县级成立根治海河指挥部，设总团，下设分团，公社设连部，由指导员、正、副连长、管理员、宣传员、工程员、统计员等人组成。沧县32个公社一季出近万名民工，治河大军出发前，公社指导员先要进县培训领任务。

1974年我当过一任连队指导员，去县里参加培训领任务，县团领导见我是一个矮瘦的小孩子，担心领导不了，完不成任务，就给张官屯公社书记打电话提出换人。公社书记说：“就让陈德起去，落了后，公社党委一起去。”

我带着本连459人的队伍出征了。在盐山县一段工地安营扎寨，从驻地到工地每天要转一个桥，走三里多路，浪费时间，我们决定在河上就近架设浮桥。时至寒冬，河面已经结了一层薄冰，我带领连部班子全体人员下水和民工一起打桩架桥，这一行动激发了民工的积极性，桥架好了每天节省了上工的时间。

劳动中，我每天丈量进度，哪个班落了后，就带领连部班子人员帮着干。晚上和民工住一个工棚，每个工棚住28个人，工棚里脚臭汗气，加上打呼噜说梦话，忙累一天，对这些全然不顾，倒头就睡着了。晚上工地演电影，我就把看抽水机的人替回来去看电影，自己守着抽水机。我以身作则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结果秋季提前7天完了工。完工以后团部不让撤离，我们接着干春季工程，等其他公社完成秋季工程，我就让小伙子们去盐山县城洗澡推头，换换衣服，戴上顶新帽子，像工人一样，小伙子们乐不可支。

1976年到大褚村公社以后，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当时是“大兵团外地干，内线全县干”。大褚村乡先后挖了新老陈圩河。为了解决横向排灌问题，我们动员全公社5000多人，开挖了黑龙港河到白芦庄宽20米 、深2.5米 的引水渠。工地上红旗招展，喇叭嘹亮，社员们抬大筐，迈大步，挥汗如雨，干劲冲天，10天完成了任务，取名“双庆渠”（即庆祝粉碎“四人帮”和**锋上任）。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全县农田基本实现了方田化，南沟北路，提高了抗旱排水压碱能力。做到精耕细作，实现了小畦小背小垄沟。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打井开采地下水走过了由打砖井（5米深），到打真空井（9米深）、大锅锥井（40米深）、浅机井（120米深）、深机井（300米深），提水由人力到机器、电力的发展路程。

60年代中期以后，各公社打了大量的砖井，几乎每块地里都有一眼砖井，地面大的还有两、三眼的，马落坡公社打了一眼“社会主义”大井，安装了8个辘轳，供8人提水。为了打这些井，公社组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昼夜奋战。砖井虽然不深，多半井的水，以那时的提水能力，也能连续浇地，但浇地的速度很慢。浇地靠人力或牲口，工具是辘轳和水车，用辘轳提水是一斗子一斗子的往上摇；水车是生铁铸造的两个齿轮，一个平装着，一个立装着，互相咬合，利用齿轮原理带动立装的齿轮，齿轮上挂着铁链子，铁链子上装皮钱，在一个铁皮管子里穿过，伸进水井里，皮钱和铁皮管的内壁相吻合，随着齿轮的转动，铁链子带着皮钱向上走，皮钱把水吸进铁管子，达到提水浇地的目的。推水车就像推石磨一样一圈圈的转，一般是两个人推或用牲口拉。水车一圈圈的转，水缓缓地流进半尺来宽的垄沟，流到地里，因为提水慢，一天也只能浇几分地。为了赶任务，村干部组织社员几班倒替着昼夜推水车浇地。入冬前给麦子浇冻水，晚上浇地的人们又累又冷又睏走的很慢，缓缓的水流没等到地里就结了冰，工作效率非常低。

“真空井”，是水井家族的轻骑兵。继砖井之后，生产队广泛运用真空井采水。真空井构造非常简单、轻便，其主要部件就是一棵9米多长，直径3寸左右的厚铁管子和一个压机子头。铁管子下端有一锥形的尖头，尖头上方分布着许多一公分左右的小孔，是进水用的。顶端焊接着比管口大出两三寸的圆盘，上面安装压机子。所谓压机子是一个铁制的吸桶，吸桶内有活塞，吸桶上安装着一个压把，吊着活塞，人上下压动压把，拉动活塞吸气，利用压力差的原理提取地下水。也可以安装两个吸桶，一边一个人两头压，又叫“二人乐”。真空井的最大特点是可以转移场地，重复使用。井管子一个人就可以扛着走。真空井轻便，但打井却得需要十几个壮劳力完成。

去浇哪块地，选好打井地点，挖个小坑，倒上水，把井管立在小坑里，在井管下方呈十字绑上两棵木杠，四人一组，一人把一棵，把井管抬起来，用力向下，井管一段段进到地里，随着井管下走，木杠不断往上移，不断倒水，以软化土质，就这样十几个人替换着，时间不长就会把9米多长的井管打到地里。井管打下去以后，下道程序是洗井，在井管上安装好压机子，一个人压或是“二人乐”，不断往吸桶里倒水起封闭作用，开始压上来的是泥浆，等把水管下方进水孔周围的沙泥抽完，有了相当的空间才出清水，才可以浇地。靠人力压压机子浇地，也很慢。在抢种的季节，社员被派去爬洼（黑白在地里浇地）也浇不了多少地。后来，有了小型柴油机，安了电，利用机器或电动机带动水泵提水，浇地问题才得到改善。直到上级决定打浅机井、深机井，农田水利建设才有了大的发展。

1978年，县委在高川公社砖厂召开动员大会，开展“机井大会战”，改变大自然，实现农田水利化。“机井大会战”在运西涉及7个公社，重点是杜生、大官厅。他们的做法是建机井组，一眼深井、一眼浅井、一眼大锅锥井。深、中、浅三眼井在一起为一组，同时抽水，汇集到一个大水池，这叫“咸、淡混合”。再铺设塑料垄沟，近水远调，三眼井的水量足可灌溉到四、五百米的田地。机井组旁盖有小砖房，房前有一个小花园和菜园，有专人看管。时任中央副主席的***、国务院副总经陈永贵都来杜生视察过机井组。

打一眼深机井，需要资金45000元左右，由国家出30%，公社出40%，大队出30%，大队拿不出钱的，在信用社贷款。各公社成立了打井队，公社机关干部分头包村蹲点，掌握进度，解决问题，保证质量。尤其是下井管时，我们亲自到场指挥，编竹笼，绑树棕，填泥球，每一个工序都严格把关。为了赶进度，我们在大年三十晚上蹲井眼，和打井队员们一起在井位上吃饺子。经过近一年的奋战，共打井27眼，褚村公社27个自然村村均一眼，配套完成22眼，因资金问题有5眼井没有配套。

群众说起那些没有配套不能出水的井是：“远看像座坟，近看是个锅，掀开锅一看，底下扣着三万多。”公社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发动全公社社员，每人贡献一个鸡蛋，支援机井配套。机关人员入村到户向社员借钱。那时候钱不好借，就那么30、50凑够了钱，又向国家争取到大小4台机器，5眼井完成配套出了水。机井质量都非常好，出水量在60立方米/小时以上，每个村能保证200多亩的水浇地。深井水质好，每亩增产200多斤粮食，达到了亩产400多斤。褚村公社5000多亩水浇地，增产粮食100多万斤，缓解了社员吃饭难的问题。

为了节约用水，科学用水，上级提出学习杜生经验浅井深井沟渠搭配使用，咸水淡水混合浇地。这时的农田水利建设已比较完备，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浇地再也不用人力，田野上到处是喷涌的“清泉”，在人们的心田上，也滋润出希望的生机。

以粮为纲狠割尾巴，群众生活不好过

1972年以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了转向，提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收自留地”、“砍副业”等主张。资本主义无论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跑到炕头，就追到炕头，跑到山间，就追到山间，让资本主义无处藏身。当时的说法是“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同样是增加粮食产量，提出来“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全面砍光是指砍伐果木树种粮食；砍掉副业，集中精力搞农业，包括社员的家庭手工业等一切非农业生产经营。在张官屯公社的陈院村，把葚子树、桃树、杏树全砍了，在砍梨树时受到社员群众的强烈阻拦，得以保留下来。“自留地”是依据1960年中央农业“60条”的规定分给社员的，沧县社员每人分2分“自留地”，作为社员自主经营的一个小田地。现在要收回去，说是：自留地与生产队“争肥、争水、争劳力、争思想”，社员是“站在洼，想着家，扶着犁，想着集”，现在要“劳力归田，人心归队”，不收自留地，就是走资派。当时，姚庄子公社有一位党委副书记，在党委会上提出“六十条”还管不管用，被反映到上级，受到批评，挨了处分。

把集体工副业看作是“生产在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要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铲除资本主义的土壤。集体工副业是“干部吃喝的窝，生产资本主义的温床，挖社会主义工业墙角，不正之风的风源”。公社建砖窑是“挖社会主义的土，赚资本主义的钱”。把工副业聘请来的技术人员当成“黑师傅”，到处追查，到处批判。张官屯公社小朱庄有一位“黑师傅”被批斗游街，后来被逮捕，戴上了手铐脚镣判了死刑，报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批，因为此人是天津市人，天津市反对，留下了一条性命，后来此人当了秦皇岛市副市长。

收自留地，是涉及千家万户吃饭问题的大事，社员抵触情绪很大。按当时的生产能力，每年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社员全年的口粮。一个成年劳力一年大约需要500多斤口粮，一个6口人的家庭，如果有4个成年劳力，单说成年劳力每年需要粮食就得2000多斤，许多时候每个家庭实际分得粮食远远不够这个数。那时有“青黄不接”、“苦春”之说，是指春天到麦收前的几个月，叫做“麦子黄梢，饿的蹬脚”。

在这段时间里有许多户缺粮断顿，靠吃国家救济和“返销粮”。如有自留地，这一段的粮食缺口能得到补充，还按一家6口4个劳动力来说，这样一个家庭分1亩2分自留地，每年种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小麦收140斤，玉米能收300斤。人们还种红薯、种白菜，能收近1000斤红薯、2000斤白菜，家家挖有大菜窖，这些红薯、白菜能和着粮食吃一个冬天。收回自留地，人们没有这一部分经济来源，缺粮问题凸显出来。

割资本主义尾巴，集体副业割掉了，多种经营不能搞了，许多果树被砍伐。原来有副业和多种经营的村或生产队工值都很高，能达到2元左右，半年或年底还能分几十元、数百元不等，靠单一的粮食生产，劳动工值降了下来，集体和社员的日子都不好过了。

困难中，有些社员去开荒地。荒地是一些边边沿沿、沟沟坎坎的土地，又叫“闲产地”，生产队值不得耕种，这些人利用业余时间种上点东西。有一位光棍儿老头，开了一块荒，一天老头正在地里忙活，一位公社干部骑自行车打此路过。他见老头在开荒地，就下车问老头：“你怎么开荒地呢？”老头说：“啊，怎么的？”干部说：“不行！”老头一听急了，大骂道：“你个大混蛋，毛主席说‘自力更生’，你不让‘自力更生’，你不听毛主席的话，我打你个大混蛋！”老头拿着铁锨向干部冲过来，干部一看事不好，骑上车子跑了。

社员做小买卖也在被“割”之列，叫“投机倒把”。尤其是粮食、油料、布匹等物资，禁止贩卖。工商管理人员在集市上负责追查，经常追得人们到处跑。自家产的东西可以上市，老太太养几只鸡下蛋，自己舍不得吃，攒10个、8个拿到集上卖，换回些生活用品；户家养一头猪，年底宰掉卖一大部分，留下些过年用。头脑灵活点的社员，做小买卖管也管不住。白天你看他在生产队上干活，散工后，他骑着“大铁驴”一宿上百里地出去了，等你发现他，他贩卖点什么东西，赚个10元、20元的回来了。有一次工商部门抓住一个贩卖布匹的，这事性质严重些，就让他披了一身白布游街批斗。

想起那些年，真是心没少费，累没少受，汗没少出，产量没上去，老百姓日子没过好。50年过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比过去有了质的提高，汽车、手机、楼房普遍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一方面，我们要珍惜当下。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努力工作，为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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